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协议暗箱治理的公司法回应

现代公司法在具体类型样态和治理模式上存在法域差异，但在治理结构形成机制上普遍遵循立法供给的法定结构与公司章程的私序定制，以确保公司治理结构的公开透明。然而，公司治理实践中却大量存在通过股东协议建构治理私序的暗箱操作，以此实现所有权与股东权的分离以及表决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规避了公司法对治理私序定制范围和结构的法定限制。通过股东协议的暗箱治理会消解公司法固有的结构性，加剧治理机制的不透明性，损害公司及其相关者的利益，也会造成协议效力的不确定性。股东协议不应成为契约自由的任性领地，我国公司法应当明确将治理型股东协议纳入调整范围，并着重从识别标准、效力要件、义务责任方面积极回应治理型股东协议的特别调整需求。     

公域之治的转型——对公共治理与公法互动关系的一种透视

模式选择与公法规则之于公域之治,犹如一块硬币的两面。国家管理失灵直接推动着由开放的公共管理与广泛的公共参与整合而成的公共治理模式的普遍兴起,这代表着通过分散权力来集中民意的公域之治的发展趋势。本文旨在论证公共治理兴起与公法变革之间具有相辅相成、彼此强化的内在关联性: 一方面,公共治理对公法的依赖性,不仅体现为依靠公法确认一种防止治理失灵的“善治”目标,而且体现为通过公法建构一套由治理范围、治理主体、治理行为和治理监督救济机制共同构成的公共治理行动结构;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和顺应公共治理的普遍兴起,我们应当在对公法既有理念、制度与实践加以审视与反思的基础上,确立一种以回应公共治理为导向的公法制度变革模式,通过重塑公法制度基础、调整公法制度结构、修正公法机制来建构一种平衡公法。     

国家出资公司治理模式选择与法律制度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新一轮修改引入“国家出资公司”可以促进公司法的功能扩展和回应国企改革发展需求，但也凸显出既有公司治理的规则局限与法理匮乏，修改草案相关制度设计尚不完善。国家出资公司的治理模式选择应当跳出本位与主义之争的窠臼，建构和完善以董事会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在此理念下，宜将董事会定位为国家出资公司的“决策机构”，以利于其扮演好多种角色。董事会中心治理模式的法律制度保障，需要厘清公司法作为“公开运营法”之功能，以促进公司制企业从“暗箱”变为“明箱”；同时以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机制建构的重心；在立法技术上以机构间分权为手段，对董事会采取概括授权，对其他机构采取限定授权；并且，为避免多头问责的弊端，应构建统一的监督问责机制。     

论制度逻辑框架下环境治理模式之转换

环境治理包含国家、科层制和公众三种相互交织的制度逻辑。当这些制度逻辑与我国的权威体制相结合时,就催生了权威型的环境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科层制逻辑的运行,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功能定位、权力配置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异化,减损了国家环境法律的实际功能,隔断了公众与环境事务之间的关联,给环境治理带来诸多困难。环境公共治理模式是这种权威型模式的完美替代方案。它在性质上是合作的,在主体构成上是多元的,在合作范围上是广泛的,在治理手段上是多样的。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新模式的运行逻辑是"参与+合作",有别于权威模式下的"权威+依附"。     

《监察法》与中国特色腐败治理体制更新的理论逻辑

以腐败治理为导向，创立具有国家“第四权”性质的独立监察机关、启动政治体制的重 大改革，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与制度创新。以《宪法》《监察法》为中心的腐败治理体制改革，以中国特色国家政治体制、治理体系优势为基础，在确立国家腐败治理权 的独立、权威地位的基础上，对腐败治理权的权属、类型、范围与运行制度作出规定。《监察法》以《宪 法》为根据，将领导体制、组织体制与权力运行体制作为中国特色腐败治理体制的建构重点，在领导体制与组织体制的建构上，确立了“三元制”的体制建构原则与制度体系，对腐败治理体制内容的理论揭示，有助于深化对立法完善根据与腐败治理权运行正当性的认识。     

从公民参与的角度看我国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以厦门PX事件为例

在转型中国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成长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要求我们的社会治理模式必须从传统的统治型治理模式向现代的公共治理模式转变。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是治理模式转变的基础。公民参与作为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中一个重要环节,它为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本文将通过分析厦门PX事件中各方利益主体博弈过程,从公民参与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     

法治乡村视域下解纷治理中的多元路径建构刍议

法治乡村建设需要将乡村治理的效能、成果纳入至国家整体治理的关切领域，这对于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国家治理水平的整体化提升具有积极效用。乡村日渐陌生化、市场化的变迁走向，使得解纷机制的运作融入了较多的现代治理元素，同时，多元化解纷策略也应以一种适宜的组合、衔接模式来契合乡土治理逻辑。乡村解纷治理中存在法治解纷冗杂与粗疏、自治权与公权交互失衡、绩效激励弱化、弱程序化的行为偏向等亟需调试的治理困境。解纷机制的多元路径可以通过多元治理主体的物理集合、多元治理资源的充分激活、多元治理策略的灵活采用来予以建构，并通过多元治理风险的预警来防范、消解制度运行中的异动元素，以促进多元化解纷机制的良性、可持续性运行。     

从公民参与的角度看我国多元治理主体的构——以厦门PX事件为例

在转型中国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成长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要求我们的社会治理模式必须从传统的统治型治理模式向现代的公共治理模式转变.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是治理模式转变的基础.公民参与作为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中一个重要环节,它为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本文将通过分析厦门PX事件中各方利益主体博弈过程,从公民参与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     

用司法助推生态环境社会治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环境司法实践基地,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坚持现代环境司法理念,不仅在案件上开拓创新,还一直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社会治理并进行探索,建立了“第三方监督机制”及“非对抗环境社会治理模式”等。从2018年开始,清镇法院又与当地党委政府密切合作,继续打造环境社会治理模式的升级版。     

运动式治理与制度建设: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制度变革的组合拳模式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面临着制度变革的“双重挑战”:既要建立起全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又要在有效新制度体系尚未就位的情况下保障基本的治理成效。应对“双重挑战”的一种重要方式是“运动式治理加制度建设的组合拳”:一方面,以制度建设为根基,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从而完成制度体系的本质性变革;另一方面,在缺乏有效的制度体系的情况下,通过运动式治理应对不断出现的现实问题以保障基本的治理绩效。论文对1978年至2012年土地使用制度变革历史过程的实证研究验证了上述的“双重挑战”以及“组合拳模式”的运作机制与现实成效。“运动式治理加制度建设的组合拳模式”能够缓解短期治理压力从而拥有更大试错空间,进而能够通过持续探索与调整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最终成功完成制度变革。     

论平台垄断的合规治理

反垄断事前监管、事后执法等外部管控式治理模式无法有力回应“规范与发展并重”的平台垄断治理时代命题，亟需引入新的治理模式。与反垄断事前监管关注市场结构、事后执法关注平台行为不同，合规治理关注平台本体、重视平台的主体地位与能动性。秉持主体本位的反垄断观，合规治理主张从外部管控转向内部自治，从惩罚威慑转向激励引导，从事后救济转向事前预防。在三重治理逻辑的指引下，合规治理规则的本土建构可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引导平台建立以垄断风险识别、评估、提示以及控制为中心的合规内控机制，事前防范垄断风险；二是在合规治理体系中嵌入双向合规治理激励机制，增强平台落实合规治理的动力。合规治理也具有局限性，合规治理本质上属于平台自我监管，为避免合规治理异化，应强化对平台垄断合规治理的外部监督。     

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与环境行政互动式执法

环境行政执法是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内容,我国环境行政执法以威慑式执法为主,执法实践陷入执法者与违法者对立冲突之困境,需以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契机,向新的执法方式转变和发展。随着环境立法的发展,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经历了从政府管制到政府与社会二元合作模式,再到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元互动模式的转变,形成了新时期社会共治的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社会共治理论相契合。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为构建环境行政互动式执法系统提供了互动前提与理论支撑。以此为基础,环境行政互动式执法的实现需要生态环境行政机关让渡权力空间,以吸纳企业协商和公众参与。     

论地方环境治理的政府失灵及其矫正：环境公平的视角

地方环境治理的政府失灵,主要原因就在于环境法律制度的失灵,体现在环境治理权力分配的不均衡、政府环境治理权力与社会公众的参与权不均衡以及地方政府环境责任缺失几方面。政府治理理论和环境公平理论为地方环境治理失灵的矫正提供了理论依据。完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职能的权威性和独立性,是实现环境公平的前提;实现参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环境公平实现的有效手段;完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责任,是环境公平实现的必要保障;建立和完善跨区域环境治理的法律体系和诉讼机制,是区域间环境公平实现的保证。     

网络暴力治理的法治化转型及立法体系建构

网络暴力问题是新时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重大性、交叉性、领域性难题。当前我国治理网络暴力的相关法律规定内容分散且缺乏协调配合，在权责主体、制裁措施、救济方式等方面存在制度疏漏，无法有效回应对于网络暴力问题的治理需求。积极推进网络暴力治理的法治化转型及立法体系建构，是纾解我国网络暴力治理困局之关键。推动网络暴力治理的法治化转型，既要树立协同共治理念，实现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以及法律与技术的协同，也要确立系统性法治模式，充分发挥部门法的协同共治功能。在协同共治理念与系统性法治模式的指引下，应遵循领域性立法思维，制定反网络暴力法，搭建网络暴力治理的基本法律制度框架，完善网络暴力治理配套法律法规制度，构建起网络暴力治理领域的专门性立法体系，全面实现我国网络暴力治理的法治现代化转型。     

多元化利益主体参与公司治理的路径选择

从本质上讲 ,公司无非是不同利益主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所缔结的契约。其中 ,股东、职工、债权人被并称为公司的三大利益主体 ,由于自身的利益与公司利益的密切联系 ,决定了这些利益主体天然地具有参与公司治理的原始冲动。因此 ,本文认为 ,三大利益主体的介入是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的必由之路。本文为三大利益主体参与公司治理设计的路径是 :(1)通过小股东从“消极股东”向“积极股东”的回归避免公司治理中“股东大会空壳化”现象的出现 ;(2 )通过职工持股制度和职工监事制度的建立为职工有效参与公司治理提供制度保障 ;(3)通过“刺破公司面纱”、银行主债权人及派生诉讼等制度的导入加大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力度。     

宪法环境条款的规范构造与实施路径

当前,我国环境保护形势严峻,环境治理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公报以及十三五规划的总体设计,“依法治理”是我国环境保护的必由之路.为确保环境治理法治化的正确方向和路径,确立“依宪治理”的宏观环保理念至关重要.我国宪法环境条款是环境依宪治理的根本规范.就规范构造而言,宪法环境条款的内部结构与外部条件,为环境的依宪治理提供了充分的制度支撑;就实施路径而言,包括国家和公民的双向实施以及宪法和部门法的协同实施.在环境治理的现实诉求以及依宪治国的背景下,及时启动宪法环境条款,构建有效的实施制度,可以实现宪法与部门法意义上的双重规范与制度价值.     

人文治理视角下红色文化融入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

在“单位中国”向“社区中国”的转型中,如何解决社区公共性衰微是新时代社区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红色文化作为社区治理的宝贵资源,在基层治理体系中蕴含重要的理论源泉和实践价值。立足于人文治理视角,从党建引领、社会资本和公共价值中发掘红色文化融入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在此基础上构建“心理变量-实践载体-治理维度”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延安市B街道的个案分析进一步探讨红色文化融入社区治理的实践机制。红色文化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因素融入社区治理的逻辑和体系中,既能优化社区制度建设和权力运行秩序,又能推动社区人文滋养、关系结构和服务传递维度的建构与发展,是实现社区善治的有益探索。     

论国家治理体系下的检察公益诉讼

检察公益诉讼是富含治理内涵的司法体制创新。该制度体现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具有的在执政党领导下、改革与建构并重、注重社会主义公益保护、兼具国家主导与半开放性等特征。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形成了关联深广、多层嵌套的复杂网状治理结构。文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剖析了检察权与行政权、审判权、立法权和公民权的关系演变,描述了网状结构中各主体不同的权能定位,以实现提升检察公益诉讼的治理效能。检察公益诉讼的治理效果明显,表现为治理领域广泛覆盖、治理力度全程深入、治理主体全面带动、治理规范充分法治化、治理方式刚柔并济。为了实现检察公益诉讼的治理目标,还需增强协同治理效应、完善治理机制与规范建设,并逐步提高检察机关司法治理能力。     

转型期中国政府改革之治理范式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入社会转型期。以经济转型为主线的变革同时也推动了我国政治和社会的整体变革,政府改革也必然要与这个转型的方向相吻合,笔者把这种倾向称之为“治理取向”,把这种治理体系的确立过程称之为治理范式的建构。本文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与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两个方面阐明了治理范式建构的现实驱动力,并着重从有限政府、分权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四个层面论述了其具体内涵。     

关于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若干思考

独立董事制度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我国的经济现实环境、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都不同于美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将面临很多的新问题。我国目前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关键是针对“一股独大”、权力滥用问题，处理好独立董事的功能定住、权利义务的分配、提名与任期等环节，希望通过改造后的独立董事的设立使得董事会的决策更加公正、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完善我国的公司法人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