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想天下秩序:汉代中国的对外战略

两汉时期是为传统中国战略文化与外交理论奠定基础的重要时期。随着秦汉的统一,尤其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和征伐匈奴之后,天下主义成为思考对外关系的意识形态基础。汉王朝宣布自身成为天下的共主,用天下主义来指导中国的外交决策。对于如何构建天下秩序,存在着不同的战略构想。和亲派认为通过道德感化、物质收买等和平手段就可以实现天下一统,征伐派则认为天下秩序的建立只能依靠武力征服。但两者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局限。天下主义的战略缔造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理论上的王者无外宣称与事实上有限的控制范围之间存在持续的紧张,需要加以合理的平衡。最终在东汉时期,以班固为代表的儒者总结历代对外战略的得失利弊,导入了"不臣夷狄"等新理论,构建了较为成熟系统的羁縻战略。羁縻战略在不动摇天下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同时,又为现实的政策调整留下了充分的灵活空间。汉儒的天下秩序理论奠定了中华帝国外交传统的基调,影响非常深远。     

美欧危机应对政策的国际比较

债务危机爆发后，为了应对危机，欧洲各国与美国均采取了刺激战略，出台了一系列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危机的应对方式却大不相同，本文对其应对政策进行专题研究。     

浅谈中国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的确立与调整

浅谈中国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的确立与调整亓成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４８年来，我国的对外关系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也经历了极其艰难曲折的历程。其间，我国的对外战略随着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而不断变化和调整。迄今，这一过程经历了４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１９４９年－６...     

书讯

<正>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德国与大战的来临梅然著定价:99.00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版1870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堪称欧洲最强大和最繁荣的"崛起中"强国,但它在1914年选择了战争,进而走向衰亡。德意志帝国何以挑起大战?其主要战略考虑是什么?基于大量著述和档案材料,本书深入德意志帝国40余年的历史,从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对外关系等多角度剖析了上述问题,     

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衰与美国大战略

自由国际主义是从二战至冷战结束期间指导美国大战略的重要思想。冷战结束之后,作为美国大战略的自由国际主义是否趋于衰落?本文首先对近年来美国战略学界有关冷战后自由国际主义在美国大战略中的兴衰这一问题的讨论进行评析,并以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外援助政策为案例展开具体分析。自由国际主义大战略提供的目标是恒定的,但随着美国相对实力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其具体的政策路径则在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间摇摆。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可被视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变体,其偏离更多地体现在路径的选择而不是目标上。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则呈现出向多边主义也即自由国际主义传统政策路径回归的趋势。而这种回归会否助长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回潮,尚待进一步观察。     

金融危机后遗症对我国经济转型的挑战及对策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采用了大量的经济刺激政策,这些政策在带来拉动效应的同时,也使我国经济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同时,国际经济格局出现的新动向也对我国近期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提出了挑战。因此,我们需要适时调整经济刺激政策,把握时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

<正>定价:69.00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第2次印刷过度扩张是帝国所经常遇到的陷阱。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是什么力量促使工业化时代的列强追求进攻性的对外政策?作者辨析了各种反复出现的帝国迷思,描述了这些迷思所导致的多样化的过度扩张,并对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所给出的传统解释进行了批评。     

汉武帝的人才思想与用人实践三题——基于《资治通鉴》的考察

汉武帝的伟大功绩,与他的人才思想和用人实践有很大关系。透过《资治通鉴》关于汉武帝的记述,可以从三个方面梳理并分析他的人才思想与用人实践。关于汉武帝为何广延人才,从必要性和可能性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关于汉武帝如何识才选才用才,主要特点就是广开门路,选拔人才,以法驭才,恩威并施;关于汉武帝人才政策有何作用,主要表现在武帝时代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功绩以及为昭宣中兴储备了有生力量。     

抗日战争与二战期间国际战略格局的转变

从1931年日本公开吞并中国东北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日本的政策发生了从绥靖到遏制的转变,以至双方后来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产生如此变化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一方面,中国的全面抗战打乱了日本对外侵略和扩张的战略部署。日本的有限资源面临严重危机,不得不以“南进”战略来摆脱困境,最终与美英等西方大国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另一方面,中国的全面抗战促使美英等西方大国重新估价中国的实际力量和战略作用。它们逐步增加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各种支援,最终建立起世界范围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9·11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的危险"创新"

"9·11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的危险"创新"是:以"布什主义"为基本原则;以建立"新帝国"为最高目标;为实施"新帝国"战略而严重夸大外部威胁;以对"流氓国家"的"预防性战争"、"政权更迭"和"民主化改造"作为"新帝国"扩张基本手段。这些"创新"相互影响,其危险是:践踏国家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当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加剧国际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     

论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与中美关系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是美国的综合性“大战略”，对美国的战略决策具有导向性作用，也是研究与分析美国国内外政策的重要依据。本文阐述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由来与发展，分析了奥巴马上任后推行的新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与主要变化，讨论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对中关关系的影响。     

从董仲舒、司马迁、东方朔的赋看汉武帝时代的“士不遇”现象

重贤士、好大赋是汉武帝时代的特征之一。董仲舒、司马迁、东方朔是武帝时代不同类型士人的代表 ,三人的思想、性格、经历、结局都不相同 ,却都写下了“不遇”之赋。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东方朔的《答客难》这三篇赋 ,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武帝时代的士人风貌和文学特征。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新动向及其全球影响

鉴于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机遇与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于人工智能的重视程度不断攀升,并从战略定位、体系架构、财政投入与对外政策四个方面对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做出了新调整。实际上,美国在高新技术方面的垄断地位是其维系全球霸权的重要基础。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调整,目的就在于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领先优势。总体上,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战略呈现以"美国优先"为由的科技民族主义趋向、基于"绝对安全观"的技术战略扩张趋向以及威慑与遏制并行的现实主义趋向。鉴于美国的科技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特朗普政府推行的人工智能战略将使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受到较大制约,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冲突将随之加剧,"科技脱钩"与治理缺失的风险也将不断凸显。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大国,中国应在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的前提下,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在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基础上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冷战初期苏联的对外战略评析

从二战结束的1945年到1947年的两年间,由于大国关系、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的对外战略随之进行调整,即从"积极防御战略"向有限扩张战略转变。这种战略转变加剧了美苏的权力竞争和利益争夺。     

美国在阿富汗反毒品战略的调整及面临的新挑战

阿富汗战争以来，美国在阿富汗制定了打击毒品的“五根柱子”战略，开展了一系列行动，但是阿富汗毒品问题却日益严重。由于缺乏安全保障。贫困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缺少政治保障，反政府活动与毒品贸易相互借重。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毒品战略不得不做出调整。然而，调整后的新战略依然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一是塔利班实力的不断增长将使美国反毒品战略的实施面临更加严峻的安全环境；二是阿富汗国内政治环境的恶化妨碍反毒品战略的实施：三是美国的利己主义立场妨碍其在反毒品方面展开有效的国际合作；四是国际金融危机给美国在阿富汗实施反毒品战略带来资金上的困难。     

构建新形势下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

美国战略调整基于其对外部安全环境和其全球军事战略的全面评估,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动因,应对中国崛起并非美国战略调整的主要目标,更不是唯一目标。但是,从美国加紧调整亚太军事部署的动向看,其中防范中国的意图也十分明显,如果说,几年前美国还把中国界定为潜在＂威胁＂,现在则将中国不断增强的实力视为日益现实的＂威胁＂。美国战略调整将使中国周边安全局势中的不确定性增加,相对平静局面极有可能出现波折和动荡,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将受到冲击。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具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并对中国大战略筹划提出更高要求。为此应全面准确把握中美关系的时代特征,拓展战略合作空间,有效制衡和努力消解美国战略调整对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维护中美关系基本的战略稳定。     

崛起国的战略收缩缘何逆转——以日本（1920—1927）和苏联（1953—1960）为例

作为大国的一种对外战略调整行为,战略收缩既具有以节约战略成本来缓解国际压力的传统内涵,又具有积蓄和集中战略资源以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积极面向。根据战略资源集中程度、竞争对手数目变化、强硬手段运用等指标,崛起国也有可能实施必要的战略收缩。作为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的崛起大国,1920—1927年的日本与1953—1960年的苏联都曾短期推行过成效显著的战略收缩,却都在不久后骤然逆转为战略扩张。超越对战略收缩弊端、崛起失败原因、过度扩张根源等问题的既有讨论,可从战略收缩本身的内在风险中寻找崛起国类似战略调整自我蜕化的机理。具体而言,日本和苏联重塑大国协调的努力虽然缓解了体系压力,却无法消减对手的威胁认知。专注于经营周边的谋划虽然改善了安全环境,却难以塑造自身的国际权威。推行国内改革的举措虽然开启了战略竞争模式转型之路,却因弥补国内政治合法性的需求而转变为自我加剧国际竞争烈度的短视行为,以致发生战略收缩的悲剧性逆转。如何化解战略收缩的内在风险,使其助益于大国持续崛起,将是旨在主动创造和延长战略机遇期的崛起大国务须深思的课题。     

对抗性外交、战略框架转换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以《八一七公报》谈判为中心

中国的"联美反苏"战略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倒退,引发了对台军售问题的谈判。为维护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中方确立了在双边框架下施压的方案,形成了强制性外交的局面。但这个方案对美施压低效缓慢,最终中方被迫转换到战略框架以寻找筹码,开启对苏缓和,打破谈判僵局。谈判的成功关键在于中方从对美政策的双边框架转换至战略框架寻找筹码。战略框架的调整结束了"一条线"战略,中国开始按均势原则经营大三角关系。谈判的成功也证明了中国以外交方式处理中美关系和外交摩擦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大国外交既要坚持外交的和平本质,又要充分利用丰富的筹码,灵活调整对外政策。     

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西方主流思潮的演变

20世纪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所内生的基本矛盾??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与生产的日益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变换着表达方式。为了维护资本的统治,西方国家不断变换政治思路并相应采用了不同的政治反应方案来化解危机。但是局限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部的各种演化和调整,或许可以暂时延缓危机的发作,却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和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当前国际战略形势分析

从大国战略态势、大国关系新变化、国际安全环境、中国对外战略等四个方面综合分析2006—2007年的国际战略形势。其中,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因霸权扩张过度,身陷中东尤其是伊拉克困境,其国际战略处境趋于被动。其他大国抓紧调整各自对外战略、加快自我发展。大国关系与国际安全环境均有新变化、更趋复杂。中国对外战略更为系统,中国外交整体推进、成效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