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分税制的政治意义──建构制度化、规范化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推行分税制的政治意义──建构制度化、规范化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生唐贤兴传统体制下的社会资源再分配模式产生了很多弊端，这是中国改革的历史遗产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性资源再分配权力的分配问题，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     

户外广告整治的焦点问题及对策——2005中国户外广告专项调查

中国户外广告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得到了迅猛发展,目前已经在我国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为经济繁荣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随着户外广告业的快速成长,一些对其健康持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诸如户外广告资源的公平公正分配问题、户外广告设置管理的科学性     

资源型地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教训——以日本九州地区饿死事件为例

本文尝试以资源型地区日本九州的饿死事件为例.剖析该地区最低生活保护制度展开过程中.资源、低保和社会稳定之间的相互关系,总结该地区资源--低保--社会稳定关系的失调以及产生恶性循环的经验教训.期待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社会稳定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革提供启示.     

个人收入分配机制与社会公平

个人收入分配机制的合理与否是社会公平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决定个人收入分配方式,收入分配结果要体现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利益。为了实现社会公平目标,需要建立对按要素分配结果进行调整的收入再分配机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个人收入分配机制,对于实现社会公正意义重大。     

影响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公正的原因探析与治理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逐步推进,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与此同时,全国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收入差距的产生有其客观必然性.而在当前中国社会,其收入分配状况对贫富差距的产生起着关键性作用.要消除贫富差距过大的积弊,必须构建以就业政策为导向的分配调节机制,完善以弱势群体为对象的社会保障体系,营造收入分配与增长为一体的法制环境.     

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 调节贫富差距

当前我国在收入分配领域出现的分配不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已经对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个人所得税在现行税制体系中,是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税种,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调节收入分配的差距。但现阶段的个人所得税并没有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收入调节作用,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本文从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原理分析入手,指出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的症结所在,提出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充分发挥其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的有效措施。     

个税征收过程中健全和完善调节收入分配功能

近年来,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日渐扩大,而个人所得税作为我国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却存在着诸多深层次的问题,导致我国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影响了社会公平的实现.并且为了响应国务院批转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以及考虑到社会各界对个税的改革呼声日渐高涨,本文认为个税亟待改革.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中致使调节收入分配功能未得到充分的发挥的缺陷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加强收入分配功能的改革设想.     

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探析

在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强势集团主导改革路径,在资源的争夺与分配上,权力集团与新兴资本集团、知识集团拥有越来越大的份额,力量更趋强大;而劳动集团则逐渐成为利益受损的阶层,承担了改革的大部分代价,尤其是一部分城市失业者与农村贫困人口,成为社会困难群体面临着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内生源简论

协商民主不是舶来品,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紧密相结合,独立探索民主道路和建构民主制度的创造性成果.在近代中国,选举民主没有生长起来,协商民主则得到较快的发展.半殖民地半封建国情的特殊政治生态、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政党联盟的反专制斗争形式,构成协商民主生长的社会资源,理论资源和组织资源.中国的协商民主具有鲜明的特色,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载体和礼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协调各阶层利益关系必须注意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从1978年到2003年,农村居民实际纯收入增长了5.5倍,城市居民收入增长了5.1倍.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由于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了.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从改革初期1978年的0.16上升到了2002年的0.31;农村居民纯收入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到了2001年的0.37;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95年的0.389逐步上升到2002年的0.442,超过了所谓国际公认的0.4的分配差异警戒线.     

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之反思

"确立资本、劳动、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对中国社会现阶段基本分配制度的理论突破.根据这一要求、考察中国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的现状并对其进行客观评析,有利于进一频道明确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的具体思路.     

应该重视“国企”改制中的道德风险问题研究

道德风险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尤其是在资源占有、配置与分配等环节中,极易产生道德风险.这种风险的存在,不仅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更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公正的信心,从而极有可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认真研究国企改制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并从用人机制、管理体制以及法制的角度加以解决,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必不可少的一环.     

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分析及对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日趋明显,对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相关部门应采取积极措施处理初次分配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以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改革开放40年来分配理论和实践的回顾与展望

正把握分配关系的新变化,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我国分配理论不断创新,分配改革不断深化,分配制度不断成熟。这一变化发展改善了群众的生活条件、调动了劳动者工作积极性、提高了社会资源的利用率、规范了各个行业的分配秩序。可以说,分配改革让人民收入更多、动力更足、心气更顺。梳理和总结这一历史时期我国分配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机制

公共政策的实质是对社会利益的权利分配,只有在参与机制和决策机制实现良性互动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公共政策的选择过程和选择结果代表公共利益,从而保证对社会资源进行公正、合理的分配。中国转型期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结构,要求在公共政策制定中,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政治参与机制,保证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更加明晰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分配体系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相对稳定和规范的社会分配运行规则:市场分配是一种系统综合的基础性分配,也是一种系统动态适应的市场化分配模式;政府分配适度、合理、有限地干预市场分配,对市场初次分配所造成的贫富差距进行必要、合理、有限和适度的调节;社会分配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充分凝聚各种社会力量,有效调动和配置各种社会资源。     

论腐败的产生及防范

腐败问题的出现有其固有的根源:社会价值资源的缺乏和社会调控系统的不完善。价值资源的缺乏包括自然资源、金钱权力、社会服务、工作岗位等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资源的广泛缺乏。而社会调控系统即政府,掌握着对整个社会价值资源分配的权力,也就是负责社会利益的分配。那么系统内外的社会成员为使这种分配符合自己或自己所从属的某一利益群体的要求,就势必设法影响分配。最好的捷径就是影响掌权人物,对他行之以贿,就有可能使分配的随意性有利于自己。这便是腐败的的产生。由此可见,腐败的主体是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其目的是通过非法用权达到的目的,结果导致了社会价值的不公正分配。因此说,腐败问题就是公共权力的腐败。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思想来源、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英国既是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发祥地.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思想没有脱离其产生的时代已有的各种学说的影响,这些学说包括柏拉图的社会改革思想,基督教和资产阶级的平等思想,人文主义、启蒙思想家的人性论和理性观念.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思想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建设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社会分配思想、社会福利思想与和谐社会理论.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公平行政与社会公正

社会公正是指在公平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规则之下,社会的政治权利、经济利益和其他资源在全社会之间进行合理而平等的分配.政府公平行政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要素之一.在当下中国,实现政府公平行政需要政府进一步转变管理理念,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关注民生,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努力.     

基于产权理论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文章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当地群众是本民族非物质文化的拥有者,在非物质文化资源的利益分配上.当地政府必须充分考虑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资源的特征、产权特性,要确定合理的利益安排,充分考虑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拥有者(当地群众)的利益,让他们能够公平地得到应有的权利,成为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后经济收益的较大获利者,这样才能够合理开发和有效传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