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遏制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是损害法律尊严、践踏人权的犯罪行为,但刑讯逼供却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惩治了不少刑讯逼供的犯罪分子。然而,刑讯逼供并未被彻底根治,刑讯逼供案件仍屡见不鲜,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为什么法律严禁刑讯逼供而屡禁不止?如何有效遏制刑讯逼供?为此本刊编辑部约请有关专家进行了探讨。     

遏止刑讯逼供从“心”开始

刑讯逼供现象久禁不绝的根本原因在于侦查人员的心理问题.心理外因多为不可控因素,心理内因起主导作用,从心理内因入手,深入分析,寻求对策,是遏止刑讯逼供的治"本"之道.如果每个侦查人员都能矫正不合理认知,提升自身能力、素质,保持心理健康,从"心"做起,从"我"做起,杜绝刑讯逼供便指日可待.     

困境与进路:侦查阶段刑讯逼供防范研究

刑讯逼供行为的证明难导致对刑讯逼供行为的程序性制裁难以落实,程序性制裁难以落实、对刑讯逼供行为实体处罚的不确定性和象征性是刑讯逼供治理效果差的首要原因;遏制刑讯逼供的理念定位错误是刑讯逼供难以治理有效的重要原因。在事后制裁作用有限的情况下,侦查阶段刑讯逼供的防范应将视角转向对侦查行为的外部监督制约,建立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并重构完善已有的规范侦查人员讯问程序的制度,确保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辩护权的有效实施,使良法得到善治,构建侦查人员不敢、不能实施刑讯逼供的制度环境。     

刑讯逼供现象之本源及其控制探析

安全优先的刑事诉讼法目的配置体系为刑讯逼供现象提供了本源,立法上对非法自白证据采用规则的回避为刑讯逼供提供了存在的价值.因此,笔者认为,要控制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必须抑制其本源,否定其价值.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应当从立法上调整刑事诉讼目的体系配置,兼顾安全和自由,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和肯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另一方面是确立非法自白证据的排除性规则.     

浅谈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之证明责任

刑讯逼供是侦查程序中的一个顽疾,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下,对刑讯逼供证明责任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刑讯逼供的证明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得对其事实的证明十分困难,应当明确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以有效应对与遏制刑讯逼供。     

浅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以刑讯逼供的角度为切入点

新的国内立法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仍有不完善之处,并且刑讯逼供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从刑讯逼供的视角出发,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浅析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适用的困境并且分析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有传统思维的影响、滥用侦查权以及固有的工作模式等。提出诸如明确"非法证据"的界定、完善惩罚制度和后续救济手段、深化保障人权的思想及建立相关配套措施等整改方案,以达到使该规则在我国更好的适用、减少刑讯逼供的目的。     

刑讯逼供与沉默权

沉默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享有对司法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不证明自己有罪的权利.确认沉默权原则的最大现实作用是有效地防止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阐述了我国应当确立沉默权的理由.     

刑讯逼供防范的可能路径——以公安机关内部控制为视角

防范和遏制刑讯逼供的现有研究忽略了公安机关相关制度的作用,认为犯罪职能的存在使得公安机关防范刑讯逼供不具有逻辑自洽性。但在外部监督乏力的环境下,公安机关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已经探索出一套本土机制,并具备转化为防范刑讯逼供的可行性。相关制度应在既有法律框架内进行调整,在保证同现行刑事司法运行相协调的前提下,适度增加犯罪嫌疑人的参与程度,完善录音录像和其他调查核实方式,强化录音录像制度的中立性,构建公安机关防范刑讯逼供的综合体制。     

从警察的角度看刑讯逼供

本文通过对一份“刑讯逼供社会认知状况调查报告——警察卷”的分析。站在警察的角度看刑讯逼供存在的现，状、原因、趋势，得出律师在场权制度、见证人制度以及沉默权的赋予不具有现实意义．进而提出笔者认为目前切实可行的策略。     

非法口供排除中的证明问题探析

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口供行为多发生在封闭性、秘密性较强的侦查程序中,因而往往难以查明和证实。此种情形下,如对非法口供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不加明确,必然导致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形同虚设。因而,解决非法口供排除中的证明问题,已是落实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