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悌”美德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现代价值

"孝悌"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它在培养人的思想品德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传统"孝悌"美德在今天固然有其局限性,但"孝悌"一些基本的伦理道德在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品德、道德修养等方面仍具有不可忽视的教化作用。尤其在当下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面临一些传统美德失范的现象,传统"孝悌"仍具有不可泯灭的现代精神与价值,要继续把继承传统美德与发扬时代精神结合起来。     

先秦儒家道德荣辱观评述

先秦儒家道德荣辱观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文化关于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的价值评判标准,是儒家伦理道德建设体系的基石。孔子开启了以＂知耻＂为核心的中华民族道德荣辱观的源头;孟子明确提出了＂荣＂＂辱＂的概念,对荣辱问题作了一定程度的阐述;荀子则是系统论述道德荣辱观念的先秦儒家代表,先秦儒家道德荣辱观由他而基本形成。     

“小人物”塑造中国力量

“小人物”的道德勇气来源于中华民族的传统和自身本能，他们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呵护和激励。我们能否给正在打压下坠的道德力量一个向上的挺举。     

“现代化”与“现代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体系创新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具有重大原创性和时代性的新型复合概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标志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大创新。理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型话语,要兼顾文明的“属性分析”与“话语分析”两大面向,特别是话语分析面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体系创新意义,体现在其对于带有浓厚西方本位色彩的现代学术概念的解构与重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相关话语相结合,有助于重新厘定西方中心论的“现代性”概念。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借鉴“多重现代性”思想运动经验,能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有效供给提供较为厚重的规范性内容。     

台湾“宪政”变迁中的“国安会”与“总统”权力

“国安会”(及所属“国安局”)在台湾的政治体系里有着特殊的角色与功能。两蒋时期 ,“国安会”是“动员戡乱体制”的产物 ,而“国安局”的特务情治系统是其专制统治中的重要一环。在台湾政治转型时期 ,李登辉操控“修宪” ,保留并将其纳入“宪政体制”中去 ,首次“政党轮替”后 ,陈水扁有将“国安会”扩张为“政务会议”的意图。而由李登辉至陈水扁 ,都在建构“总统制”的“总统”权力 ,对“国安会”及“国安局”的操作是其中的一方面 ,但是由于“宪政体制”的不明晰和政局今后可能的变化 ,至今这仍不能称为是稳定的     

康德“哥白尼革命”意义新探

从伦理道德思想和道德信仰方面来看,康德“哥白尼革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批判形而上学而在于重建形而上学,康德批判形而上学、限制人类理性,是为了给道德信仰留地盘,是为了使人成为真正不同于动植物的,真正有尊严、有价值的人,从而使康德“哥白尼革命”具有了人本主义的意义。     

现代化与道德转型的分离——略论冯友兰“新理学”体系的道德观

在“新理学”体系中,冯友兰自觉区分了普遍的道德与特殊的道德。因而,在论及现代化问题时,他主张基本道德是无所谓现代化的,并批评了中国近代的道德革命思想。现代化与道德转型的分离,使他陷入了“中体西用”论的误区,无法合理地解决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型问题。     

“八荣八耻”贵在创新

胡锦涛总书记精辟概括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对社会主义道德观进行了创新、丰富和发展,突出表现为“三个结合”。一、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结合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道德文化传统,讲道德、知荣辱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最早提出荣辱概念的是孟子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之源的生成及走向——“心”与“性”的向度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具有内倾性根源,这个内倾性根源就是“良心”和“善性”。这个内倾性根源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历经了生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这个生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对于理解中国传统道德特征、建构现代道德都具启示意义。     

社会主义荣辱观解读

胡锦涛总书记今年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背景有三:一是适应了构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的需要;二是与现实生活中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密切相关;三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其基本内涵既包容了传统伦理道德的精华,又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既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又是一个可以逐条践行的具体规范。     

“中华民族”、“中国”概念的演变与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

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个词汇的是梁启超。与此相伴产生的，就是“中国”这一现代国家概念。中华民族、中国概念的提出，既标志着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过渡，同时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的产物。“中国”这一词汇虽然在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但是，它并不完全是现代的国家概念。中国以外的地方，最初将中国称为“支那”，     

“和谐”与“合和”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一项历史性的战略选择。“和谐”源承于中国几千年的“合和”文化思想,了解中国传统的“合和”文化思想,对于当今构建和谐社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合和”:中华民族基本的价值观“合”,作为中华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侧重于本体论,指统一物由两或多方面构成。     

现代公民社会道德论说:从“自性”到“他性”

现代公民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状态,随着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的生成以及新旧社会价值形态转换所出现的道德"空场",进而容易导致社会的混乱与无序,增加道德选择的难度。为了矫正现代公民社会发展的伦理扭曲,必须充分挖掘中国传统儒家人学思想中的"自性"道德,把握现代性影响下的道德"他性"特征,实现"自性"与"他性"的有机结合,加强"慎独"的道德人格塑造,真正建立起一个健康有序的现代公民社会。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状态,也时现代公民社会的目标使然。     

简析儒家的“人性善”与人治

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派别,它们相互影响,对中国政治思想的演变产生了很大作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自西汉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儒家强调“人性善”,而人的“善性”主要由“圣贤君子”来体现、发掘、弘扬;当“小人”没有行“善”的自觉时,就要由“君子”来教化;在“教化”失效时,就得靠政治权力来强治。这样就走向了以道德立国,把道德政治化、刑律化的道路,使中国社会陷入了“人治下的法治”、政治伦理化的境地。     

“中华民族”称谓的由来

“中华民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称谓，但在这一词出现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的民族观念。习惯上所说的“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乃至外国人将中国称之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     

浅谈道家中的“和谐文化”渊源

一、道家中的和谐图景是建设中华民族“社会”文化的历史渊源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文化,是与中华民族“和合”文化传统相承接的,道家中和谐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选择、伦理道德和行为习惯,特     

“九一八”事变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由“九一八”事变引发的抗日战争中,民族凝聚力被激活,民族精神重新迸发,中国共产党作为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地位进一步确立,也正是在新的民族凝聚力的感召下,抗日战争才最终获得胜利。因此,对中华民族来说,“九一八”事变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是中华民族凝聚力重新整合的新起点。     

墨子的“义”及其管理伦理

“义”是中国人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之一 ,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孔孟儒学宣扬“仁义”学说的结果。其实是墨子出于建立一种稳定的社会管理秩序的需要 ,以及出于对孔子“仁”的管理伦理思想进行扩充和完善的目的 ,使“义”成为了他从伦理道德层面阐述其管理思想的一个范畴。由于他的大力鼓吹和宣扬 ,具有管理伦理内涵的“义”在当时思想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许多先秦学者 (史称先秦诸子 )开始对“义”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从而使“义”在管理伦理方面的内涵不断得到充实 ,成为了先秦管理伦理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之后才逐渐成为中国人的一种传统伦理道德观的     

弘扬“最美精神”构筑“道德高地”——浙江省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讨会暨“‘最美’精神与价值观”论坛综述

由浙江省文明办、浙江省社科院联合主办的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讨会,今年已经是第八届了,本届主题是"‘最美’精神与价值观"。本届研讨会认为,当下中国的道德现状是道德焦虑而不是道德沦丧,浙江成为"道德高地"有其土壤和环境,"最美"精神表明了社会规范不再脆弱,道德建设的主体是在民间,而"最美"精神需要一整套机制和环境才能由"盆景"转变为"风景"。     

“践仁知天”与“截断众流”——牟宗三对孔子“仁”与康德德性法则的比较

在《心体与性体》一书中,牟宗三认为宋、明儒的“道德理性”有三层含义,即:由“践仁知天”对应一个圣者的生命人格而一起顿时接触到的道德性之严整而纯粹的意义;由第一层含义同时“充其极”,因宇宙情怀而达致其形上意义;同时即在“践仁尽性”的工夫中,表现此既独一无二又异地而皆然的道德性。他并主张,其中的第一层含义即能融摄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所说的一切,亦即“践仁知天”即具有“截断众流”的能力。牟宗三并没有解决“践仁知天”如何“截断众流”,本文主旨即在对此作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