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我国宗教法制化建设进程之探讨

我国不仅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还是一个多宗教国家。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特点决定了我国宗教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我国是由坚持无神论的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我国没有信仰宗教的公民远远多于有宗教信仰的公民,所以,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保障公民宗教自由方面面临着更为特殊和复杂的社会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因此需要在法制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来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本文通过探讨在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现状和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的困境,为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提出法制建议,以全面完善我国的法制建设进程。     

当代中国的“私人信仰”陷阱

中国宗教传统中公私界限的模糊混淆,导致了国家权力秩序与宗教信仰的复杂关系。中国人的"私人"信仰是一种既基于宗教却又不完全基于宗教的信仰方式,十分独特而又难以把握。中国社会中公共信仰与私人信仰的彼此分别,促使其神圣资源分配原则在公共权力、社会与私人之间形成一种三角变量关系,而公共信仰及其对权力秩序的制度依赖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其中的主要变量。因而,当人们只信任自己、不相信私人之外的存在的时候,就会最终导致信仰如何被信任的危机。要走出陷阱,就要促使私人信仰方式逐渐获得现代社会认可、理解的交往结构及其行动逻辑,为此,必须兼顾宗教信徒和国家公民的双重身份。这对于保障私人信仰及其权利、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坚持宗教发展中国化方向均有重要作用。     

解决天主教非合法组织问题需要新思维

天主教非合法组织是我国宗教领域的敏感问题。我们在过去处理天主教非合法组织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正确措施，取得了一些好的经验。但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解决天主教非合法组织，必须把它放到整个国家的伟大变革和社会的巨大变迁的背景下进行．即法治已替代伦理、宗教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宗教管理已从“意识形态角度”走向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宗教本身则将从上层建筑逐步走向“第三部门”。因此．解决天主教非合法组织问题务实的新思维是：将天主教非合法组织通过法律手段．使其从非合法状态走向合法状态。对天主教非合法组织应执行“阻疏结合，以疏为主”的策略。在处理中梵关系上，特别是主教任命问题上．中国天主教会应采取符合中国国情的模式．     

切实加强民族地区宗教场所管理

宗教活动场所是一个汇集人群、活动频繁的聚集点,也是一个容易被坏人利用进行非法活动的地方。少数民族地区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以及白族本主信仰、彝族土主信仰等民间信仰广泛存在。要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加强宗教场所的管理,加大经费投入,加大宗教管理干部培训力度,把贯彻实施《宗教事务条例》的各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使宗教场所管理规范化、宗教活动法制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确保社会稳定。     

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是指公民依据内心的信念、自愿地信仰宗教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是世界各国宪法所普遍确认的基本人权之一,我国建国以来的四部宪法对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也予以确认和保障。我国公民在行使宗教信仰自由权的同时,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主要表现在:①宗教活动不得破坏现行的国家根本制度;②宗教活动不得损害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不得制造民族分裂、危害祖国统一;③宗教活动不得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④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⑤宗教团体必须依法进行登记,在法定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     

民间信仰与社会问题──析福建妈祖信仰文化的功用

妈祖文化是我国政府唯一认可的一种民间信仰，在我国沿海及台湾省，在东南亚、殴美等地区的国家中有众多的信徒。妈祖信徒把妈祖神祆看成是超人的力量，产生了类似宗教的信仰感情和情感反应，在遏制妈祖信徒行为失范、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一定的作用。妈祖文化在促进闽台经济、文化、科技交流中已经产生并仍在继续产生着重要作用。但是，妈祖文化是唯心主义的道德文化，对社会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     

浅析法国启蒙运动时期主要思想

法国启蒙运动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天主教会，启蒙思想家大力倡导科学、理性，以自然神论和公开的无神论向以罗马天主教为代表的宗教势力发动猛烈的进攻，他们反对神权政治，反对宗教迷信，批判信仰至上和蒙昧主义，普及文化和教育，倡导人权自由、平等诸多新观念，力图打破强加于民众头上的精神枷锁，为新思想的广泛传播创造条件。     

论宪法信仰的养成

塑造全民的法律信仰是实现国家法治的必由之路。我国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本应该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司法适用性，而实践中却往往成为“空中楼阁”。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没有在全民中养成宪法信仰。因此，养成公民的宪法信仰极为重要。这一法律活动是信仰主体和信仰对象的互动过程，既要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观念，又要制订出良好的宪法。     

谈公民信仰宗教自由的政策与法律

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公民的宗教活动,是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宗教存在和发展的重要表现。世界各国、各个组织、集团和派别,对宗教和公民信仰宗教问题,态度也不尽相同,有的禁止,有的纵容,有的放任,致使宗教问题变得十分复杂和     

湖北高校大学生宗教信仰现状及应对机制

大学生的信仰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战略问题，也是关系到国家教育方针的大是大非问题。通过对湖北省13所高校大学生进行的抽样问卷调查，我们发现：目前高校信教学生比例不高，但绝对数不少，并呈逐年上升趋势；大学生在宗教信仰上具有继承性、盲目性、功利性等特点；大学生信仰宗教受社会、家庭、教育、自身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高校在应对大学生宗教信仰问题时，应深刻认识学生信仰宗教问题的本质，采取建立高校宗教管理工作机制、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强化思政队伍建设等措施。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