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俱乐部走向何方

中国足球也许命中注定要多灾多难。从“全攻全守”到“防守反击”到“英式打法”到“洋中结合”的战术杂烩,特别是在1993年“施家军”兵败伊尔比德后,似乎才真的开始大彻大悟,于是又在一夜之间找到了神帖——足球俱乐部。然而,中国足坛吃新药犯老病的痼疾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足球俱乐部不久便纷纷身患“营养不良”症而相继下马。中国的足球改革又一次遇到了难题。足球俱乐部今后要走向何方?     

从足球改革看中国体育的产业化进程

以足球为突破口,中国体育的全面深化改革目前已进入产业化改革的探索阶段。早在4年前的意大利第14届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本刊记者就曾在《罗马启示录》一文中,对中国足球的改革进行了探讨,建议建立中国的足球特区,成立足球俱乐部,甲级联赛实行主客场制,建立足球基金会等等。到今天,以上建议不仅变成了现实,一些改革甚至超出了这些内容。 在第15届世界杯足球赛揭幕之际,本刊推出这组专题,可以说是4年前话题的继续和深入,并推而广之,对中国体育改革的全貌作了介绍。其目的在于引起有关决策部门和广大球迷在关注世界足球风云的同时,更加关心和热情参与中国足球乃至整个体育界的改革大业。     

谈庭审制度改革中法官应具备的素质

谈庭审制度改革中法官应具备的素质曹香达“直接开庭、一步到位”的庭审改革制，是在庭审中进行当庭质证、当庭调查、当庭辩论、当庭调解、当庭合议和当庭审判的全过程。这样的一种庭审制度改革方式，就给法官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要求法官要具有适应改革形势的能力、掌...     

脸谱二题(下)

要脸谱,先要脸谱化 在话剧、电影评论中,经常可以看到“脸谱化”这个贬义词。话剧、电影是不采用脸谱“这一种”表现手段的,塑造人物也是“一步到位”,因此对于“脸谱化”自然也就不抱好感。 但是在京剧中,狭义脸谱为净行演员提供了一个无可比拟的、塑造人物的大好机会。这一点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事实上、实践上却     

站到最佳位置上——记铁道部第十四工程局三处党委书记顾中久

两年前,铁道部第十四工程局三处,是铁道部同类企业中的第一亏损大户,人均负债1万元。如今,却一跃成为全路同类企业的盈利大户。谈起这些变化,全处上上下下都说这得益于改革;而讲起改革,干部、工人又都夸党委书记顾中久,说他在改革中站到了自己最佳的位置上。改革“路障”多,他甘做“清道夫”如今,改革已全方位、深层次地进入了“深水区”,上了“快车道”。每项改革措施的出台,必然触及职工的切身利益,引发各种思想问题。对此,顾中久就象一个辛勤的“清道夫”,改革途中哪里有“路障”,他就在哪里工作。前年,处里决定改革管理体制,精简非生产人     

论点集萃

中国渐进式行政改革的特征　南京政治学院研究生队周宝砚撰文认为 ,中国渐进式行政改革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科学性。渐进式改革体现了质量互变规律的内在要求 ,有坚实的哲学基础。二是革命性。渐进式改革的价值取向其性质是革命的 ,即强调对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三是实践性。渐进式改革的重要特点是“走一步看一步” ,而不是“一步到位”。这种改革方式强调试点 ,试点是深入实践的最直接体现。□摘当前推进政务公开存在的几个问题　宜宾市委党校邓三定撰文提出 ,当前推进政务公开存在“六重六轻”的问题。 1 重局部轻全局 ,思想不到位 ;2 …     

改革促进党风好转

近来社会上有一些人议论说:“改革带来了不正之风”,“改革越深入,不正之风越严重”。这种说法对不对?河北省藁城县县委书记朱久安和县委其他领导同志就党风与改革的关系问题,作了专题调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几年的改革促进了党风的好转,而不是相反。 朱久安对记者说,对近年来社会上和党内出现的     

改革政府机构与削减行政管理支出关系分析

政府机构改革是我国当前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削减行政管理支出的呼声也引起子普遍的共鸣。但“皇粮吃掉GNP20％”等演义式的偏颇之词也经宣传媒体广为流传而被大众作为既成事实接受,在社会上造成了这么一种错觉:政府机构改革就是精     

关心改革的人不可不读的一本书

80年代的中国可以说是改革的中国,“改革”成为我们时代的最强音,人人关心改革,人人谈论改革。但是说也奇怪,几个好朋友聚     

政企不分险象环生

北京国安一份要退出中超联赛的声明,在中国足坛和舆论界再次诱发了一次“地震”。与前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黑哨”案件相比,这次的强度更大,已经引发了中超崩盘危机。这两次“地震”,使中国足协和足球管理中心的行政领导的公信力和市场管理的合理性一再受到质疑。而危机的根源同样是出在体制上的政企不分。事实证明,只有理顺中国足球市场化运作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既符合市场运行规律,又符合中国足球运动培养人才、提高足球水平的要求的竞赛管理体制,才能走出自足球职业化联赛开展以来即已存在的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困局。 和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中国足     

日本经济的现状前景与改革

日本经济的现状前景与改革●冯昭奎１９９１年以来，日本经济形势几乎从未“放晴”过，由于泡沫经济的崩溃与改革的滞缓，日本已经从西方经济的“优等生”跌落为“劣等生”。现在，日本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政府也已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日本经济的现状及改革的前...     

上下同心 合力攻坚 ——“两会”热点话题述评

下“热”上也“热”。全国人民的希望,代表、委员的呼声,正是政府工作的着力点 在每年的“两会”上,就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总会形成议论最为集中的几个热点话题。今年也不例外。代表、委员普遍关心的话题虽然不少,但讨论得最集中、最深入的热点话题当推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农业问题。     

新大人论:西方哲学之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

中国哲学虽然拿不出“德先生”与“赛先生,”却可以推出“大人先生,”可以推出超越“自我中心”“、地球中心”、“人类中心”等“中心论”而对天地万物“一体平看”的“大写的人”。这就是中国哲学中的“大人论,”著者称之为“旧大人论”。其基本视野有三重:以“太一”而求“最高,”以“太极”而求“最大,”以“太和”而求“最多”。此种根本思维方式导致中西哲学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新大人论”是要以“旧大人论”为基础接纳西方哲学为其环节:就“最高”一方面说,假如我们能将“白”之研究当成“大白”之研究的一个环节,将“辩”之研究当成“大辩”之研究的一个环节来处理,则我们就可以将西方哲学当成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来处理;就“最大”一方面说,“宇宙共同体”是中国哲学的“终极关怀,”西方哲学的最大视野只达到“生态共同体,”只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就“最多”一方面说,西方“一体化”正驱赶整个世界走上“消灭多样性”的不归路,立于宏观与长远的视角,我们也完全可以把“一体化”视为中国“太和”思维框架中的一个环节、一个特例。“新大人论”的根本目标是把西方哲学当成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或特例来处理。     

“先代管后兼并”

亏损企业如何处置一直是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难题。很多地方倾向“能兼并就不破产”的内部解决思路。但兼并也并非易事,弄不好.不但被兼并企业难以脱困.就连兼并方也可能被拖入泥潭难以自拔。河北省衡水市在处置这类企业时有新招数,他们对那些应兼并而又难以一步到位的企业,采取让优势企业“先代管后兼并”的路子。目前,该市已有4对企业按照这一方式完成兼并,有6对企业正在实行代管。     

撤下来与冲上去

在有些同志眼中,“调整”同“改革”势不两立。他们说:“前一段闹改革,我早就看不下去了,如今还不得扭回头来搞调整。”在他们看来,似乎搞调整就非得把改革     

“省直管县”考验官员承受度

日前,温家宝总理在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议上说,具备条件的地方, 可以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乡用县管”的试点。温总理的讲话,必将对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而最直接的影响,当属考验官员的承受度。     

职业化给中国足球带来了什么?

先后来京赴赛的英格兰、意大利3支劲旅在京所进行的3场比赛已经过去了,但在这3场比赛中,中国国家队、北京国安队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求胜欲望、敢打敢拼的气势和简练实用的技战术至今仍然是球迷们和首都舆论界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 当然,仅仅依据3场比赛的胜负就断定中国足球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似嫌证据不足,但在获胜之后仍然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亦不足取。这组专题旨在陈述职业化的足球改革到底给中国足球带来了什么?这种改革探索对我国的各项改革事业有无启示和可资借鉴之经验?中国足球的职业化进程,是否已臻完善?有“世界足球王国”之称的意大利足坛,为何偏偏对本来藉藉无闻的中国球队发生了兴趣?树大叶茂的意大利职业足球,对中国足球的职业化进程有何参考意义?     

话说“开拓型”

这两年来,一谈到改革,就连带地说起“开拓型”人物。仿佛说没有开拓型的人物就谈不到改革,要改革就必须托付给开拓型人物。 究竟怎样的人算是开拓型人物呢?所谓开拓型人物应该具有什么特征呢?至今还是各说各的。 有人说,开拓型就是具有创业能力的;有人说,开拓型就是长于组织管理的;有人说,开拓型就是     

用行动回答人民

东北的冬天来得早,没出十月,天就寒起来了。在长春这样的大城市里,每到冬天,“乘公共汽车难”就更加突出。远的不说,就在去年冬天,为乘车引起的怨声骂声就满街可以听到。可今年的情况却是大大不同了,交通紧张局面得到缓和,交通秩序良好,怨声、骂声消失了…… 长春公共交通的变化,使不少人觉得有几分“神”,因为从南到北,多少大城市,乘车难仍旧是个使省长、市长头痛的问题。了解内情的人会说,这种巨大变化来自改革。而这场有效的改革的主导人物是中共吉林省委书记高狄。让我们从去年的冬天说起吧。     

该如何分工中国改革顶层设计与地方试验

王东京在6月9日的《学习时报》撰文指出，改革呼唤顶层设计，改革也离不开地方试验，哪些地方的改革应由顶层设计，哪些地方的改革应鼓励地方试验？归根到底要看“交易费用”。比如说，内外受益的改革，皆大欢喜，“交易费用”自然不会高，就可以放手让地方试验；若某项改革只是内部人受益而外部人受损，就不宜由地方试验，而要通过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