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自治中现代德治精神的培育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既是一种礼俗之治,具有包容贵和、互惠协作的德治精神,也是以乡绅精英为代表的私德之治,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最终走向人治;而建立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基础上的现代乡村德治,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公德之治,更是一种与法治底线原则相一致的规则之治。乡村自治中德治的有效实现,需要加强对广大农民现代德治精神的培育。在尊重地方传统和法治精神的前提下,既要构筑现代乡村德治的传统道德底色,又要培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主流道德观,且要在乡村自治中积极推动现代德治精神的实践养成。     

论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历史底蕴与时代特色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历史底蕴源于应然的法治,即以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良法善治",强调法律至上、民主政治、权力制约和人权保障。它是一套蕴含原则、价值、制度和行动等多要素的理论和实践系统;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时代特色则是以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核心,坚持党对法治的全面领导,实现宪法之治,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有机结合、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之治,倡导社会自治和善用统筹综治,从而让权力依法运行,有效释放社会活力,保障我国现行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中国梦"均得以实现的富民强国之治。它是实然的法治,是对近、现代法治理论的重大发展。     

如何处理依宪治国 和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

1 以良法确保善治 四中全会提出的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关键是要提高立法质量，把每件法律制作成精品。法治不是简单的法条之治，而应当是良法之治。良法也不是指法律在道德层面的善良，而是价值、内容、体系、功能等方面的优良，其应当是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切实需求，符合公平正义要求，维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     

推进依法治国坚持立法先行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法治中国,不仅有法可依,而且是良法善政;法不仅要定纷止争凝聚共识,而且是对民族精神的提炼和升华。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立法权是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在     

自觉、规则与文化: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速推动乡村善治,既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乡村发展的最终目标。而聚焦审视"三治融合"的元问题,有助于更加精准地部署各项治理工作。自治贵在促进乡村主体自觉行动,法治重在乡村地区下沉现代法律规则,德治则必然要求重新发挥优秀乡土文化的感召作用,而后以多元化的合作治理推进乡村善治。但当前,部分乡村却存在自治主体缺位与迷失、行动规则破碎与解体、乡土文化衰落与断层以及合作治理迟缓与乏力等难题,直接阻断了"三治"工作开展及其高效融合。为此,既要加速激发乡村治理主体自觉,重新培育乡土社会的行动规则,也要再建新型乡村文化体系,并推进更加完善的乡村合作治理。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的法治与德治

在现代治理国家中,法治是治国方略的基础,德治对法治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把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结合起来,一方面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培育法治信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公民文明素质,法治与德治交融并举,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注入新的磅礴力量。     

良法善治: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价值内蕴及实践路径

法治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四中全会都强调“以良法保障善治”。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与基础,善治是国家治理的价值内蕴和追求。选择良法善治是我国治国理政的客观使然。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实现良法善治。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梗阻及推进路径--基于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视角

新时代乡村治理环境发生重要变化,"三治融合"模式正是基于这一境遇的变化而提出的应对之策。当前,乡村治理面临主体人群缺失、乡治规则体系的破碎解体、乡土文化的断层与衰落、乡村开展协商治理的受限等梗阻。"自治、法治、德治"在实践中自行组合,目标就是实现提高治理的水平和质量,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以"三治融合"模式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着力把握乡村自治的核心、乡村法治的要义、乡村德治的主旨。     

历史发展、理论辩难与实践聚焦：论当代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之路

当代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之路是中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发展的维度对其进行解读,"礼法合治"是我国古代治国理政思想及实践的核心内容,提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之治国方略的历程,既是对上述传统的继承,也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遵循;从理论辩难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要说明作为社会规范的法律与道德在现象上和本质上的规定及要求,作为治理手段的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及其地位,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法德互彰的意义;从实践聚焦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要加强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综合治理,发挥法律在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中的作用,促进法律与道德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共同发力。     

冲突与衡平:乡村“微赌博”治理研究——以D县法院100份调查问卷为样本

调查显示,中国乡村"微赌博"在部分地区较为盛行,运动式惩办、因应式惩治和过度依赖刑法手段的治理方式难以应对。乡村"微赌博"与"半熟人社会"结构下乡村失序的自治失效、乡村道德观"嬗变"的德治失灵、治理手段单一且力有不怠的法治失策有关。其治理困境在于基层组织难有作为导致的自治不畅,乡村道德文化体系崩塌导致的德治不畅和过度依赖刑罚手段导致的法治不畅。应遵循事前预防、事中控制和事后治理的逻辑轨迹,探索多元共治,以"三治融合"为基本思路;乡序重构,以多方参与为治理关键;事后惩办,以"法治"为最低道德底线的治理衡平思路。     

良法善治 为江西崛起贡献法治力量

正法者,治国之重器;良法,善治之前提。对于人大及其常委会而言,依宪法之精神,制管用之良法,既是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主导作用的职责所系,更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使命所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又站在了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上。党的十九大确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论点

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张文显: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和伟大实践而成功走出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遵循法治规律、通向良法善治的法治现代化正确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法治建设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是法治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也是21世纪人类法治文明的康庄大道。     

德法共治的理论可能、现实必然与实践路径

德法共治是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维度。德治和法治具有可互补的差异性和可共存的一致性,使德法共治具有了理论层面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重规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双重内涵、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双重来源等因素使德法共治具有了现实层面的必然性。道德信仰与法律信仰的互通、道德功能与法律功能的互补、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互化等共同构成了德法共治的实践路径。     

论建设大而好社会与小而强政府——基于“法治广东”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建设大社会、好社会、小政府、强政府＂与＂良法善治＂是＂法治广东＂理论与实践的精髓。深入实践＂法治广东＂理论,特别要培育社会自治、厉行良法之治,基于良法行善治。培育社会自治是最符合人性的社会建设方式。实践派的哲学理论、人群呈正态分布的科学原理和治理经济学的分析,以及行善治所要求的公共治理结构,均支持这一结论。为培育社会自治,需要确立判断良法、善治的标准,建立相应的评估机制。     

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对于国家的治理,法律与道德向来是相辅相成的.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把道德建设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这是对我国优良道德传统和伦理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是对西方现代法治文明的批判汲取,也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深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个历史过程.贯彻江泽民"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主要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加强党政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二是努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思想道德体系,提高广大群众的道德修养与法律意识.     

以德治国:历史、现实与实践

第一次明确提出德治思想并加以系统论述的是先秦儒家。古代德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德化为本,以刑弼教;治人优先,修身为要;富而后教,教而后刑。江泽民同志提出的现代德治思想,从变化了的社会实际和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出发,赋予了德治以社会主义的时代新意。德治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的,“以德治国”不会冲淡“依法治国”,讲德治也并不必然导致人治。正确处理好官德与民德的关系,道德继承与道德创新的关系,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是德治能否成功的关键。     

加强地方立法为“十三五”发展提供坚实法制保障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江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指出,法治是发展的可靠保障。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依法治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把经济社会纳入法     

法制与德治融合的合理性阐释

法治与德治虽然特性各异,甚至偶尔也会发生冲突,但是两者并不对立,而且可以走近,达到相互融合。法治与德治的融合既是法治与德治功能互补的需要,也是人性的两重性的要求。法律与道德的内在统一性以及内容的相容性决定了法治与德治的融合是可能的。法律源于道德,并以道德为终极归宿,又决定了法治与德治的融合是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     

论德治与法治的协同

从广义而言,所有的社会治理方式都是人治,因为离开了人就没有任何社会活动。狭义的人治是相对法治而言的,意味着统治的权威独立于法的权威。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互为支撑、不可分离。现代法治需要道德的滋养,从而实现"善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德并治,协同推进。     

法治与德治融合的合理性阐释

法治与德治虽然特性各异,甚至偶尔也会发生冲突,但是两者并不时立,而且可以走近,达到相互融合.法治与德治的融合既是法治与德治功能互补的需要,也是人性的两重性的要求.法律与道德的内在统一性以及内容的相容性决定了法治与德治的融合是可能的.法律源于道德,并以道德为终极归宿,又决定了法治与德治的融合是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