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侦查程序中控辩平等原则的践行理路

当前我国正处在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关键时期,以辩护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控辩双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重构是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核心问题。刑事诉讼法改革旨在构建一个充分体现法治理念的刑事司法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程序制度。对侦查阶段控辩关系的研究,不仅对于刑事诉讼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刑事诉讼立法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而且也是实现刑事司法理念的重要途径之一。     

论我国侦查构造的重塑

刑事诉讼是控诉、辩护、审判三方围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展开的系列诉讼活动,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整的侦查程序不仅包括侦查机关的侦查指控活动、审判机关的审理裁决活动,而且包括犯罪嫌疑人自始至终的辩护防御活动。侦查构造是刑事侦查的控诉、辩护、裁判等程序主体的法律地位与相互关系形成的组织结构形式,侦查构造集中反映一国刑事诉讼控制犯罪的能力与人权保障的程度,事关刑事诉讼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基本价值目标的实现。基于法治视角,侦查构造客观具备固有的应然特质,检视、重构我国侦查构造已然成为当下刑事法治建设的必然逻辑与现实路径。     

论反恐刑事特别程序

反恐刑事特别程序是反对恐怖主义犯罪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简称,是指专门适用于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是依法预防与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必不可少的法律保障,也是各国在反恐立法与实践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惩治恐怖主义犯罪需要适用不同于普通刑事程序的特别程序.反恐刑事特别程序的价值取向是安全优先兼顾自由.它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各国通行的执法制度设计和各国现行的刑事诉讼规则.它的特别之处在国外的反恐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体现得很明显,尤其是在反恐特别侦查措施、刑事特别强制措施等方面体现得更是淋漓尽致.构建反恐刑事特别程序有理论依据--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优先、不可克减之权利、在强化国家权力与保障公民权利之间达成平衡.如何平衡强制性的反恐措施与保障公民权利之间的矛盾是反恐刑事特别程序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此,对这个矛盾进行适当的平衡是许多国家反恐立法的一个核心思想.构建我国反恐刑事特别程序应充分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同时,应该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     

比较视野中的中日侦查模式

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模式是备受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与日本相比,我国刑事诉讼侦查阶段的结构设置存在诸多弊端。这些弊端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已成为阻碍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根本因素。重新设置合理的侦查模式才是未来改革的方向。     

侦查目的之辩

以侦查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以及对后续程序意义的认识为基点,对侦查目的的界定,理论界有侦查独立说、公诉准备说和审判准备说之争。侦查独立说认为,三机关应该严格分工,各司其职,侦查就是确定犯罪嫌疑的有无,决定是否提起诉讼,有其独立的品格;公诉准备说和审判准备说的侦查目的学说中,侦查失去其完整的独立性,是为起诉和审判做准备。从程序间的内在逻辑和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视域探析,侦查独立说和公诉准备说都存在问题,会导致刑事司法枉而不正之困境。通过对比研究,审判准备说从实体与程序两个角度皆能助推刑事司法公正之实现,且符合当今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之义。     

论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作用

辩护制度是司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日本学者甚至称其为“决定现行法 (刑事诉讼法 )生死的核心点 ,是预测日本刑事司法未来的关键”[1] 。因此 ,人们说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扩大辩护权的历史[2 ] 。我国原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的规定不完善 ,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因此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作了较大改革 ,尤其是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 ,从而将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推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形成了律师全方位、多阶段、多种形式介入刑事诉讼活动的格局。正如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指出的 :“辩护人参与侦查程序并不会…     

我国侦查讯问程序的特点及完善

人权保障与犯罪控制的价值冲突存在于整个刑事诉讼中。在犯罪控制过程中,侵犯人权的情况出现最多的是在侦查阶段,且突出表现在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方面,因此引起了理论界和社会对此的高度关注。如何构建一个法治化的侦查讯问程序,以更好地保障人权便成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论我国刑事诉讼启动程序的重构

我国刑事立案是独立、必经的诉讼阶段,是刑事诉讼的启动标志,由此带来我国刑事诉讼启动程序诸多缺陷。未来刑事诉讼立法应当削弱刑事立案的独立程序地位,将其纳入侦查程序之中,以侦查程序作为刑事诉讼启动程序。     

论我国侦查权的性质

刑事侦查权的定位,直接关系到我国刑事侦查程序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关系到刑事诉讼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价值目标能否实现。我国学术界有不少学者将侦查权定位为行政权。但是,这样一种定位对于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确保刑事侦查活动的独立性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因此,必须要将侦查权定位为司法权,以司法的精神和理念重构我国的刑事侦查程序体制,从而确保我国刑事侦查程序改革的成功。     

刑事诉讼模式与审判程序的类型化勾连——以“证明标准”为分析主线

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司法理论与实践已经形成对抗性司法模式、协商性司法模式与恢复性司法模式并存的格局,同时也存在着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与速裁程序这三种审判程序,在刑事司法日趋"精致化"的今天,有必要对模式、制度、程序以及背后的刑事诉讼理念进行勾连以实现相互之间关系的理顺;而进行类型化勾连主要依靠的就是能够贯穿刑事诉讼侦查、审查起诉与审判三阶段的证明标准,为此勾连出了对抗性司法模式——控辩式庭审制度——普通程序;协商性司法模式——辩诉交易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速裁程序;恢复性司法模式——刑事和解制度——简易程序(改良后)三条路径。     

论侦查阶段的程序分流

侦查阶段程序分流在西方两大法系国家是一项极具普遍性的司法实践。它对提高刑事诉讼的整体效率、体现刑事追诉的合目的性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目前尚未设立相应的制度与程序。为此,我们须围绕侦查阶段程序分流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附加条件、监督与救济等四个方面加以构建。     

我国刑事错案成因及防控对策

一个案件最终被认定为刑事错案一般存在事实认定错误或法律适用错误。刑事错案的形成有着错综复杂的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最终导致错案的发生。刑事诉讼的不同环节如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都有可能出现刑事错案。减少刑事错案,应立足于执法规范化建设,推动依法侦查取证;正确认识检察引导侦查机制;完善当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减少外部因素对司法权的干预,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     

刑事立案意义的消解与制度重构

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刑事立案及其意义的一般认识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立案为"刑事诉讼的开始和必经程序"是仅具有话语实践意义的命题,也并非"迅速揭露、证实和惩罚犯罪"."有效保障无辜公民不受刑事追究"以及"做好司法统计"等认识的逻辑前提.我国应构建初步侦查和正式侦查制度以及案件登记并报检察机关备案制度.这一制度使侦查机关在案件登记之前采取的侦查措施具有法律意义,有利于检察机关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和充分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能更客观地对刑事案件进行统计.     

审讯心理策略思考

当前,刑事案件侦查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审讯作为一项侦查措施,是公安刑事执法办案的必经程序,是获取犯罪证据的重要手段,是形成证据链条完成证据体系节省司法资源的有效途径。在以庭审为中心司法诉讼制度的框架内,研究探讨审讯的规律特点有着重大的意义,可以使审讯在刑事诉讼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论加强和完善侦查权的保障人权职能

正侦查权运行的规范性,实质在于寻求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最佳平衡点。在我国,侦查是刑事诉讼的基础,起诉与审判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侦查的结果。如果单从国家追究犯罪角度观察中国的刑事程序,侦查毫无疑问是整个程序的中心。从一定意义上讲,真正决定犯罪嫌疑人、被告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刑事侦查程序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不仅是有关刑事实体处理的刑事政策,也是有关刑事诉讼程序的刑事政策。我国刑事侦查程序的很多方面都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但也有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不相符合的地方。为了在刑事侦查程序中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应当完善强制措施中的监视居住措施,在侦查终结的处理上引入和解制度,扩大侦查机关可撤销案件的范围。     

程序正义：公安刑事侦查的新坐标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更加注重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把改革的重心转向对案件质量有更大现实影响的审前侦查程序阶段，涉及侦查权限的变更占到了60％以上，对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刑事司法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成为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的新坐标。公安机关积极应对刑事诉讼侦查正义的更大挑战，应着力把握规范侦查行为、提升侦查质量、强化侦查监督等重点环节，从刑事侦查的基础、关键、保证等要素上体现程序正义。     

论被告人供述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转化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我国特有的诉讼制度,它横跨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两个阶段,力求在一次庭审中解决相关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问题,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附带民诉难以使当事人心服口服,案结事了,在审判程序中处境尴尬,并未实现程序设计者的初衷。在当前我国两大诉讼法进行大修的背景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如何发展完善,应当受到重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中,刑事证据向民事证据的转化,尤其是作为最重要言词证据的被告人供述的转化,是重中之重。实现程序化的证据转换,以体现程序的秩序价值,衡平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题中之义。     

论刑事审前程序的独立价值——以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为视角

我国刑事审前程序尚未走上“正当程序”之路，其根源在于刑事诉讼程序本身的合法性未受重视，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缺失，刑事审前程序的独立价值无法实现。我国应确立刑事正当程序模式，解决刑事审前程序中独立价值与工具价值的冲突，完善人权保障机制，实现刑事审前程序的独立价值。为此需要树立“审判中心主义”观念，转变侦查机关的职能，适当限制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所起的作用，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平衡控、辨双方力量，给予犯罪嫌疑人基本的人道待遇。     

建构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我见

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 ,关涉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并重 ,关涉刑事司法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的价值趋向 ,关涉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冲突的权衡 ,以及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