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基因技术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研究 ——以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定性为切入点

关于贺某某编辑婴儿事件的刑法定性问题,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非法行医罪等三种观点。非法行医罪的观点得到了司法机关的支持。依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对贺某某的涉案行为不宜以这三种犯罪论处。面对基因技术的使用已经引发、可能引发的刑事风险,需要对我国刑法的规定进行相应的完善,以弥补法律的空白。为了防止滥用基因技术所造成的危害,需要增设妨害基因管理秩序罪;为防止在人体上非法进行基因试验,需要增设非法进行人体试验罪。     

非法出具存单犯罪的理解与适用

金融行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金融体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世界范围内，金融犯罪都是刑事法关注的焦点之一。我国关于金融犯罪的立法历史较短，在内容和体系上还需要加强和完善。为了增强非法出具存单罪的打击效用和力度，需要对本罪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     

论非法向外国人出售、赠送珍贵文物罪

非法向外国人出售、赠送珍贵文物罪是文物犯罪中的重要的一种犯罪,但我国对此的研究远远不够.本文就非法向外国人出售、赠送珍贵文物罪犯构成的问题、司法认定中的问题,如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等谈了自己的看法.     

非法采矿的罪数理论及其适用

非法采矿现象的蔓延源于暴利,刑事打击不科学反而助长了非法采矿的势头。非法采矿的危害不仅仅是国有矿产权,还包括对矿业市场进入制度、公众健康与安全、生态环境权以及社区关系等方面的危害。非法采矿属于系列犯罪,必须对非法采矿进行综合惩治,并依罪数理论评价和处断,才能及时、准确地惩治犯罪。非法采矿罪是基本罪,由此导致共同犯一罪或数罪、牵连犯罪、想象竞合犯罪以及异质数罪等。对非法采矿的罪数处断,分别从一重罪处断后进行再处断,这就依靠罪与罪的平衡原理去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非法采矿犯罪具有许多其他领域不存在的犯罪特色。     

非法集资问题的刑法审视

非法集资犯罪并非一个刑法上的罪名,而是由一系列具体犯罪所组成的罪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主要体现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两大罪名。判断非法集资行为是否入罪,可根据是否具有"吸款"行为、是否具有偿还意图以及集资是否用于生产经营的三段式梯阶。对非法集资犯罪应防患于未然,通过科学的立法、良性的宣传和规范的管理,来铲除非法集资犯罪的土壤。     

非法侵入住宅罪认定若干问题初探

《刑法》第245条规定非法侵入住宅罪贯彻了宪法的精神,保护了公民的身体与住宅的安宁。鉴于实践中有关非法侵入住宅罪认定存在一些疑难问题,诸如有关住宅的认定、非法侵入的认定、本罪构成的限制情节的认定、本罪与其他入室犯罪的关系等,故需要对其进行探讨并提出标准。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政策取向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与合法的民间借贷是有区别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非法集资犯罪的基础罪名,影响该罪刑事政策选择的因素包括刑法的谦抑性、金融管制的缓和趋向及选择性司法的负作用。未来我国对该罪的刑事政策取向为：重新确立入罪标准,提高刑罚确定性并制定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     

非法行医罪主体的实质解释

犯罪主体的认定可以说是非法行医罪中最为复杂的问题,立足于实质的解释论,将"未取得执行资格"解释为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证书,遵从了目的解释的方法,不仅可以解决"三超行为"、美容师、医疗机构开办者、见习医生等情形的认定问题,还可适用于乡村医生、单位挂靠医疗机构、个人家中行医等行为的具体认定,从而平衡保护社会公共卫生秩序与保障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为非法行医罪的争议问题提供一条可行的解决路径。     

非法储存爆炸物罪的刑法理论分析

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对认定非法储存爆炸物罪存在不同观点,文章认为问题的产生与非法储存爆炸物罪的刑法理论研究不足有直接关系。刑法的价值与使命决定,刑法绝不能对不断发生的由于储存爆炸物发生的爆炸事故造成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的情形熟视无睹,而要准确理解非法储存爆炸物罪,必须探析设立本罪的基本价值取向和主要功能诉求。     

浅论非法行医罪的主观方面

非法行医罪的主观方面的认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影响了打击该类犯罪的力度,所以准确界定非法行医罪的主观方面的内涵有利于保护非法行医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严厉打击非法行医犯罪者。     

防医改领域漏洞之微,杜商业贿赂犯罪之渐——从刑事立法角度透析医疗领域的商业贿赂犯罪

医疗领域商业贿赂犯罪已危害到医药卫生体制本身的健康而为民众所诟病。因此,通过完善刑事立法来遏制医疗领域的商业贿赂犯罪,从而确保现有的医药卫生体制向新医改所确立的目标成功过渡,就显得紧迫而必要。     

罪名、罪种的合理数量及其立法反思

新刑法典罪名、罪种繁多的原因在于立法观念和立法技术的误区.确立判断罪名、罪种合理数量的标准以及确定罪种的原理,有利于确保罪名、罪种数量合理.     

对我国洗钱犯罪第一案的思考

洗钱犯罪是我国新时期面临的重大犯罪威胁之一。近年来,花样繁多的洗钱活动已经严重危及国家的金融安全与政治稳定。从刑法的角度对洗钱罪主观要件、定义等进行探讨,并完善反洗钱刑事立法,对反洗钱的理论与司法实践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渎职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问题探讨

在司法实践中,渎职犯罪的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问题是个难点。文章从对渎职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基础性关系的形式分析入手,综合评析了渎职罪、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等刑法疑难问题错综交叉语境下罪名确定的正反观点,并对相关问题的刑法适用操作原则和具体认定进行了探讨。     

中外刑法上的背信犯罪研究

背信犯罪原是德日刑法中的一个概念。在我国的新刑法中 ,虽然没有设立普通背信罪 ,但却有特别的背信犯罪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国现行刑法对背信犯罪的规定是采用一种列举的方式。这样一种方式虽然有其弊端 ,但却有利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彻底贯彻。不过 ,对于大量的发生在私营组织内部的相应背信行为 ,我国刑法由于没有相应的规定而显得无能为力 ,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列举的方式在刑法上增加一些具体的规定     

结果加重犯的立法完善

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对结果加重犯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研究,而我国虽然也有不少学者对结果加重犯进行研究,但只是把它作为罪数形态中的一种现象进行理论研究,而没有从立法完善上予以关注。正是因为我国刑法没有对该犯罪形态做出规定,所以导致在处理日常问题的时候出现较大的争议。因此,我们在研究德日刑法的时候,可以取其之长,补己之短,使我国结果加重犯的相关立法得到进一步完善。     

国家机关不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

我国刑法规定国家机关是单位犯罪主体之一是欠妥和不科学的:一、民众不会要求将所有机关都列为单位犯罪主体;二、将国家机关作为单位犯罪的主体是对机关职责、特征的误解;三、机关的性质决定其不会犯罪;四、机关不具备可罚性,处罚机关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五、将机关列为犯罪主体有多种弊端。应该尽快对刑法第三十条进行修订,明确单位犯罪主体不包括国家机关,并应确立国家机关不被侵犯的原则。     

认定黑社会性质犯罪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当前,“打黑除恶”已成为刑事斗争的“重中之重”,正确认定黑社会性质犯罪是当务之急。黑社会性质犯罪与黑社会犯罪、地方恶势力、恐怖组织、其他犯罪集团不同,需要从人数、组织结构、政治腐蚀性、渗透性、犯罪形成等方面来综合评定。     

现代化犯罪视野下的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对万毅博士“底限正义论”的质评

在现代化犯罪视野中审视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可以得知，在现代化初级阶段，由于面临现代化犯罪大潮的压力，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大体上首先是以犯罪控制为基本价值定位的。随着现代化的逐步深入，一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动态比例关系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以这种历史考察为依据，对有学者以“底限正义”作为评判标准，得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扭由和变形的判断、“底限正义”具有元规则地位、一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必须遵照“底限正义”的“逻辑优先性”和“绝对要求性”进行等观点可以进行批驳.     

毒品犯罪中的预备案件研究

自毒品的危害被人们认识以来,人类就在不断地采取措施打击毒品犯罪。时至今日,单纯地将毒品打击活动局限在事后打击上,对于日益严峻的毒品犯罪活动显得较为滞后。毒品犯罪案件中的预备案件是将对毒品犯罪的打击提前到预备阶段的一种侦查措施,它能有效地防止人民币外流,减少毒品对社会的危害。预备案件实施必须有可靠的信息情报、丰富的缉毒经验、规范的操作程序和人身安全保障及法律法规的支撑。否则,将可能存在诱人犯罪、侵犯人权甚至增加社会危害性等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