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中华浩瀚五千年的文明史蕴涵着丰富的传统法律文化。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以其深刻独到的见解，别具一格的篇章体例向我们展现了自汉至清的两千余年间中国封建法律的演变，是一部关于传统法律文化以及法律史的重要着作。可以说，法律和社会的发展脚步是一致的。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部中国法律史，便是一部中国社会史！     

比较民法史:力量与弱点——《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评介

《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 :清代与民国的比较》是黄宗智先生继《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 :民法的表达与实践》① 后 ,关于中国法律史的第二本专著。作为一个汉学家 ,从其学术脉络上看 ,他最先关注的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史 ,并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等著作面世。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 ,他的研究领域逐渐转向法律史 ,原因是他认为 ,法律制度的研究结合了社会史和文化史 ,从而使以往互不过问的两门学科在法律领域得以结合 (黄宗智 :《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系列丛书总序 )。因此 ,研究方向的改变并非…     

美国法律史学家的沉思——威斯康星(Wisconsin School)学派简介

一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学术研究的颓微与国家法制发达的鲜明对照令人惊讶。连美国法律史学家也承认法律史最为不幸,他们认为对美国法律史的研究一是缺乏学术性:当社会科学的其他部门如经济史、社会史皆显出独特的研究模式时,法律史只是由庞德作了静观的阶段划分,即原始法阶段、严格法阶段、衡平法和自然法阶段、法律的成熟阶段、法律的社会化阶段。其他的法学家,则对诸如美国联邦法院这个特殊机构的历史作了一些记录;二是在研究方法上缺少一种特殊的技巧,那种简单的方     

从类型角度谈中国法律史的叙述模式

现有的中国法律史的主流模式是“王朝更替”模式 ,但是这种模式并不能反映中国传统法律知识体系的特殊性 ,而更有可能是迎合了与中国“异质”的西方法律知识体系的特征。这就需要寻找真正与中国法律史的特征相契合的叙述模式。根据中国法律史的演进历程和传统法律的类型特征 ,从“社会类型”和“文化类型”来重构中国传统法律史的叙述模式是可能的 ,也是必要的     

《食货》与中国社会形态研究

中国社会形态问题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史论战争论的核心问题。但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在社会史论战中悬而未决。《食货》是20世纪30年代接踵社会史论战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影响较大的主要学术刊物之一。其研究摒弃政论,注重材料,讲求方法,风格既与中国社会史论战迥异,论争也较论战时期大为深入,不少文章有一定深度,颇具学术价值。目前,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又重新引起学界的重视与关注。清理《食货》对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研究,对重新审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不无启示。本文主要论述《食货》对中国奴隶社会的有无与封建社会断限问题的探索。     

关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几点省思

近些年来 ,尽管学界对中国法律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 ,对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问题 ,依然缺乏必要的、自觉的省思。据此 ,本文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现状出发 ,对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问题进行一番检讨。文章共分四个部分 :首先 ,谈论方法的一个前提 ;其次 ,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 ;再次 ,考证与解释 ;最后 ,史料与理论。     

中国法律史研究思路新探

中国法律史学科近年来面临着重大危机,但已有的种种对策并不足以改变现状。中国法律史研究可在方法和目的两方面作出适当转变,即中国法律史学者在不否认考证、广泛收集史料为研究基础的前提下,以"通过法律史,超越法律史"的姿态,发挥自身在法学学术及基于本土立场的比较优势,以适当引入现代中国法律问题为导向,在法学问题意识下选择优先研究的法律史专题,结合社会调查,探讨古今法律的联系,寻找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制度理性和法律智慧,化制度得失为历史启示,使中国法律史学成为推动其他法学学科发展及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学科。这种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新思路将更有助于提升中国法律史学的学科地位。     

关于古代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与材料问题

采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结合的方法对出土文献中的法律史料进行系统的清理与探索，封中国古代法律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这种意义表现在：一是有助于把握中国古代法律史的整体风貌；二是有助于改写中国古代法律史；三是可以为中国古代法律史的研究开辟新的领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学术研究的成败取决于方法是否先进，先进的方法产生的学术功效是巨大的，王国维在历史研究领域、瞿同祖在法律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便是明证。     

中国近代法制文明研究的意义与方法--《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读后

张晋藩教授的近著<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从法制文明的角度对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全新的解释,无论是其理论假设还是在研究对象的定位和研究方法的创新等方面,都表现出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范式建构上的积极意义.尤为难能可贵的在于该书克服了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现有的革命法制史和法制近代化两种范式的缺陷,因而对于探索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更为科学的分析框架、推进这一研究水平的提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论我国社会转型对法律治理的挑战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展开的。社会转型与法治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社会转型期是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它对法律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法律与社会控制提出了严峻挑战。这需要从多个方面完善法律治理措施,才能应对社会转型的挑战。     

从话本《错斩崔宁》看中国古代司法

宋人话本《错斩崔宁》乃中国古代著名的“公案”小说 ,流传颇为广泛。本文把它放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与社会结构里予以考察。首先 ,介绍了这个“公案”故事的梗概 ;分析了这起“冤案”产生的四个原因。它的意义有二 :其一 ,试图拓展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史料范围 ,以期丰富人们研究中国法律史的材料 ;其二 ,试图运用法律—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解读中国法律史 ,以期丰富人们思考中国古代司法的方法。     

对民法调整对象法定化的政治社会学检讨——以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为中心

一、法律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民法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研究转型期的法律现代化进程,必须结合转型期的社会背景寻找合适的研究方法。这不论对从微观层面深化当代中国法律史的研究,还是对从宏观层面深化对中国法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宋代法制历史地位的再认识——对20世纪以来宋代法制研究成果的检视与分析

20世纪以来,国内法史学界对宋代法制历史地位的认识呈现出不断重视的发展趋势。这一认识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法社会史研究方法的采纳。但研究者对此尚缺乏充分的自觉,以至于未能从宏观和整体的层面认识宋代法制的独特性及其历史地位。从研究策略言,法社会史研究方法的首要之处在于用法律调整取代传统的法律制度,作为法制史研究的着眼点。由此,宋代法制所发生的变化在于法律调整重心从国家向社会的扩展。这不仅是宋代法制的独特之处,更是其后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基本趋势。     

当代中国法律史学研究方法的分析

当代中国法律史研究经过"前十七年"(1949-1966)"文革十年"(1966-1977)与"改革开放"(1978-至今)三个阶段。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每个时期的研究成果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前十七前"主要采用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曾对推动中国法律史的研究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文革十年"中这一方法的绝对化却成为学术发展的桎梏。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使学术研究方法多元化,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也随着方法的多元而繁荣兴盛,与以往相比,研究成果剧增,多角度地探讨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拓展了中国法律史的研究领域,但对研究方法的过度重视也带来研究中的其他问题。     

中国法律制度面临的全球化挑战与回应会议综述

在社会快速发展与犯罪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法律制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由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学院与社会学系合办、港美中心和崇基学院赞助的“中国社会的犯罪、法律与司法———全球化挑战及本土回应”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3月16日至18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探讨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在全球化挑战下的改革之路。除香港本地学人之外,会议出席者还包括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美国、澳洲与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名优秀学者,其中有前美国司法学学会会长费克诺尔教授、在有组织犯罪领域声名卓著的美国罗格斯大学司法学专家陈国霖教授、澳大利亚悉…     

宗教与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之关系——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後

在《身份社会与伦理法律》中，梁治平曾经写道：虽然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初版於1947年，但是今天读来仍能启入神智，令人耳目一新。这不是偶然的，它与瞿同祖采用的独特研究方法与丰富文献资料密切相关。只是，今天看来，本书的不足也不必讳言．而其原因乃是，作者对以下两个方面强调不够：第一，中国古代社会是身份社会：第二，中国古代法律是伦理法律。     

法的伦理化与伦理化的法——中国传统法文化的一个经济社会史的观察与分析

伦理化是中国法律传统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导致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原因很多,本文从经济社会史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认为中国法律文化伦理化的一个主要根源就在于中国古代经济的自给性、封闭性与经济政策的压抑性。伦理化的法律与这种小农社会的经济形态、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是相适应的。通过与西方宗教伦理的比较,我们可以知道在这种自然经济与经济政策的大背景下是无法诞生权利义务的观念、平等的观念、公平与正义的观念。因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必然会走上伦理化的道路。     

反思法律史研究中的“类型学”方法——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另一种思路

以“类型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法律史固然使中国的法律传统之异质性得到了彰显 ,但与此同时 ,中国法律传统中的鲜活个性与时代特征也常常因此而受遮蔽。当我们以尊重的态度使用马克思·韦伯的“类型学”方法时 ,还要对此种方法保持警醒。从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理解法律史与中国法律传统 ,在当前的学界显得尤为重要。     

困兽犹斗,私募突围困局

身在私募之中,大多困兽犹斗,是挑战法律的底线,还是创造新的明天？相信中国社会正在拭目以待     

上海法律实施状况之评析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上海市的法治建设总体上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肯定,但是在法律实施方面存在着重大的挑战,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反映强烈的问题。其中对法律的信仰、法律自身存在的问题、执法主体的法治意识、法律监督的漏洞等均构成了法律实施不佳的重要因素。发展中的处于初级阶段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既是上海法治建设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的标志,也是上海在走向法治社会过程中实际所处于的历史阶段以及基本的现状。上海在实现法治社会目标方面,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