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政治沟通

民族地区特殊的区域环境、复杂的民族关系、多元的民族文化、普遍的宗教信仰、落后的社会经济等,决定了政治沟通对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特殊的意义。要加强政治沟通主体建设和公民政治社会化教育,疏通和拓宽政治沟通渠道,保证信息的有效性,加强和改进政治沟通,推进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     

论民族社会和谐的政治逻辑

当下的中国民族社会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转型危机与治理风险。我们要有力应对来自内外部环境的各种挑战,顺利越过"转型陷阱"实现民族社会的和谐,必须构建一个国家层面的治理战略。本文运用治理理论来探讨民族社会和谐的内在政治逻辑结构和发展路径,具体政治路径是:(1)优化民族社会政治生态环境;(2)提升民族地区政府能力;(3)培育民族地区公民社会;(4)构建以国族认同为基础的全国范围的文化认同;(5)防范和打击境内外"三股势力"。通过对治理转型时期民族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路径思考,妥善协调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努力创造良好的政治生活秩序,确保民族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西部少数民族传统习惯规则的法治化思考

法治既应是人们理性建构的社会治理模式,同时又当是人们实然社会生活中信奉遵守的规则秩序。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丰厚传统人伦文化和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在国家治理的法治路向中,国家政治权力与公民合法权利的相互博弈整合,要求"国家社会化"与"社会国家化"。此图景下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治建设,必然内涵有对西部少数民族民间传统习惯规则的国家法治化归导,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多民族国家整合研究:以西南地区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政党是现代政治体系的中心,在现代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导型力量。而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在民族地区通过各种政治整合实践有效地推动了少数民族的政治发展,促进了多民族国家整合的实现,有效地保证了民族地区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其中,中国共产党在西南民族地区分别通过民族调查和识别、培养民族干部、实行民主协商和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等多种方式和措施,为顺利实现多民族国家整合提供了话语体系、治理结构、价值理念与制度基础,进而成为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经验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多民族国家整合研究:以西南地区为例

政党是现代政治体系的中心,在现代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导型力量。而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在民族地区通过各种政治整合实践有效地推动了少数民族的政治发展,促进了多民族国家整合的实现,有效地保证了民族地区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其中,中国共产党在西南民族地区分别通过民族调查和识别、培养民族干部、实行民主协商和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等多种方式和措施,为顺利实现多民族国家整合提供了话语体系、治理结构、价值理念与制度基础,进而成为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经验之一。     

政治参与与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化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政治参与本质上是公民的政治行为,是公民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媒介和实现方式,对于政治社会化的实际效果具有关键作用。今天,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已有了很大发展,发挥政治参与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对于优化我国公民的政治社会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一方面要加强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另一方面要改进我国的政治社会化,以推动公民顺利地进行政治参与活动。     

浅论民族地区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实现形式,其重要性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我国民族地区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明显落后于其他地区。目前民族地区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制度还不完善、参与意识不强、参与渠道不畅、民主观念并未深入人心等问题特别突出。要提高民族地区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水平,必须加快民族地区公民思想观念的转变,扩宽公民参与的渠道、途径和方式,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并制定和完善民族地区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制度。     

学校公民意识教育:公民个体政治社会化的价值诉求

人的政治现代化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因素之一,人的政治现代化要借助公民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来完成,公民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是学校公民意识教育的价值旨归,学校公民意识教育的本质、内容、目标及实施条件等是公民个体政治社会化的助推剂,公民政治生活实践是学校公民意识教育促进公民个体政治社会化的主要路径选择.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在民族地区的实践研究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在民族地区治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改善民族地区治理效果的重要理论基础。基于此,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作为研究对象,结合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的主要内容,分析当前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并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结合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在民族地区的实践与应用。     

公民文化视域下民族地区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公民文化也叫公民政治文化,是我国少数民族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现阶段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其基本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传统和现代的两个层面上.我国政治文化中公民的政治文化素质存在差异,导致我国的政治文化也存在差异性.在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日益增长的过程中,很多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呈现了向现代公民政治文化过度的特征.本文根据我国公民文化的现状和制约因素,进一步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现状和特点,并且提出了我国公民文化视域下民族地区政治参与的措施.     

村民自治的视角: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分析

村民自治的过程,就是实现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它不仅逐步改变着少数民族的传统政治文化,而且在逐渐形成一种民主的文化氛围,正在对广大少数民族村民进行民主观念的传播与政治参与技能的训练。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与村民自治相适应的政治社会化还存在许多问题:村干部政治社会化的弱化,少数民族村民政治参与的主渠道不通畅,大众传媒的有限性。因此,必须加强国家政权在政治社会化中的主导作用;拓宽少数民族村民参与村民自治的渠道和途径;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作用;加强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价值取向

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代大学生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深入研究其政治社会化价值取向的涵义及变化趋向，实现对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价值取向的调适与引导，使其政治价值目标和价值选择达到某种一致性，有利于高校稳定与国家政治稳定。     

社会环境对政治社会化代际特征变化的影响——以90后高校学生的政治社会化为例

政治社会化的代际特征既有其普遍性也有特定的变化,自觉认识和处理社会环境对政治社会化代际特征的影响,是既定共同体坚定人们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和信心、以及维持相应制度的合法性支持和运作实效的必需。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当前高校学生政治社会化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政治价值取向的功利化、政治认同的模糊化、以及政治参与的冷漠化。     

多重影响因素与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有效实现

少数民族的政治社会化作为保障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手段 ,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本文在分析认定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基本内涵的基础上 ,着重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对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因素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化所应达到的目标、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和达到这些目标的具体措施和机制。     

社会治理创新的边界理论探讨：原则、标准和着力点

合理界定社会治理创新边界,是创新社会治理顶层设计的逻辑起点。以现阶段社会特点为总依据,以民主法治为价值导向,以社会和谐稳定为价值目标,是界定社会治理创新边界所应坚持的原则。最大限度促进民生,最大限度促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最大限度畅通民意表达,是界定社会治理创新边界所应遵循的标准。社会治理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从探析政府、社会、公民三者之间关系的角度,合理界定社会治理创新边界,找准社会治理创新的着力点,有效匹配顶层制度供给和基层实际需求。     

论公共冲突的专业化治理——以上海市H法律服务调解中心为例

合作治理是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方向。新时代背景下,合作治理呈现出新的特征,政治场域和社会场域基于特定公共事务而进行的专业性合作在维护社会秩序、改善基层治理、化解公共冲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模式被称之为专业化治理。以上海市H法律服务调解中心为例,对专业化治理的生成背景、运行机理和实践效应进行明晰。在此基础上,未来应当通过党建引领、经济激励和文化带动机制,使专业化治理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     

略论统一战线服务社会治理

根据我国改革发展的总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适时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张,其中社会治理是保证我国实现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政治优势,在社会治理中将发挥自身独特作用。统一战线是各党派、各民族、各宗教、新社会阶层以及海内外同胞组成的广泛联盟,其大团结、大联合的属性,尤其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界别、新的社会阶层的团结和协调作用重大。因此,统一战线通过发挥自身优势,协调社会各方各界关系,团结社会各方力量,服务社会治理,将为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改革开放前西南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变革及其特征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30年,西南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变革有两个特点:一是跨时代跳跃的两重效应,二是成绩和失误并存。总结这30年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变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文章对改革开放前西南少数民族劳动生活、物质消费生活、政治生活、文化娱乐生活的变革作了初步的探讨。     

Governing Greater China: dynamic perspectives and transforming interactions

The composition of Greater China among the PRC, Hong Kong and Taiwan entails an emerging form of micro governance where an ecological evolution of sub-group interaction and crossover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ctivities has been generating a dynamic of change within the East Asian region. The constitution of Greater China by social, economic, political, business and even daily commuting creates some soul searching questions about the possible outcomes of their intense interaction. To what extent has integration been made within Greater China through these interactions? Is China the economic linchpin or does China need to cooperate in one way or another to facilitate the mod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hat are the attitudes and strategies used by Hong Kong or Taiwan when confronted with such an economic cum social entity? More importantly, where, and, under what conditions, will the interactions among the PRC, Taiwan and Hong Kong lead to? In this paper, I am going to use a conceptual model which includes four interactions: integration, interdependence, identity and independence (Four Is) to capture the catalyst of change that collectively entails these intermingled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elements. People who live in the vast context of this geographical region experience the change. Through daily interaction, they help write the context of change through business activities, investment, migration, trade, culture, academic exchange,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long the Four Is.     

论文化治理的运行逻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实现对社会的综合治理。这引发了学者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及治理能力的相关思考。文化作为一种软性的治理手段,虽然并非是现代社会的常规国家治理方式,但却在中西方传统社会至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笔者从国家治理中的文化因素入手,考察文化引发治理困境、促进治理转型、达成治理优化的运行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