构建我国行政审判“参照”惯例制度

我国应加紧将惯例引入行政审判依据体系,确立"参照"惯例制度。这一做法不仅有宪法、法律和司法解释依据,而且有利于保持行政与司法"依据"的应然一致性,便于将惯例纳入司法审查,拓展以"平等权之诉"为代表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参照惯例的条件是惯例合法有效。惯例的适用性审查不以原告申请为前提,"参照"的内涵为"裁判依据引用"而非"裁判理由引述"。当下行政诉讼制度设计中的"一并请求审查"、"向处理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审判依据体系、司法认知、涉外行政诉讼等条款中应融入惯例地位、功能等内容。     

行政诉讼中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研究

检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文本变迁和实践运作,可以发现原本处于边缘化地位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已经上升为当前行政审判的重要制度。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兴起既是人民法院努力优化行政审判外部环境和民众寻求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结果,更与行政机关改善自身形象寻求外力合作治理的动向密不可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运作目前尚存在运动化、形式化和庸俗化的误区。为了保障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有效实施,应当坚持三步走的渐进式制度运行模式并辅之相配套的裁量机制、评价机制和公开机制。     

关于行政审判中的司法建议制度的思考

为了满足社会司法需要,更好地解决行政纠纷,扭转行政审判的尴尬处境,司法建议便风行于行政诉讼之中。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还存在着不完善的司法建议制度。本文通过对我国司法建议的主体进行理清,从根本上对司法建议内涵进行揭示,对现阶段我国司法建议中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总结。以司法建议有效机制的建立作为问题的突破口,同时在对司法建议的三要素进行明确的基础上,创建一套比较符合法院审判和实践的工作流程,并保证在管理社会的过程中,法院能够对问题予以及时的发现与反映,并对其予以积极的解决,已达到行政审判中司法建议权的终极目标及根本价值的目的。     

行政裁判执行制度研究——以对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为视角

行政裁判之执行制度是解决行政争议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实现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重要途径,也是法律实现的重要形式。行政案件的特殊性,使得行政诉讼执行难在当事人双方并不具有同等的程度。由于司法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以及法律规定的疏漏,行政裁判执行难尤其是行政机关败诉案件的执行难已成为我国执行难的一大痼疾。这种状况不仅使行政审判举步维艰,而且降低了司法权威。解决行政裁判执行难的关键在于解决对行政机关的执行问题。而要完善行政裁判执行制度,就必须进一步改革司法体制,加大对行政机关拒不履行行政裁判的制裁力度。     

审判中心视角下的行政诉讼制度构造

"以审判为中心"的政法政策同样适用于行政诉讼制度改革,它要求法院发挥自身司法能力和司法制度能力,有效地介入涉法行政争议之中,并藉此保护法益。在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是法律监督上的国家权力结构关系。法院优位于行政机关,法院作为独立裁判者指挥诉讼管理关系和裁判过程。以审判为中心的行政诉讼制度构造,应最大限度地发挥法院司法能力在解决行政争议上的优位角色,应完整地发挥行政诉讼法的制度能力,即发挥立法、司法解释、司法组织及指导性案例的制度功能。行政诉讼司法准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诉讼管辖、庭审制度等,是否体现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改革方向,主要看其是否有利于行政争议的实质解决和法益有效保护。"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政策和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为中心的行政诉讼制度,影响了法院的诉讼角色和功能。回归司法权和诉讼制度本质,宜在行政争议、行政行为和法益之间构造出一致性的诉讼结构关系;宜从组织和体制改革转向程序改革,发挥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在塑造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上的作用。     

行政机关协调民事案件的检视与除弊

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劳务纠纷、商品房买卖、房屋拆迁、房屋搬迁、企业破产纠纷案件过程中,行政机关经常会以各种借口主持协调民事案件,确定纠纷的审判方向。这种行政机关协调民事案件的现实存在动摇了独立审判基石、违背诉讼平等原则、打破诉讼三角构架、助长了司法工具主义。其解决之道是构筑行政区划与司法管辖适度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并建立起"法庭之友"制度,从而将行政机关参与民事诉讼制度化、规范化。     

ADR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运用探讨

随着行政纠纷的与日俱增且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传统单一的行政纠纷纠纷机制给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和压力,本文试结合当前行政诉讼面临的困境和行政审判工作实践,分析在我国运用ADR解决行政纠纷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通过借鉴美国、英国和日本的ADR制度,提出了司法ADR等多种完善我国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方式和手段,以期更好地处理好行政纠纷,促进全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行政诉讼程序运作中的法律、行政与社会——以一个“赤脚律师”的诉讼代理实践为切入点

本文以一个赤脚律师长达十年的诉讼代理实践为切入点,从立案、审理、收费与执行等环节研究了中国行政诉讼程序运作中法律与行政、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中国行政诉讼程序运作的基本特性在于,它既不完全是以形式理性主导的科层型司法与规则统治型司法,也不完全是以实质理性主导的协作型司法与纠纷解决型司法,而是所谓的混合型司法。因此,中国行政审判的实践并非如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缺乏独立性,而是存在着有限的独立性,但法院这种旨在平衡党政力量、群众力量、法院利益与法律本身的有限独立,与对法院的行政干预构成了一种合谋关系。本文对行政诉讼程序运作过程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赤脚律师出现的制度背景。     

行政诉讼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司法政治学的视角

新《行政诉讼法》修订颁布之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正式成为一项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司法运作机制。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地方政策试验到中央立法吸纳的过程。从各地关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政策文本出发,不难发现社会稳定压力与地方法制竞争的外部因素影响,而且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实践运作,也主要依赖于数字考核的指标控制而非行政法治的自我拘束。从中国行政诉讼模式变迁的大背景下观察,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与行政诉讼协调和解、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根源自相同的法理,均旨在实现纠纷的实质性化解,而不再将合法性判断视为行政诉讼的核心议题。     

行政复议的功能定位

行政复议作为行政机关内部处理行政纠纷的机制,是一种介于纯粹的行政管理活动和法院的司法活动之间的行政裁判活动.行政复议的功能定位关系到行政机关处理行政纠纷的范围、程序和裁决方式等问题的确定.本文试从行政功能、司法功能和程序功能三个方面对行政复议进行定位.     

略论行政机关的准司法行为

以审判方式解决民事诉讼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本来是司法机关的职权,可是行政管理机关对民事的和行政的纠纷事件所作的裁判性活动,在其行政行为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是一种准司法(或半司法)行为。这种准司法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一、行政机关关于行政争议的复议复审制所谓行政争议,就是当事人认为主管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决定违法,以致损害了他的权利或利益,请求国家予以补救的纠纷事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

尽管在我国的法律规范体系中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位阶最低,但其在实践中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文章通过对比全国各个层级法院的真实行政诉讼裁判文书发现,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制度规定还不够详细,使得全国各级法院等司法机关难以很好地落实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制度,进而提出了完善建议。     

我国行政司法运行情况的实证评估

行政司法程序对于审查行政执法行为合法性、保障行政行对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行政诉讼实践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行政司法程序的制度价值,可以通过实证评估的方法进行测量。中国司法文明指数报告项目的调研数据,反映了我国行政诉讼在及时受理起诉、符合程序公正、有效执行裁判、提供有效诉讼救济等方面的情况。通过对调研数据进行挖掘可以发现,行政司法程序的运行情况与法官形象之间存在正关联,对于这种关联可以进行多种解释。对于行政司法程序的评估,不同职业群体之间存在差异,这可以解释为视角偏差、社会信息供给负面化等原因。     

中国行政诉讼中的府院互动

近十五年来,府院互动活动在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的开展,更新了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传统认知,促进了行政审判制度化解纠纷、支持与监督行政等功能的发挥,同时也存在运行规范性欠缺的问题。以审判为中心和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观念引领下的个案处理型府院互动,旨在实现纠纷解决的司法目标。合法性底线论和行政过程论观念引领下的法治促进型府院互动,旨在实现政策实施的司法目标。新时代行政诉讼府院互动的继续生长,既反映着人民法院对社会治理政策变迁的回应和优化司法环境的努力,也源于行政任务导向下司法功能适度拓展的需要。行政诉讼中府院互动积极功能的发挥,尚需从完善法解释适用、加强过程公开化和保障救济实效上完成法治建构,把中国特色行政审判制度的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行政合同争议的司法救济途径

行政合同作为一种新型行政管理手段,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领域,对于行政合同的司法救济途径仍一直未予明确。在此,本文介绍了我国行政合同制度的现状,重点分析了我国行政合同争议的司法救济问题包括司法救济的法律依据、适用程序以及裁判根据方面的困窘,并对建议改造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以促进我国行政合同司法救济制度的完善。     

坚持以人为本 完善法制建设 规范执法行为 推进司法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高——浅谈司法部机关10年行政诉讼工作

1989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行政诉讼法》，在我国建立了行政诉讼制度。行政诉讼作为我国三大诉讼制度之一，通过人民法院以审判方式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活动进行司法监督，来规范和制约行政权力，促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司法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高。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在法社会学“纠纷三阶段”理论的框架中,社会整体层次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包括“忍受”、“回避”、“压服”、“调解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机制”和“审判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机制”等类型。其中,“调解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机制”和“审判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机制”对于缓解因行政纠纷导致的社会压力,维护既有行政法律秩序的正统性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我国的“审判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机制”的行政诉讼制度由于存在着吸收纠纷的范围有限、第三者中立性缺失等问题,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有必要建立多元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行政领域引入ADR。     

行政规范法律地位的制度论证

本文从制度上简要分析了围绕行政规范法律地位所展开的争论以及司法界的态度 ,区分了法源和“依据” ,论证了判断行为规范是否属于法源的标准 ,认为法定解释性行政规范是法的具体表现形式 ,其他行政规范并不具有法源地位 ,非法源性行政规范可以作为具体行政行为和司法裁判的依据但应接受司法审查和合法性检验 ,且这种审查可在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中而不限于行政诉讼中进行 ,目的在于摆脱行政规范在目前既不被当作依据又不能名正言顺地接受司法审查的困境     

仲裁法对我国民商事裁判制度的影响

一、仲裁法颁布前我国民商事裁判制度在仲裁法颁布前,我国解决国内社会冲突和纠纷的裁判制度主要是以法院审判为中心的一整套司法制度、行政机关按照行政法律程序裁处纠纷的制度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裁决、行政调解、行政仲裁等形式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调解主要指人民调解,就民商事纠纷而言,也就是诉讼、行政仲裁、民间调解三种方式。其中,仲裁不是作为一次独立的法律制度而存在,而是属于行政裁决的一部分涉外仲裁除外;而民间调解又不是独立的裁判制度,不具有法律上判明是非的裁决权,往往依赖于其他裁判形式或是其先行程序或必经程…     

法治政府的司法指数研究

法治政府的司法指数研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31个省级行政区的年度行政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以一套量化标准评价我国各地区的法治政府建设进程,通过阶段性的数据库建设、体系性评估及其衍生的基础理论研究,为中国法治政府建设实践提供有益的决策建议,为行政法学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提供实证支持。2016年度全国中院、高院裁判文书数据显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行政诉讼发生率越高,常住人口越多的地区,行政纠纷也会相应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行政违法案件数较多、违法比例较高,同样与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总体而言,我国东部地区的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了较好成效,而中西部地区还需要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