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和谐劳动关系构建

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已进入一种新常态,这将给劳动关系带来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突出表现在劳动关系的矛盾将更加紧张,劳动关系的主体将更加多元,劳动关系的分化将更加明显,劳动关系的调适将更加从容。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要以"四个全面"为统领。完善三方协商机制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制度保障,有必要重新界定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会组织的角色和定位,同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     

"入世"对我国劳动关系的影响

“入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立体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劳动关系作为一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在“入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必然要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从微观层面讲,劳动关系指用人单位中管理者一方与劳动者个人或劳动者组织之间的关系。从宏观层面看,劳动关系的主体包括企业方的组织和劳动者一方的团体,同时还包括政府。政府在劳动关系领域中的主要作用在于,对法律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并制定一些相关的规则。劳动关系在国际机构和其他国家还被称为劳资关系、雇佣关系、劳工关系或产业关系等。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劳资关系的传统平衡已经…     

劳动合同法实施语境下的政府作为

政府既是劳动关系的管理者,又是劳动关系的服务者和参与者.政府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应当优位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在正确区分法律规避与法律违反的前提下保护用人单位合法权益;政府应当细化劳务派遣规定、规制格式条款.顺应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政府应当依法服务劳资双方.作为劳动关系的参加者,政府应当模范地遵守劳动合同法.     

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思考

劳动关系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利益关系，是目前我国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现代社会和谐与否的晴雨表、风向标。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互赢、和谐稳定的新型劳动关系，既能使广大职工的劳动权益得到有效保障，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又能使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竞争力不断提高，促进企业效益持续稳定增长，对保持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需要政府、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以及社会中介组织等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来实现。     

劳动关系调整三方机制的思考

劳动关系调整是劳动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着劳动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对促进改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更有效地开展劳动关系调整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探讨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调整和完善劳动关系调整三方机制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一、建立劳动关系调整三方机制的意义和作用劳动关系调整三方机制是指政府、工会、企业三方的代表共同参与劳动关系调整的活动及其方式，其法律依据为《劳动法》、《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劳动关系调整三方机制，对…     

如何理解和谐劳动关系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对劳动关系问题高度重视，社会各界也越来越关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将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写进中央的决定，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要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发挥政府、工会和企业作用，努力形成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建立和谐劳动关系”。     

论我国当代劳动关系存在的问题及修复路径

我国劳动关系的市场化转型已基本完成,但由于雇佣制度本身存在天然的缺陷,加之政府角色定位不明,工会角色缺失以及劳动者民主权利分享的失衡,我国当前劳动关系存在诸多问题。劳动关系主体力量对比失衡,劳动者权利被侵害的情况严重,劳资矛盾成为社会热点问题。我们应当厘清政府的职能,调整工会的角色定位,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劳动关系法律调节机制,使市场化的劳动关系在民主法治的条件下健康运行。     

网约工劳动权益如何保障

随着平台经济兴起,网约工规模不断扩大,存在着网约工劳动关系确认困难、平台推脱责任、保障体制欠缺,导致权益侵害案件不断增多等问题,如何保障网约工劳动权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可通过构建网约工劳动关系认定制度、强化网约工劳动平台社会责任、完善政府监督管理与保障工作,确保"互联网+"时代网约工劳动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发挥政府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主导作用

在劳资关系中,政府应做法律法规的制定者、劳动关系的监督者、集体谈判的协调者、劳动争议的调解者。政府应积极主动调整劳资关系,维护和保障劳动者的权益。调整劳动关系时,政府的政策和行政管理活动不能超越法律边界,不能妨碍市场经济活力,不能因过度干预而损害劳资双方的正当权益。     

建立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刍议

建立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实现劳资关系和谐是建立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关键,经营者是建立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主要责任者,政府是实现企业劳动关系和谐的保障。     

国外三方协商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三方机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国家通过政府、雇主和工会组织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平等协商,达成一致的一种制度。它是平衡劳资力量对比、解决社会矛盾特别是劳动争议的有效手段,是确保经济社会平稳、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性安排与保障。研究和借鉴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的有益经验,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三方协商机制,有效解决我国当前日趋增多的劳动争议,维护我国劳动关系长期和谐稳定,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平稳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作者对进一步完善我国三方协商机制及其作用,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作用的四维度分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经济维度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追求以人为本,指导经济和谐;在政治维度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追求民主法治,指导政治和谐;在文化维度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追求和谐共生,指导文化和谐;在社会维度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追求公平正义,指导社会和谐。     

劳动者抗争行为的处罚与刑事政策研究——以我国台湾地区为视角

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资关系中,劳动争议的发生可以算是一种常态,因为在一个组织之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一定会有冲突和争议。劳动者为求取尊严和生存,有时会从事若干自力救济的群体性抗争活动,若当该等行为触犯刑法时,应该如何处罚?关于劳动者群体性抗争事件处罚与刑事政策,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和谐稳定的重要政策之一。2011年5月1日我国台湾地区开始施行新的《劳资争议处理法》,增设了特殊刑事豁免规定,但内容颇多疑义,在施行后未必能解决现有难题,对于普遍存在的劳动者群体性抗争活动帮助不大。毕竟,劳动者抗争群体性事件问题的解决,最终仍须回归刑事政策研究。     

试论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及其评价指标体系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建立,是民族关系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同时,社会主义时期,又是新型民族关系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的时期。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也是其重要目标指向。现阶段,城市化与新型民族关系的发展具有时代的同步性,在城市化推动下,经过"矛盾冲突多发期"与"和谐相处稳定期",走向"融和",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发展的总趋势。应从"民族平等度、民族团结度、民族互助合作度、民族和谐度、民族发展度"五方面建立指标体系,来监测城市化过程中民族关系的发展进程。     

论票据法上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

票据法上的利益返还请求权是票据法为实现票据权利人与票据义务人之间利益的二次平衡而设计的制度。学者对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历来有不同意见,本文通过对各种学说的比较分析,认为利益返还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不当得利请求权。     

地方政府债务的效应及形成机制新探

地方政府债务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和政府职能的转换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地方政府债务包括地方政府从商业银行获得的贷款、中央政府将国债部分收入转贷给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为企业担保等形成的隐性债务等。地方政府债务的迅速膨胀已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这种债务的形成和扩张既有显性的正式预算制度的制约,也有非正式预算制度、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和地方政府债务动态发展机制等因素的拉动。     

劳动关系法律问题研究——以企业弱势为研究起点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着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当前劳动关系总体是稳定的,但也出现了由于劳动关系主体分层化、运行市场化、矛盾显性化等带来的企业弱势的新趋势。和谐的劳动关系发展模式应该是利益协调型的。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必须建立健全权益保障机制、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有效的管理与整合机制、良好的矛盾疏导机制与预警机制。     

制度和谐是党内和谐的基础与保障

党的制度是规范和制约党组织、党员的行为，协调和引导党内关系的一系列规程和行动准则。因此，只有制度和谐了。党内各种关系的和谐才有坚实的基础和根本的保障。当前，要促进党的制度和谐，就要在制度建设中坚持正确的原则，在全面推进中突出机制体制这一重点。同时还要不断增强党员的制度意识。     

和谐性别关系应具特征及其培育

人类关系的和谐有利于社会的和谐,而两性关系是否和谐对建构和谐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新型的男女相互依存、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性别关系具有差异性与非对抗性、平等性与公正性、互补性与共赢性、社会资本与社会资源性等特征。培育和谐的性别关系必须弘扬先进的性别文化,加大法律创新的力度,提升妇联组织的作为,加强两性主体的协作能力,这样才能使和谐性别关系的建构成为政府的目标和社会共同的行动。     

The Economics of Power Transitions: Australia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Sino–Australian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ti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 First, drawing on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it is argued that in a post-Cold War environment, economic ties play as great a role as strategic relations in determining the orientation of third-party states. Second, it is also argued that Australia's deeper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ties with China have usurped a role previously hel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is has forced Australia to pursue a bifurcated foreign policy—one split between its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needs. Third, these deeper ties with China have generated a degree of alliance drift between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sult, there is now a significant debate in Australia over the future of both bilateral relations—even as its space for policy innovation remains limi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