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转换路径及发展趋向

政府介入、组织创新与居民集体行动是影响社区治理结构的内在变量。在这三重变量交互影响下,社区治理经历了动员式治理、嵌入式治理和内生式治理的结构性转换。动员式治理阶段,单位制影响式微,居委会普遍成立,政府采取科层式介入的方式与之建立起一种异化的委托代理关系;居民自治意识淡薄,被动参与明显。嵌入式治理阶段,随着"三社"联动在全国的推开,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政策引导下,跟随项目嵌入社区;居民参与具有选择性,仍然没有自主行动起来。内生式治理阶段,政府创新介入方式,注重挖掘社区内部基因,其鼓励居民自主成立的社区社会组织是一种在地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打破集体行动的困境,促进居民的组织化参与。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未来社区治理应该走向一种治理主体互勾互连、治理方式深度融合、治理单元多种多样和治理秩序有条不紊的共同体治理结构。     

从科层治理到圈层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以S市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社区不仅是中国城市社会的细胞,也是国家进行社会建设的重要场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此背景下,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与挑战。S市从营造参与共享的有机社区、塑造事权明晰的有效行政以及建设关爱互助的美好社会等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并以信息吸纳机制、问题识别机制、任务分包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为其保障,构筑起圈层治理的社区治理结构。通过这一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S市在社区层面最终达成了"大社区、优部门、强社会、好秩序"的服务社会状态。     

乡村治理视角下的北京农村社区类型与社区参与北大核心CSSCI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型与创新,离不开村民的广泛参与和大胆实践。目前,北京农村社区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即传统农业社区、城乡过渡型社区、迁移型社区和现代型社区。不同类型农村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取向、行为动机、参与效果和结构特征,存在较大差异,在开展乡村治理、推进居民社区参与过程中,应根据不同类型的社区因地制宜,大力推进农村社区转型发展,营造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促进居民社区融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行政激活社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与路径选择

行政化导向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只是在组织架构和制度规范上的行政体系建设,带来了行政替代社会、行政悬浮空转和行政消解治理的困境。乡村治理现代化应把重点放在行政激活社会上,通过治理资源激活群众公共参与渠道、增加治理事务并使其与群众诉求相一致、实现治理主体的有效整合与动员以及推进治理规则公共性重建,从而实现行政嵌入社会。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资源协同提升治理能力、组织协同激发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机制协同凝聚治理共识、发展与治理互促构建治理共同体,构成了行政激活社会的具体机制,也实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协同推进。中西部农村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不应是单纯的行政化改革,而是要通过资源输入和民主协商,实现行政对社会的激活和动员,这是大部分农村地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动员研究

社会动员是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随着社会发展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逐渐增强,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基层治理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发挥社会动员的独特优势,积极引导社区居民以适当的方式参与社区治理,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当前,在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过程中,社会动员行动范式表现出分类精细化、机制结构化、逻辑明晰化等鲜明特征,在利益选择、社区资源、归属感、社会力量等方面面临动员困境。亟待通过社会动员理念重塑、社会动员共同体构建、社会动员技术更新、社会动员资源整合和社会动员抗逆力提升等,提高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动员效率,同时,准确把握社会动员的适度边界,实现居民参与基层治理与社会动员在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价值。     

城市社区：治理与重构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城市社会治理主体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统治型治理模式被新的政府主导治理模式所替代,其治理体制特点为:权力配置集中;自上而下单项进行;“政社合一”;社会被国家结构化。到了80年代,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出现,大量国有企业的破产以及利益集团和民间组织的出现,使城市社会治理结构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一方面,政府作为社区治理主体为社区提供了政策与法规;另一方面,非政府社区组织日益参与、渗入社区并介入社区活动。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治理转型将是一个趋势,它表现为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的结…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治理的困境与消解

社区公共空间已成为居民多样化活动的重要载体，虽然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成就显著，且日趋形成自己特色，但因社区空间治理相关法律法规缺失、行政力量干预、居民公共参与不足、市场力量强势等因素使得社区公共空间治理存在潜在的问题与挑战。在实践中，社区空间治理要从价值理念塑造、治理结构优化、信任重构与监督责任下沉方面努力，促进社区空间多元治理主体的相互博弈、协商与合作。通过提高空间治理法制化水平、增强空间治理自主性、完善空间多元治理体系、唤醒社区空间活力和突出空间治理创新性等途径，可以实现良好的社区空间治理。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与对策思考——以上海徐汇区为例

在市场化改革的新时期,上海徐汇区社会组织获得了持续发展,规模不断壮大。作为现代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徐汇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既锻炼了自身,又服务了居民,扩大了社会影响,但同时也遇到了政府支持不足、居民认同度低、自身发展能力不强等一系列问题。本文拟在探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提出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发展对策。     

社会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研究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改革与创新需要在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层面来认识。在对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研究上,深刻理解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社会治理相关论述,重新对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区服务工作者在职能定位、工作机制、发展途径上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发展举措,以推动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和社区治理的完善。     

动员型治理: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在机理与实现机制北大核心CSSCI

组织动员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组织的基本功能与重要优势。以党的基层组织为中轴,组织基层社会并动员社会主体参与治理是党领导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内蕴动员型治理逻辑,其发挥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动员功能,引领重塑基于信任的社区治理关系结构;嵌合市场组织与社会组织,整合治理资源以降低治理成本;发挥党员示范带头效应,带动社区治理主体协同参与。因此,要实现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需通过枢纽链接、组织嵌合与行为垂范等机制提升动员型治理效能,即建设枢纽型党组织,通过机构合作以实现治理过程的系统化运作、资源交换以降低治理成本、空间优化以提高治理效率,引领构建社区治理整合体系;深化党的组织嵌合,通过完善党的组织架构以组织带动社区居民、拓展党的组织覆盖面以整合社区治理组织化资源、建设政治引领工程以推进合作治理,塑造社区治理网络格局;发挥党员先锋作用,统筹加强社区党员与在职党员双重示范引领效应,激活社区治理主体参与动能,进而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稳固现代化国家治理根基。     

社会主义与全球化、反全球化

社会主义进程与全球化进程同步,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创造了可贵的机遇和条件,社会主义只有在全球化进程中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反全球化与社会主义也有某些相容之处,它客观上为社会主义复兴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力量和外在环境。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是一矛盾统一体,社会主义要把握二者的有利、有益因素为己所用。     

论儒道思想及其异同

儒家和道家哲学的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儒家从“性即心而显诸情”的角度理解人或人性,以“仁性”的实现为前提达成整体性的人格智慧,通过“生命实现之证成”的道德进路,实现和证立其超道德的形上本体。道家亦从人本学和文化批判的角度论“道”。就人文说,道乃即“有名”而见其“无名”之本真;就主体说,人乃在其作分别之状态中“观”道的无分别之“妙”。道家的道论,强调的是在人的修为澄汰之体证中道的全体绽出和澄明。儒道两家的不同点表现在其为学进路的差异上,而其形上境界本无不同。历史上的儒道同源说是有根据的。     

文化传承创新视域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实现文化的传承创新,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从高等教育的基本职能、大学生思想现状等来看,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需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加强文化传承创新：一是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内涵和底蕴,不断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二是要坚持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改革创新,以文化教育为载体,做到政治性与文化性兼具;三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培养大学生文化自觉和自信,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自我教育双赢。     

消灭与扬弃: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和无神论的态度

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者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宗教的功能表现在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和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两个方面。在马克思看来,对宗教和无神论都应当抱一种扬弃、而不是消灭的态度。恩格斯在马克思之后又继续阐发了这一思想。     

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及其模式选择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20世纪的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科学理论到革命实践、从一国胜利到多国胜利的辉煌。苏联的解体、东欧的演变,标志着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实事求是地说,在全球化背景下,苏联模式不仅没有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而且窒息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局部失败。中国主动加入全球化进程,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把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世界全球化趋向相吻合。选择中国社会主义模式不仅要以全球化为背景,从中国国情出发,而且模式的定型是一个摸索和长期的过程。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依靠科技发展经济—深圳学习考察心得

11月4日,本次市党校县级理论班安排我们在深圳考察学习半月,通过8个专题的讲座和考察学习,我们深深感到深圳市的各项工作都充分体现了“大社会、小政府”的现代政府理念。深圳有今天的成绩和效率,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改革开放早、工     

榕台高新技术产业合作与福州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提出以来，福州市充分发挥对台区位优势、人缘优势、政策优势，在榕台高新技术产业合作，取得明显成效，有力推动了福州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但榕台高新技术产业合作仍然存在着技术含量较低，产业关联效应不明显，科技人才支撑不足等问题，并需要采取措施加以克服与完善。     

别样风情——东南亚及港、澳见闻

一个偶然的机会,海外旅行社的一位朋友约我利用春节放假的时间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香港、澳门旅游。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便很痛快地答应了。     

科学发展观与工作中的“四性”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的基本要求和根本途径。     

榕台两岸的交往与合作

回顾从远古以来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期榕台两岸交往合作的历史 ,阐述新时期榕台交往在贸易、投资、交通、科教、文艺、新闻、宗教、体育卫生等方面的现状及其政治背景 ,并提出促进榕台合作交流的总体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