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模式核心特征研究

我国扶贫模式的核心特征为,政府在扶贫领域建构了一套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并保证其能够稳定且顺畅地运行。这套模式是在扶贫开发事业的推进中发端并逐步走向成熟的,具体建构办法为:赋予扶贫"大事"之地位,为扶贫开发提供合法性保障;授予专门机构"集中力量"之权限,为扶贫开发提供组织保障;通过"五管齐下"解决"怎样集中力量",为扶贫开发提供制度保障;藉由"四个整合"回应"集中什么力量",为扶贫开发提供资源保障。这套模式的运行,为我国及世界减贫事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表现出一定的负功能。我国扶贫模式对他国的可复制性与可借鉴性主要取决于他国与我国的国情差异程度,而其可持续性和发展性则取决于我国即将面临的"大事"的多寡以及政府工作重点的调整情况。     

法治与自治:社会组织参与建构社会治理“新常态”的实现路径

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共治理主体,对建构社会治理"新常态"具有重大的功能意义。在当前社会治理体制下,管理制度、资源结构、参与制度的行政化倾向使之难以获得独立性。社会组织内部的治理结构缺陷、自我治理能力欠缺导致其自治机制运行不畅。独立性与自治性的二元困境要求我们要以法治化与自治化为基本路径来推进社会组织参与建构社会治理"新常态"。法治与自治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二元逻辑互动的结果。两者并立共存,从而形成一种不可分割的统一的二维特征。要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就要统合法治与自治方式,共同推进政府改革与社会建设,实现政府依法行政和社会组织依法自治有机统一。     

后发国家赶超型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转型——基于新国家主义发展观视角

良性互动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构建现代国家的基础。对先天不足的后发国家赶超型现代化而言,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直接关系着治理有效性和政权合法性,并为进一步的国家成长提供必要条件和可能机遇。政府主导市场下的东亚经济奇迹打破了西方自由经济传统,成为新国家主义基本理论的有力佐证。从"失败国家"到"找回国家",政府与市场"嵌入式发展"带来的显著绩效,说明后发国家的赶超型现代化历程,无处不需要一个有效政府的主导作用。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作为经济发展的强力推手,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职能角色正逐步实现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为政治发展、社会发育营造了新的成长空间。     

公共危机视阈中的政府治理

公共危机削弱了政府合法性基础,对传统官僚制"统治"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治理和善治理念倡导政府与公民的双向互动与合作,以公民参与为内在特征和本质要求.它有助于政府化解公共危机,提升政治合法性,克服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基于"积极公民"和"积极政府"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是实现善治,建设合法性、法治化、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政府的有效路径.     

新时代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风险预判与风险防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论述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逻辑一脉相承,既是对革命理想、革命精神和群众路线的回归,更是我们党凭借时代势能对历史的一种新的超越。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一个具有强烈风险和忧患意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成为新时代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应有之义。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应当加强风险预判,高度重视国家安全、执政安全和经济发展等领域存在的风险。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化合法性建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毫不动摇是有效防控上述风险的战略路径。     

关于增强政府政治合法性的若干思考

本文通过对政治合法性基本知识的阐述，来探索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资源配置格局不合理是导致我国政府合法性危机的重要因素，因此，通过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多元治理与合作来优化资源配置格局，将对增强我国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具有重大意义。     

乡村治理困境与现代乡贤的治理合法性探究

自古以来,乡贤在我国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乡贤的回归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与传统乡贤不同的是,现代乡贤所面临的乡村治理场域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面对乡村治理中出现的传统秩序趋于瓦解、治理精英缺失以及精神信仰体系迷失等困境时,应考虑将现代乡贤重新纳入治理主体的序列。结合目前我国各地的成功经验来看,国家和社会应该通过挖掘传统乡贤文化、重构治理的象征合法性、完成"合法性叙事"以及建构法理型权威等几个方面的努力来建构现代乡贤的治理合法性。     

依法执政应重视干部工作的合法性

<正>加强干部工作的外部合法性建构,就要争取人民的信任和满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员干部的党性素质和能力素质都是重要的,但干部工作不应该片面强调能力建设,应该更加重视实质合法性建构。因为"正义是政府的目的。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目的。无论过去或将来始终都要追求正义,直到获得它为止,或者直到在追求中丧失了自由为止"。干部管理工作应该服从正义这个目的。为此,干部工作的直接目的就是使干部保持其美     

行业组织的存在基础和权力来源——对温州商会的社会合法性考察

行业组织只有在获得各方面的认同,并因认同而获得权力时,才能稳定存在并有效运作;社会合法性是其存在基础和权力来源.具有典型意义的温州商会拥有各种社会合法性基础;在社会合法性的获得过程中,政府的支持和商会民间性以及聚集资源、使用资源服务于行业的能力都起了关键作用.但温州商会对政府仍有过强的依赖性,社会合法性存在明显的局限.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改善行业组织的社会合法性的途径不可能是单纯的"摆脱政府"或"依附行政",只能是两者之间的平衡;这也预示了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转型和市民社会发育的前景.     

网络公共领域下我国社会结构的嬗变

在快捷、开放、平等的网络社会下,社会结构有公民—社会组织—政府(现实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具有网民—网络公共领域—网络政府(可以称为"影子社会结构"),这种现实的社会结构和"影子社会结构"交互运行的双重社会结构,构成了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现状。本文基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在分析了这种双重社会结构功能的基础上,提出公民通过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与政府的平等直接快捷的双向互动而建立的"影子社会结构",是公民话语权的真实表达,真正反映了社会大众的民意,有助于减缓社会矛盾,使得公民权益和国家的权威合法性得到实施和保障,从而最终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推动了社会的可持续稳定发展。同时针对这种双重社会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的对策。     

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理论内涵、经验启示及其世界意义

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强调社会力量支持和群众参与,注重聚焦问题且减贫举措精准;把减贫与扶制、扶志、扶智紧密相结合,扶贫开发工作与基层组织建设互促互进,坚持走生态脱贫之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减贫进程,为人类提供了贫困治理的中国方案。     

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依赖关系的平衡和改善

伴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形成了基于"优势互补"、"资源互换"的互动合作,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存在公共服务依赖、工作绩效依赖,社区社会组织对政府存在合法性依赖、资源依赖,但是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是一弱一强的非对称性依赖关系。为了平衡和改善这种关系,政府应坚持放管并重,加快政社分开、简政放权的步伐,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更能发挥自主性的空间;社区社会组织应主动适应制度环境,采取拓展多方位资源获取渠道、加强对资源的掌控力等生存策略。     

公共服务外包的困境与超越:基于社会选择视角

公共服务外包是政府市场化改革中应用最为普遍、效果最为明显的重要机制和核心工具。然而因为政府和市场的内在缺陷,公共服务外包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目标困境、制度困境、能力困境、评估困境和服务困境。文章基于社会选择视角,从价值判断出发,以合法性和公共性作为公共服务外包的重要考量依据,提出了注重多元参与主体与统一的社会选择相衔接;注重政府的角色定位与监管;提高对抗社会风险的能力;建立公众评价的绩效评估机制;动员社会多种力量等方式超越公共服务外包的种种困境。     

协调联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地方治理结构变革的新趋势

在"共时性挤压"状态下展开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社会的复杂性、分散性、不确定性前所未有地相互叠加,传统的政府"统制"结构、协同互动结构显得捉襟见肘,呼唤着地方治理结构的变革。当前"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地方治理结构呈现出一种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协调联动的新态势。基于正在形成和完善中的协调联动结构在中国地方治理中的实践,从解构的角度入手,尝试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协调联动的结构模型,即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政府与社会关系方面,要充分发挥社会机制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市场与社会关系方面,要充分发挥责任机制在企业运转中的关键性作用。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功能视域下的审查主体研究

把决策机关法制机构作为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主体是我国地方政府立法实践中的主要做法。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是行政决策机关内部事中的行政自我规制,其准确的功能定位应是决策机关内部的法律论证,因此,合法性审查主体必须具备"行政隶属于决策机关"和"法律专业性"这两个基本特征。遵循新一轮机构改革和国务院最新颁布实施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关于合法性审查主体的非排他性规定,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各级政府办公厅(室)和县级以上政府所属部门内设的政策法规司(处、科)是对应决策机关实施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的主体。决策机关法制机构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主体是现有决策模式下更为切实可行的制度选择。     

可持续生计:连片特困地区村庄生计资本与减贫——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杰珠村为例

贫困的衡量有多个维度、多种分析框架;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以生计资本为核心。从直接生计资本的角度来看,杰珠村有着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村庄的普遍性特征,即自然环境脆弱性强,馈赠较少,自然资本匮乏;大部分村民物质资本积累较少,仅能维持最基本生活所需;人力资本有限。也有其特殊性,主要是就业不充分以及较多的生计支持。经过多年的减贫实践,连片特困地区村庄的生计资本及其积累有所增量,村民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政府与村民合作供给村庄公共产品,是强化生计支持的重要方式。连片特困地区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更依赖政府,乃至重要政府,也急需社会组织介入。增量生计资本,需要培育"桥梁"社会资本和"链接"社会资本,建构"高整合—高链合"的理想情境。生计资本的贫困与心理和主观福祉的富裕并存,这并不矛盾。     

公民社会与社会层级结构重塑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民间团体、公益性组织,这些组织普遍带有公民自治色彩,这表明一个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新的公民社会正在产生。成熟的、符合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而建构公民社会的关键在于改造权力至上、自上而下、高低有别、"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建立市场、政府和公民社会"三维制衡"的新型社会结构。     

试析转型期合法性危机的治理性化解

合法性是政治学和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合法性的建立来自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和效能性以及社会公众的自觉认可。社会转型期是合法性的高危期,其根源在于原有合法性基础的衰退及自我更新能力的不足。重塑合法性基础的关键是从统治走向治理,形成符合转型期社会特点的公共管理模式。治理理论对社会转型期合法性危机的化解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发展中转型社会应立足具体实际,以政府转型带动社会转型,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与民间组织的关系,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以有效实现合法性危机的治理性化解。     

中外文摘

<正>从公共服务市场化看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同市场一样,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伴随着对政府中心主义的评判,政府与市场理应各自分工、各司其职、相得益彰。但是,随着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开始流向市场和社会,如何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命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明确规定了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原则与方向。政府职能不断膨胀早已是政府无法承受的负担,政府中心主义禁锢了市场的活力,束缚了社会的手脚,政府继续"单打独斗"已经不合时宜。在传统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领域,政府集生产者、供     

我国政治合法性的系统建构

政治合法性作为一个系统,其建设必须遵从其运行规则和运行规律,从系统论的角度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安排,使系统有效运行,功能最大化。建构我国的政治合法性体系主要从以下几点入手:一是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本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保持深厚的理念基础;二是坚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夯实绩效合法性基础;三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诉求,深化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四是推进民主化、法治化,建构政治合法性的法理基础;五是恪守以国家利益作为国际交往的最高准则,防范政治合法性的外部风险;六是保持适度开放性,不断拓展政治合法性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