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担保债权在企业破产重整中的利益平衡

破产重整制度为了授赦债务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对有担保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权进行了限制并对各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进行调整，从而弥补了传统破产制度的不足，将清理债务与拯救企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是在破产重整程序中，有担保债权人的利益与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冲突较为严重，而我国有关的制度、规定又尚不成熟、完善。文章对怎样既能实现破产重整的目的又使有担保债权人的利益不受过分侵害，意即各方利益能达到相对的平衡进行探讨，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破产重整制度。     

社会转型、利益博弈与制度成长——以《劳动合同法》的制定为个案的研究

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分化必然带来利益分化,而制度化、合规则的利益博弈有助于实现利益均衡,促进制度成长。以《劳动合同法》的制定为个案,考察其具体的修成过程,有助于厘清社会转型期中国利益博弈的基本状况。《劳动合同法》的出台过程充满各个利益主体间激烈的利益博弈和相互妥协;立法过程中体现的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精神有望固化为一种制度,从而对中国的制度成长产生深远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利益博弈的过程中也存在话语权不对等、非均衡博弈等缺陷,因而,我们需要规范利益博弈过程,抑制强势利益集团过分的利益主张,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实现利益博弈与制度成长的良性互动。     

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机制的对策

加强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发展的一大趋势，是实现国家法制化、民主化建设的主要标志，同时也是保护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为此世界许多国家刑事诉讼立法都采取不同形式，以求达到被害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被害人权利与国家职权之间的平衡。由于社会大环境及立法技术等方面的不足和限制，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保护还存在着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     

破产重整制度局限性之克服 ——兼论我国预先重整制度的构建

破产重整制度诞生于美国,其以拯救与再建债务人作为自己的立法目标.但破产重整制度亦有自己的局限,它在各方利益的平衡协调上并不完善,所耗费的制度成本和经济代价亦较为巨大,对于恢复债务人重建的宗旨可能适得其反.预先重整制度是结合庭外协商与正式重整的最佳特质所做的制度安排,克服了传统破产重整制度的弊端,更适合企业再建的需要.我国应于破产法中积极探索预先重整制度的构建.     

试论公司破产重整制度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不免有企业在经营不善的情况下被市场淘汰,最终走向破产。企业破产程序必须要符合我国的法律法规,但我国的企业破产重整程序存在申请主体范围过广,主体利益失衡以及重整对象界定不清晰等问题。应从明确申请重整的主体范围、完善破产管理人法律制度、健全主体利益保护制度等多个角度来完善我国破产重整制度,以保证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论破产立法中的经济法理念

我国的破产法是同时兼有民商法和经济法双重性质的法律.在新的破产立法中,要充分体现公正调整债务关系的私法精神,尤其是要保护债权人利益,坚决摒除错误的国家行政干预.同时也应体现出经济法的理念,注重通过国家的正确介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合理调节当事人利益间的平衡.在新破产法中将建立预防企业破产最为积极有效的重整制度,包括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即职权重整制度.郑百文公司重组的案例不仅表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破产重整制度,而且表明应在重整制度中强调国家适当介入的必要性.     

创新社会管理的突破口在于健全利益表达机制

我国已经进入一个社会结构多元化和利益群体分化的时代，而多样化的利益必然需要协调。资源需要整合，个人需要重新获得归属感，各种思想观念需要对在协商和对话中形成共识。客观上要求必须有一种更加有效的治理方式，才能协调各方关系，提供生活秩序，适应发展的需求，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目前我国社会治理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不完善，而进一步完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突破口。在于健全社会利益表达机制。     

军事利益本位论——兼论军事审判权的范围

军事法的本质属性和我国的军事立法实践表明国家军事利益在军事法中的优先保护地位。军事法学应以军事利益本位论作为其理论基础。尽管军事利益本位论和权利价值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但两者可以协调和统一。军事利益本位论强调国家军事利益得到优先保护的前提下,保障其他当事人的权利得以实现。以军事利益本位论作为界定军事审判权范围的理论工具,我国军事法院刑事审判权的范围应采取军事犯主义,审理军内民事案件应当排除在军事审判权的范围之外。     

重构性法理视阈中立法听证的制度功能

反思产生西方立法听政制度产生的历史语境，重构性立法听证制度的法理基础应定位于一种国家的政治治理术，以此定位为基点重新演绎立法听证的制度功能是：立法听证有助于立法机构了解实际情况，广泛收集立法建议，更加科学地做出立法决策，从而克服立法过程中的有限理性；立法听证可以帮助国家规范立法实践，减少立法争议，缓解矛盾与冲突，通过协调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利益关系，增强法律的社会接受度，从而增强法律的实施效益；立法听证为公民有序参与公共生活、表达自身利益，维护自身权利提供了一条规范的途径，某种程度上形成由国家为相当广泛的社会主体提供具有制度保障的经常化的民主训练的空间。     

略论继承法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遗产继承对于维系社会财富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实现私权神圣等关系至巨。除了继承的内部分配关系外，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在遗产继承实践中．由于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缺乏保护自己利益的法律手段，其利益受侵害的现象屡屡出现，这不仅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同时给我们法学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继承法本身存在着疏漏与不足，受立法时特定社会条件的限制，继承法无论在立法宗旨，还是在具体制度设计上，都明显地忽略了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因此，在发生争议时，无论是受侵害的债权人还是司法实务部门．都深感缺乏可供遵循的规范及相关理论的指导。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初步的探讨．期能抛砖引玉。     

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的三个理论问题——理论起点、意义及利益平衡

主权在民共识是建构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理论起点。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具有矫正权力、遏制腐败、提升公务员职业伦理的现实意义。公务员隐私权应予克减，这是对该职业群体的正当伦理要求，一旦个体与该职业分离，对其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即应回归常态。基于身份的联系也应对公务员家庭成员的基本权利予以适当克减，但这种身份关系的辐射半径要作控制。公务员从事事关国家秘密之特殊职务，其财产公开问题当以国家秘密优先，但“国家利益”、“国家秘密”等的界定应慎重。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侵犯商业秘密则是一个伪问题。     

参政党的利益代表功能与和谐社会构建

和谐社会的核心是利益和谐,利益和谐的基本前提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要求能得到充分的表达,而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要求得到充分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安排是使各社会阶级、阶层和群体都能够在国家政治架构中拥有表达和维护自己利益的代表。在我国现有的政治架构内,尽管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是以组织化的形式进行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之一,在利益代表方面也具有独特的优势,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对于参政党的利益代表功能,民主党派既未在认识上予以广泛认同,亦未在实践上予以有效履行。事实上,民主党派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具有利益代表功能,对于这一点,不必有任何的顾虑和质疑;民主党派利益代表功能的运行必须遵循社会整体利益优先的原则,要将代表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与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有机统一以来;要从制度和机制上来确保参政党利益代表功能的实现。     

破产重整制度实体法律问题探究

破产重整制度作为现代破产法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用于拯救陷于无力清偿状态的债务人并促使其复兴的破产预防制度。在我国对重整制度的研究讨论已经多年,而重整制度真正纳入法律是在2006年8月2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第一次体现。笔者因《企业破产法》的出台对重整制度更加关注,文章从国外立法经验与国内立法和国情出发阐述了重整制度的相关法律问题。     

民法典理念下个人破产制度的利益平衡论析

我国个人破产制度存在债权人权益保护的视角缺失导致的利益失衡问题,传统理论在对待债权人权益保护方面难以做到"自圆其说".《民法典》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对个人破产制度的设计具有原则性的统领作用.为解决我国个人破产条例中债权人权益保护缺失导致的利益失衡问题,引入民法典基本理念,于总则部分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均衡保护体现利益平衡,依据债权人自身经济条件对债务人分类设定考察期体现公平原则,并优先适用重整程序与和解程序体现自愿原则.保持我国的个人破产制度与《民法典》内在的逻辑关系与有效衔接推动,打造一脉相承的法律体系.     

包容性发展中社会保障法的立法公平

现阶段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条块分割、不同阶层保障水平不同的不公平现象，这种现象是不同历史时期对效率与公平的不同立法价值选择和社会保障立法中的不公平所致，从经济学上看则是不同社会集团利益博弈的结果。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中确立公平的立法理念，建立公平的利益诉求机制，而包容性发展模式则成为确立公平理念与建立公平立法机制的政治指引。     

重构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之思考

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是著作权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又板具争议的内容，其为平衡著作权人的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而创设，实质是对已经构成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出于社会的需要，法律规定其为“合理”。我国现行著作权立法对于著作权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的规定过于僵硬、滞后，使本符合该制度旨趣的合理使用行为排除在外，重构著作权合理适用的判断标准，完善我国著作权立法就成为必要之事。     

促进利益均衡:社会矛盾调处的关键——基于济南、青岛等地的调查与思考

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促进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又和睦相处,克服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失衡,是当前化解各种矛盾纠纷的根本。各级政府应该树立"富民优先、民生为重"的执政理念,着眼维护和促进社会利益均衡,努力提供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制度保证。     

违法行政行为治愈制度的比较法考察

违法行政行为治愈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制度。英美法系国家虽然没有冠以治愈名称的制度,但却存在着类似的理论和实践。无论大陆法系抑或英美法系国家,对违法行政行为,均非一概撤销,否定其法律效力。基本一致的做法是,对违法行为追求的公益与其侵害的法益比较,根据优先保护的利益决定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在此基础上,除法国外的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多采取成文立法规定治愈的进路,而法国及英美法系国家则依靠判例形成了另一条进路。我国应通过成文立法明确规定治愈制度。     

论联合国公共采购示范法中的社会经济政策优先制度

为了应对示范对象和适用范围上的拓展，新版联合国公共采购示范法设置和完善了社会经济政策优先制度，作为在通用性和灵活性之间的缓冲机制。鉴于社会经济政策概念的相对不确定性，它倾向于采取一种封闭式的立法方法，将社会经济政策的解释权委之于立法者而不是执法者手中，并在其实施中设置了透明度、定期评估等要求，以防止它在实践中被滥用，损及示范法所积极追求的目标。作为一个公共采购立法尚不完备的国家，我国对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度设计存在着缺少程序支撑、回应性较弱等不足，对新版示范法中的社会经济政策优先制度加强研究和借鉴非常必要。     

公司重整制度的理论价值分析

围绕公司重整制度的理论出发点,提出公司重整制度蕴含的理性精神应包括:社会资源调控的最优化、社会利益平衡的最佳化与社会系统振荡的最小化。论文对公司重整制度的理论突破作了论述,并且透视了公司重整制度的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