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白补强规则

被告人口供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种重要证据。然而法律规定失之于粗疏,司法实践中问题较为突出。对自白补强规则的理论基础、补强证据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加拿大自白规则研究

本要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对加拿大自白规则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首先，阐述了自白规则的范围与存在意图；其次。就自白规则在运用上的程序性要求进行了探讨；此外，就加拿大自白规则的相关几个问题进行了补充说明；最后，介绍了加拿大目前国内关于此规则的一些改革建议。希望通过本文的介绍能加深对加拿大自白规则的了解，从而为我国目前的司法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论虚假调解的检察监督

当前虚假调解案件已成为扰乱我国司法秩序的一大顽疾,亟需得到有效治理。囿于当前法院的自我监督和案外第三人应对虚假民事调解措施的乏力,有必要发挥检察监督的制度优势对虚假民事调解予以规制。然而,虽然我国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调解活动进行监督,但由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监督职能错位、监督方式单一以及监督效力不足等问题,虚假调解的检察监督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虚假诉讼罪的主体资格与共犯情形的探讨——以不同诉讼身份参与人为视角

虚假诉讼罪是《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罪名,当前学界探讨主要倾向于对条文本身的理解与释义,而对于司法实务中具体适用性问题,少有深层的研究归纳。基于此,从诉讼地位的分类角度,针对不同诉讼身份的行为人,围绕共同虚假诉讼中各诉讼主体可能涉及的罪名,以及与之相关的主体资格与共犯形态认定问题等问题展开,主要分析探讨:不同诉讼参与人之间的组合类型如何影响虚假诉讼共同犯罪的定性,不同诉讼身份为何妨碍虚假诉讼罪主体资格的认定,诉讼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司法工作人员可能表现为怎样的共犯形态。通过对以上问题的理论解析,以此为虚假诉讼罪的司法适用提供实用性的借鉴。     

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自白

自白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地位,因为它对案件具有证明功能,而且对于侦破案件非常经济,还能表现被追诉人的道德性。随着社会的进步,强制性自白被废止,任意性自白规则得到确立。在中国,法律严禁强制性自白,但司法实践中,以刑讯等强制性手段逼取自白却屡禁不止,侦查机关和法院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国要实现自白任意性,就需要侦查人员改变观念,要增强侦查人员的权利意识,遵循法定程序,注重收集物证等证据,不把自白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法院要发挥重要作用,惩罚违法的侦查人员,对于刑讯的自白要坚决排除,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     

“套路贷”虚假诉讼的类型化解构及司法治理——以“民刑交叉”分析为视角

“套路贷”虚假诉讼是近年来黑恶势力犯罪的新形式和新动向,对于研究构建扫黑除恶长效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套路贷”虚假诉讼具有民刑交叉、公权侵蚀、有组织犯罪等特有属性,存在健全完善民事和刑事法律规制、前端识别机制、诉前程序风险的防控、司法威慑、社会化治理机制等治理需求。在治理阶段上,将虚假诉讼的前端识别和风险预警作为防止危害结果发生、强化司法救济的最优选择,通过构建跨部门大数据协同办案平台破除虚假诉讼的信息孤岛效应,运用智能化手段加强对高风险案件的监测预警,构建虚假诉讼案件的全流程司法审查、法律监督机制,正确认定司法责任,形成调解、公证、仲裁、诉讼相互协同的治理体系。在治理方式上,厘清虚假诉讼民刑治理的关系,对虚假诉讼的民事法律标准加以必要修正,探索发挥民事惩罚性赔偿和刑法特殊预防的制度功能,畅通虚假诉讼行为的民刑程序转换机制。在治理效果上,将司法治理与行业治理、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在《反有组织犯罪法》中增加与“套路贷”虚假诉讼相关联的治理要素,加强对“套路贷”虚假诉讼潜在被害人的预防性司法保护,阻断虚假诉讼的社会根基和需求来源。     

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自白

自白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地位,因为它对案件具有证明功能,而且对于侦破案件非常经济,还能表现被追诉人的道德性.随着社会的进步,强制性自白被废止,任意性自白规则得到确立.在中国,法律严禁强制性自白,但司法实践中,以刑讯等强制性手段逼取自白却屡禁不止,侦查机关和法院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国要实现自白任意性,就需要侦查人员改变观念,要增强侦查人员的权利意识,遵循法定程序,注重收集物证等证据,不把自白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法院要发挥重要作用,惩罚违法的侦查人员,对于刑讯的自白要坚决排除,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     

浅析虚假司法确认的防范和规制

司法确认制度随着诉调衔接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发展起来。在多元化纠纷解决的背景下,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申请人的不诚信以及法院对司法确认案件进行形式审查等因素诱发该制度运营的偏差,出现虚假司法确认。在新《民事诉讼法》修改完善的背景下,通过分析虚假司法确认的发生原因,并从申请人、法院、社会多维度提出对虚假司法确认的防范机制,进而于制度关联间寻求最佳救济方案,最后在重新审视司法确认功能的基础上,将其予以系统定位。     

防范和规制虚假司法确认

司法确认制度,是随着诉调衔接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发展起来。在多元化纠纷解决的背景下,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申请人的不诚信以及法院对司法确认案件进行形式审查等因素诱发该制度运营的偏差,出现虚假司法确认。在新民事诉讼法修改完善的背景下,通过分析虚假司法确认的发生原因,并从申请人、法院、社会多维度提出对虚假司法确认的防范机制,进而于制度关联间寻求最佳救济方案,最后在重新审视司法确认功能的基础上,将其予以系统定位。     

论虚假诉讼的刑法规制

当前，虚假诉讼愈演愈烈，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权威。虚假诉讼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由于我国刑法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理论界和实务界意见不一，但无论是以诈骗罪、敲诈勒索罪、抢劫罪还是妨害作证罪来处罚虚假诉讼行为，都会产生难以避免的矛盾。长远来看，我国应该通过立法将虚假诉讼行为犯罪化，明确设立虚假诉讼罪。     

贪污、贿赂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对抗侦查心理及对策研究

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通常以拒供、谎供、翻供等方式来对抗对其罪行的侦查、讯问,侥幸、畏罪、矛盾、抗拒等心态是支撑上述诸种对抗方式产生的内在心理基础.犯罪心理学研究表明,检察人员在初查、第一次讯问等关键阶段对犯罪嫌疑人有意设定的心理限制,将带来对此类案件的突破.     

无辜者认罪的成因分析——基于美国司法实践的阐释

作为一种现实中存在的现象,虚假供述尚未引起我国司法人员的注意,而对此美国学者却进行了深入分析。美国学者根据虚假供述成因的不同将虚假供述区分为三类——自愿性虚假供述、强迫顺从虚假供述与强迫内在化虚假供述,并对各类虚假供述的成因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美国学者关于虚假供述成因的分析对我国深刺认识心理强制时代的侦查讯问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犯罪嫌疑人谎供行为研究

在大多数案件中，侦查人员的讯问与犯罪嫌疑人说谎是相互伴随的，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说谎有着其必然性。谎供作为犯罪嫌疑人最常用的一种反讯问手法，其实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谎供可以被分为三个类型。一定的心理形成机制促使谎供的出现。谎供是可以被识别和应对的。     

犯罪嫌疑人虚假供述识别的心理分析———以贪污贿赂犯罪为例

说谎是人的天性,侦讯中贪污贿赂嫌疑人虚假供述呈现自愿、屈从、内化多种样态.趋利避害的本能,高的智商、情商,位高权重、专业、一对一隐蔽性等特征,使嫌疑人供述更具欺骗性,侦讯难度更大.实践中侦查员对“承认所做之事的陈述”内心确信度很高;而对“否认所做之事的陈述”多有质疑,两种有悖常理的例外,恰恰挑战的是人的经验、思维定势和认知判断能力.经验与思维定势,既体现技能、水平,又易导致偏差、错误.大千世界,人生百态,一切皆有可能,抽丝剥茧、去伪存真,真相只有一个.把握贪污贿赂嫌疑人的情境心理,借助心理学讯问技术、不失为破解侦讯难题一种新选择.     

公司、企业人员受贿案件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特征和审讯策略

公司、企业人员受贿案件犯罪嫌疑人的个性心理结构和情境心理千差万别,但基于受贿犯罪事实的客观共性,又处于受审讯的相同环境,决定了他们在审讯期间产生的心理现象、心理活动的变化和发展有着相似的规律和特点。我们在实践中可以根据嫌疑人的具体心理特征,适当运用一定的审讯策略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真实口供。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心理学解读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是警察审讯室中出现较多的虚假供述类型,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其产生与犯罪嫌疑人的服从、受暗示性和本能的生存需求紧密相关,但更多的是警察的强迫审讯策略所致。赋予犯罪嫌疑人审讯阶段辩护权并建立合理的讯问规则是减少审讯室中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有效对策。     

司法精神病鉴定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司法精神病鉴定实践中的主要问题表现为鉴定意见的信度不足。这一方面源于涉及精神医学、心理学、法学在内的司法精神病学本身属于交叉学科，学科间话语系统融合存在困难；另一方面，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对象本身存在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方面的复杂性。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执法、司法领域的普及应用，以及算法、算力、数据的不断成熟，遵循新型技术嵌入精神病学、心理学而产生新型理论的“一级嵌入”与新型理论嵌入司法精神病鉴定实践“二级嵌入”的“双嵌入”路径，采用“分块开发”“系统整合”“流程整合”三大操作程序，并借鉴人工智能技术中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心理计算技术和智能辅助决策技术资源，能够直接回应并一定程度解决司法精神病鉴定实践中信度不足的问题。这为人工智能辅助鉴定系统的研发，赋能司法精神病鉴定实践提供了可能。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检察监督防范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是警察审讯室中出现得较多的虚假供述类型,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其产生与犯罪嫌疑人的服从、受暗示性和本能的生存需求紧密相关,但更多的是警察的强迫审讯策略所致。通过检察环节的收紧批准、决定逮捕防线、加强讯问监督和提高证据通过审查后的质量,可以有效防止审讯过程中的非法取证行为,减少审讯室中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     

刑讯逼供主观成因和控制刑讯逼供心理学对策

心理学理论和方法是分析刑讯逼供成因和控制对策的重要工具之一。刑讯逼供在心理学视野中的成因主要包括:归因偏差、冲突情境、学习模仿、人格缺陷和角色冲突等五个方面。刑讯逼供这一侵犯性人格特质是先天和后天习得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结合后天与刑讯逼供动机形成之间的紧密关联性,控制刑讯逼供可以确保和运用提高侦查讯问工作专业化程度、树立依法讯问楷模、严格查处和惩罚刑讯逼供行为人、加强法律教育和讯问业务技能培训等心理学对策。     

刑讯逼供的反思与对策

刑讯逼供成为长期困扰司法界的难题。造成刑讯逼供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积淀在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之中产生的文化惯性,以及制度缺陷和领导者的偏好是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遏制刑讯逼供,应当从转变思想观念、制度创新入手,通过民主化、科学化的方式,设计最优的刑事诉讼模式,为创建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