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与中日邦交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交往有两千年的历史.中国古典文学不仅在4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今天也往往给当代中日关系战略研究以生动图景式的启迪,对当代中日外交工作也具有重要价值.温家宝总理曾访日展开“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创作吟诵汉俳,沟通两国民众感情,努力破解中日关系暂时出现的困局,体现了中国“维护稳定、谋求合作”的对日外交政策.中国高校国际关系、外交和日语翻译专业的学生,以及社会媒体从业人员和外交战线的官员,理应加强中国古典文学素养,以利于中日外交事务实践以及亚洲和世界和平.     

中日邦交正常化交涉进程中的非官方接触者的作用

二战后,依据圣弗朗西斯科条约和日美安保条约,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对中封锁"政策,没有和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反而在1952年4月,和流亡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缔结了日台条约。日本政府顾虑到日台条约,一直避免与中国的官方接触。因此,非官方接触者代替日本政府,与中国进行了接触并促进了中日两国政府间的官方交涉,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并且,非官方接触者中的自民党非主流派和公明党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交涉进程中,起到了决定的且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日忠孝伦理对照研究

中日两国虽然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是两国的忠孝伦理文化是在各自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两国虽然都强调“忠”“孝”,但是二者有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影响着两国的文化,以及中国人、日本人的思考和行为方式。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日关系

冷战结束不久,曾经取得长足发展的中日关系进入了10余年的动荡期,并一度跌到中日恢复邦交以来的谷底,给两国的利益带来了严重的损害。这一变化有着深刻、复杂、多层次的原因。2006年10月以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出现重大转折,经过"破冰"、"融冰"之旅,再到"迎春"、"暖春"之旅,中日关系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着重大发展机遇和更广阔的合作空间。其间的重要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当然,两国间仍然存在一些重大分歧及不确定因素。中日两国持续推动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而且有益于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新中国的对日公共外交——以解决日本战犯问题为例

20世纪50年代,尽管中日两国没有恢复邦交,新中国的对日公共外交却已经开始.中国政府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妥善圆满地解决了日本战犯问题.它不仅解决了横亘在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遗留问题,更将中国人民宽大为怀、不念旧恶的形象传到了日本,推动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作为新中国公共外交的历史遗产,新中国解决日本战犯问题通过中国官方与日本民间的关系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也将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构筑相互信任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

构筑相互信任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２５周年吕乃澄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２５周年，２５年来的实践证明中日两国能够长期稳定友好相处，不仅对中日两国，而且对本地区以至于世界的经济繁荣与和平稳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纵观２５年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     

“达人”一词的中日比较分析

“达人”一词作为一个新增词语被收录进《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达人”不是新词,在中国古籍中已有该词出现,同时日语中也有“达人”一词。据称现在的流行语“达人”是源自日本,属于日源新词。关于“达人”一词的来源、中日相互交流中的词义影响与变迁,中日语中该词的使用状况等都有待详细的考察。文章通过查阅中日两国典籍考察“达人”一词的意义,并通过搜索人民网,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报纸网络版收集语料,就汉语和日语中的“达人”的词义变迁、使用特征等进行考察和比较分析。     

现代中日女性参政状况的分析与比较

妇女参政的深度和广度是体现妇女生存与发展状况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为了女性能够获得参政的权利,中日两国的宪法中都提倡“宪法下男女平等”,而且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尤其在我国,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妇女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就已在《宪法》中做出明文规定并加以实施。但由于传统习惯和观念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在女性参政方面,中日两国仍然存在着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中日两国虽然在政治体制和经济形式上有着非常大的区别,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还是有相同之处的,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近代社会、现代社会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中日两国和平共处友好关系的发展——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

今年9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纪念日。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将共同举办多种形式丰富多彩的活动来纪念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进一步推动中日两国友好合作的发展。中日邦交正常化20年来,中日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有时晴天,有时阴雨,但总的来说发展是健康顺利的,令人欣慰。     

架起中日友好之桥——纪念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20年来在中日两国政府及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中日两国保持了长期稳定和友好合作的关系,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对亚太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健康发展,是两国间许多有识之士、友好人士长期辛勤耕耘和经心培育的结果,大平正芳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为恢复中日友好关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我们深切怀念这位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     

论中日关系的历史与未来

影响中日关系的实质性问题并不是复交与否,而在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怀抱大国之梦,与中国有着深层次的分歧。在热战时代,两国是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水火不容;在冷战时代,演变成了两个阵营的对立;冷战结束之后,综合国力趋近,而国家利益趋远。只有强强共处才能够确保中日关系的平稳发展。     

冷战后的马美关系与马来西亚的外交策略

后冷战时期,马来西亚与美国展开一连串的激烈交锋,两国关系一度非常紧张。但马美经贸关系继续发展,美国还跃升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出口市场和外资来源国,这与马来西亚成功的外交策略不无关系。对美政策有效地捍卫了马来西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提高了马来西亚的国际地位,基本体现了马来西亚当时的国家利益。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特点和意义

本文把《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作为规范当今外交关系中包括外交特权在内的最基本问题的最完整、最全面和最具权威 ,就世界外交关系而言其意义仅次于《联合国宪章》的立法性国际文献来介绍和评述。文章分别评述了公约的诞生背景 ,特点和内容 ,作用和意义 ,同中国的关系以及国际社会的执行情况。     

日本身份认同的演变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身份认同概念这一建构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要素,长期潜在地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建构主义提出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以中日关系为例,在以往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日两国都经历了几次角色身份的转变,随之对应的是外交决策的转变,进而影响到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21世纪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建构主义有助于弥补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更好地诠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探索解决国家间矛盾的新途径。     

外交承认的旧模式和新趋势

承认是外交、国际关系、国际法领域里一个古老的概念。在国际关系领域,承认一直被视作国家交往的前提条件,是否给予承认也因此成了一种政治资源。随着非国家行为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社会进程,外交承认的原则已经在包容性和排他性两个极端之间发生重大的变化,欧盟的对外行为最能反映外交承认的新特征。但欧洲的创新没有取代传统外交,而只是增加了新层面。从长远来看,NGO和其他行为体参与国际社会对外交承认标准提出了挑战。     

万历四十七年投书日本德川幕府的“浙直总兵”考

明天启元年（1621）,明朝使者单凤翔一行渡海到达日本.单凤翔带来了两年前明朝“浙直总兵”申致日本德川幕府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的外交文书,试图就海盗问题与日本德川幕府进行直接交涉.关于这一“浙直总兵”投书德川幕府事件,明朝方面的史料难以考见,日本方面却留有颇多相关记录.但是,关于投书日本德川幕府的王姓“浙直总兵”,日本方面的史料不明其人,迄今为止的先行研究也均未对之做过相关阐释.文章试对该“浙直总兵”做考述,并因以管见当时中日交涉之一端.     

论外交保护制度中的公司国籍规则——2004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外交保护条款草案》述评

外交保护的对象包括一国的公司,有权行使外交保护的国家原则上是公司的国籍国。外交保护制度适用特定的公司国籍规则。公司国籍适用双重标准:成立地和注册办事处、管理层总部所在地等,而不适用"真正联系"标准。在公司不存在或公司具有造成损害的被指称责任国的国籍的情形下,股东的国籍国可以行使外交保护权。     

万隆会议前后中国政府打开与亚非国家关系的努力

(本文主要根据外交部新开放档案撰写)万隆会议是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中国领导人注意到朝鲜战争期间亚洲和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的行动及日内瓦会议后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提出了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增强外交工作阵营的战略性方针。在此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政府积极准备参加万隆会议,希望以此为契机来打开与亚非国家关系的新局面。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期间的活动为中国发展与亚非国家关系奠定了基础。万隆会议后,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与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有所突破。     

论公司与股东的外交保护

外交保护是国际法中的老问题,就公司、股东外交保护问题来说,我们必须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努力实现两大目标:其一,对于外国在我国国内的投资,要依法对其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出现纠纷,要立足国内法律体系给予救济,防止其母国滥用外交保护;其二,我国的企业正在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当我国的海外公司企业遭受损害之后,也要积极利用外交保护规则来保护我国海外国民的权益。     

“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得失评析

"一边倒"是新中国成立后直至50年代指导我国对外交往活动的大政方针.这一外交战略的实施对改善我国的国际生存空间,粉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封锁、遏制、禁运的阴谋,为新中国政权的巩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由于这一战略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难免存在一些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