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传输体制创新研究

从体制变迁来看,当代我国政府公共信患服务的传输体制经历了从单通道公共信息传输体制到混合型公共信息传输体制的转变.从具体制度来看,政府公共信息服务的传输体制主要包括公示制度、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政府统计资料公布制度.当前,我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的传输体制尚存在许多问题.为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创新.     

我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改革的目标取向论析

我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改革的目标取向应定位于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和绩效化.科学的责任设计、问责标准和问责方法构成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科学化的主要内容;人民主权原则、多数原则和平等原则是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民主化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法治化重在实现问责法制统一化、责任划分法制化和责任追究程序化;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绩效化重在实现问责运行和问责方式绩效化.     

当前中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的问题与对策

政府公共信息服务有利于激发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有利于拓展民主的广度和深度,有利于提高政府效率,有利于提高政府能力.从实际情况看,当前中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存在的问题是:政府公共信息服务的内容十分有限,方式较为单一,法律有所欠缺,类型不够多样,机构存在不足.为此,有必要扩展政府公共信息服务的内容,完善其服务方式,健全其法律和机构.     

政府公共信息服务与和谐社会建设

政府公共信息服务对促进我国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大的意义。政府公共信息服务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有利于增强全社会的诚信意识,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当代中国公共信息公开制度及其法制化研究

20世纪末,中国政府开始通过英特网发布部分公共信息,进一步促进和推动公共信息公开制度的法制建设。建立和完善中国公共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保障人民要求掌握公共信息资源的权利,不仅是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一项法律措施,而且也是体现中国法治政府体制的一项重要法律指标。     

政府执行力与政府问责制

从政府对执政党、国家权力机关、国家司法机关等公共权力主体承担责任的角度，把政府执行力划分为政治执行力、法律执行力、行政执行力。由于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和各地区、各部门政府工作千差万别，政府执行活动中具有一般管理执行力不同的特点。中国政府执行不力的问题和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可以从实行政治问责制、法律问责制、行政问责制、道德问责制四个方面寻找提高政府执行力的有效途径。     

电子政务何以改进政府问责——ZZIC创新实践的案例研究

以ZZIC电子政务创新为案例研究对象,从政府创新的角度探讨了电子政务对政府问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科层制和碎片化行政的体制情境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电子政务的解耦机制、信息披露机制和对话机制改进政府问责。借助于解耦机制,地方政府可将外部问责嵌套于上级问责之中,兼顾"对上负责"和"对外负责";借助于信息披露机制,地方政府可通过增强政务运行的透明度来增强问责主体的参与程度,将公众诉求转化为问责压力;借助于对话机制,地方政府可通过提升政务运行的回应性来保持问责活动的频度,提升问责事项的解决效率。研究发现回应了以往学者对"电子政务能否改进政府问责"的争论,提出借助信息与通讯技术来形成更具整体性的嵌入式问责体系,深化了对电子政务作用机制的理解并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了启示。     

我国政府问责的制度性障碍及其消解

完善的制度是政府问责规范的必要条件.我国政府问责虽已有所进步,但总体而言还未实现制度化和法律化.只有通过制度设计来实现问责的刚性化,才能确保政府问责的有效性.     

政府行为问责的制度化探索——评《政府问责的制度化研究》

2003年非典事件使行政问责走人大众视野后，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密度、速度掀起了一轮轮“问责风暴”，但“风暴”一词也反应政府问责远未达到制度化、常态化的现实要求。最近，由秦勤、曹德琪、赵厚钊、蒋之亮撰写的《政府问责的制度化研究》一书正是对制度化、法制化政府问责的有力回应。该书是作者长期关注中国政府治理并历时数年研究所付出的诸多辛劳和心血的结晶，通过这部颇具新意的著作．在广泛借鉴他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政府行政行为进行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系统研究．让我读过此书后有了新的思考。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在制度建构、体制革新与机制健全三个层面上展开。制度建构层面需要从单一的政府问责扩展到党政一体化问责,从制度要素建设转向制度体系建设以及加强行政问责的组织机构建设;体制革新层面需要强化各级人大的问责主体地位,在问责客体上排除对普通公务员的问责,在问责内容上将政府"绩效"纳入问责范围以及建立规范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机制健全层面则需要确立划分官员责任的合理准则,拓宽行政问责的信息来源渠道以及实现行政问责程序与司法追究程序的有效衔接。     

美国政府问责体系的结构功能及其经验借鉴

政府问责制是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宪政体制的产物,体现的是责任政府的原则。为监督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合理行使权力,美国形成了完善的政府问责体系。相比而言,我国政府问责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略显薄弱。健全中国的政府问责体系,需要从法律和制度上健全问责制、形成专职机构监督和保证问责制的实行、充分发挥媒体和公众的问责功能、积极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     

我国政府问责制功效之影响因素

为使我国政府问责制建构和运行取得良好功效,就须立足我国政府管理、过程,对问责制功效之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梳理和分析,进而采取相应对策和措施.这些影响因素大体可归为实体因素和制度因素两类,前者包括问责主体和问责客体;后者包括作为正式约束之问责制度和作为非正式约束之问责文化.     

行政问责制:政治意蕴、现实困境与制度创新

行政问责制蕴涵着深刻丰富的政治价值与理念,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必然,是改善中国政治生态的现实需要.但目前各级政府在实施行政问责制的进程中面临着问贲要素界定不合理、问责环境发育不全、问贲配套制度缺失等诸多困境,因此亟须创新其制度设计,通过合理界定优化问责要素,培育良好的问责环境,健全配套制度等途径实现行政问责制度创新,使行政问责真正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试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体制的创新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它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提供了机遇 ,又带来了挑战。中国政府要想在这一过程中争取主动权 ,立于不败之地 ,就必须进行政府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重塑行政文化 ,完善政府权责体系 ,重构政府组织结构体系 ,改进政府运行机制     

重视加强政府审计问责的制度设计

笔者认为，由“审计风暴”到“审计疲劳”的“审计悖论”，问题的发生与存在并不在审计本身，而在于审计之後的问责制度的缺失。根据中国政府审计制度的特点及发展要求，为了加强审计问责的有效性，需要进一步完善审计法律问责制度；健全审计个人问责制度；加强公共预算法律责任追究制度；建立一种政府审计联合问责制度。     

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过程模型建构

绩效评估可以看作是问责政府的一种工具。那么,在上级问责作为主要问责形式的行政体制下,公民问责能否成为上级问责的有益补充,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未来走向可能是什么?本文以此为出发点,首先对行政问责的两种类型——上级问责和公民问责——的协同和冲突关系进行了分析;其次,从公民是否参与政府绩效目标的制定和绩效结果的评价两个维度构建模型,在此基础上对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类型、未来发展走向和限制性条件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为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践提供一些启示。     

中国环境问责制度的嬗变特征与演进逻辑——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建构和强化环境问责制度以落实政府环境保护责任,是近年来中国政府着力解决环境污染痼疾的重要举措。环境问责政策文本是观察政府环境问责运作实践的重要切入点,而当前学界鲜见运用文本分析法系统梳理中国环境问责制度演变脉络的成果。对环境问责政策的文本分析,可以在"行政问责—法律问责—社会问责"的三维分类框架下,结合问责对象、问责原则、问责情形、问责程序和问责结果的问责要素视角,运用ROST Content Mining 6.0软件进行。分析表明,2000—2017年期间,中国环境问责制度由偏态发展向协调发展转变,但总体保持较低水平的平稳渐变态势;由突发问责向常态问责转变,但总体呈现较为明显的短期应急效应;从软性问责向刚性问责转变,但仍然存在环境机会主义的可能空间。     

我国公共部门社会问责制研究——公民参与理念在行政问责领域的引入

实现良政治理,建设责任政府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社会问责作为行政问责体系的重要内容,它具有相对于同体问责和其他异体问责的独特优势。更重要的是社会问责具有建构前瞻性公共行政、提高社会自我治理水平、推动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积极功能。但由于当前我国社会问责机制多方面的缺陷与不足,限制了社会问责的发展,抑制了社会问责的功效。要促进我国社会问责,就必须促进政务公开,畅通问责渠道,建立问责回应机制,完善公民的权利保障,加强对问责者的激励,提高公民问责的技巧和能力。     

责任政府视域下的政府执行力建设研究

责任政府的构建与政府执行力的建设紧密相关.一方面,政府执行力是责任政府构建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责任政府是政府执行力建设的理念指导.在构建责任政府的过程中,我国政府执行力的建设存在着权责分配、绩效评估、责任监督及行政问责等主要问题,应从优化政府职能分配,凸出政府执行的责任体系；建立绩效评估机制,彰显责任政府的价值取向；完善责任监督机制,提高政府执行的整体效能；健全行政问责机制,约束和规范政府权力行使等四个方面探索当前政府执行力建设的现实路径.     

中国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的制度设计缺陷及影响

海南省等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主要内容包括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内容和实现机制。它的特点是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行政隶属关系的明晰,构成了典型的等级问责关系;问责内容广泛,涉及等级问责、职业问责、法律问责和政治问责等内容;通过直接界定和参照执行的方式确定了两类问责对象;单一的政府行政负责人启动机制,决定了问责的行政内部垂直领导的实现途径。这一制度设计的缺陷及影响是:由“单一问责主体和启动机制可以实现多类问责内容的问责效果”的假设难以成立,引发问责效果难以实现的问题;由“地方党委书记不过问行政问责”的假设不成立,导致问责执行中可能存在的党政冲突问题;由“‘部门行政首长’和‘政府行政首长’在决策权力与责任方面一致”的假设不成立,带来的对政府行政首长决策责任如何界定及合理问责的问题;由“体制外信息提供者可以充分获取必要的信息和行使相应的权力”的假设不成立,带来的监督者难以到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