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与仲裁中的状况性因素

调解与仲裁都是以自愿协商为基础的解纷机制。在调解中当事人自始至终控制整个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在仲裁中当事人为纠纷的解决设定了整个程序和实体的规则框架。因此,可以说,调解是当事人直接解决纠纷的解纷方式;仲裁是当事人间接解决纠纷的解纷方式。然而它们都是由状况性因素所左右的解纷机制。     

国家治理视野下多元解纷机制的调整与重塑

我国的多元解纷机制与西方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具有不同的底层逻辑和迥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对我国多元解纷机制的认知，应当超越西方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分解诉讼压力”的功利取向，回复其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和常态化治理实践的定位，并以此为依据，推动多元解纷机制的调整与重塑。具体而言，应在把握解纷手段一般特质的基础上，动员、汇聚、整合并运用全社会各种解纷资源，改善和拓展非讼解纷手段，增加解纷资源的总体供给；结合我国现实社会纠纷的特点及解纷的特殊需求，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引导纠纷主体对解纷手段的选择，实现解纷需求与解纷手段的适配，尤其应当注重发挥党政组织在多元解纷机制中的主导与统筹作用，全面提升“多元一体”解纷的有效性。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程序衔接的检视与完善--以丫省S市两级法院诉源治理网格一体化研究为例

纠纷解决机制(以下简称“解纷机制”)是为治理社会、化解纠纷而构建的由程序规范、制度规则、组织机构以及一系列活动构成的纠纷解决系统。包括解纷机构、规则和解纷程序以及手段方法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域外称ADR,以下简称“非诉解纷机制”)是除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外具有程序简便、手段便捷、结果双赢、效益凸显等特征的所有纠纷解决方式功能的总称。     

110警务体制中的纠纷解决机制

解决纠纷是110警务体制的一项重要职能。就解决的纠纷数量而论,110解纷机制构成中国城市社会纠纷解决系统的金字塔之基。110受理并处置的纠纷具有如下特点:突发性强,纠纷争议的权益普遍较小,纠纷当事人之间的陌生程度较高。透视110解纷程序与巡警解决纠纷的方式,并与诉讼、仲裁、人民调解等纠纷解决机制相比较,110解纷机制具有应急性、压制性,低廉性、有限性,官方性、开放性之特征。必须促进警察强制性权威向合意性权威的转化。     

探寻纠纷解决的新模式——以四川“大调解”模式为关注点

在社会变迁与国家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的纠纷与矛盾日渐突出:不仅纠纷数量激增,纠纷所隐含的利益冲突也更加多元。与此同时,现有的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灵。面对如此情形,从实践角度探寻新的纠纷解决模式以及具体的解纷机制     

论群体事件替代性解纷机制的完善

司法审判在定纷止争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当诉讼被过度使用于纠纷解决时,法院将不堪重负,从而导致诉讼迟延、诉讼成本过高,以及投入的司法资源无法与诉讼量增长的速度相适应等问题的产生。这就说明解决群体性纠纷除了司法诉讼,还必须借助于人民调解、协商、信访制度、行政机关先行处理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为此,我们必须树立多元化解决纠纷的观念,充分发挥替代性机制在解决群体解纷中的功能;必须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解决群体性纠纷中的功能,适时的启动强制性行政先行处理程序,并努力实现各种解纷机制的衔接与互补。     

认真对待情绪：论纠纷化解的感性向度

是否能认真地对待当事人的情绪可以视为诉讼解纷与非诉解纷的本质分野。诉讼作为一种理性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会在价值取向、程序安排和结构构造维度对当事人的情绪产生明显排异，这种排异会使得当事人陷入二元对立的线性结构，从而在一些纠纷解决场域下减少了出现更好解纷结果的可能性。与之相比，非诉解纷机制则可以认真地对待当事人的情绪。非诉机制可以塑造一个对话性场域，通过情绪定位需求、触达自我、实现化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非诉解纷不会仅仅将情绪视为纠纷化解的障碍，而是有可能将之转化为纠纷化解的门径与路标。基于这样的认知，纠纷化解的感性向度及其价值意义可以被重新认识，并在机制上理解为什么“以理性为中心”的司法过程无法真实化解很多社会纠纷，以及类似“枫桥经验”这样的中国式纠纷解决机制为什么可以也应该成为中国现代化多元解纷机制的重要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调解、仲裁和诉讼

二、仲裁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发展,仲裁在我国日趋活跃,已成为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之仲裁在我国分为国内经济合同仲裁和对外经济贸易与海事仲裁。(一)国内经济合同仲裁1983年8月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仲裁条例》对经济合同纠纷仲裁机关、案件的管辖、仲裁组织和仲裁程序等作了规定。经济合同纠纷仲裁机关是国家和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设立的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它们受理的是中国法人之间或中国法人与自然人之间的经济合同纠纷案件。     

论重构我国多元、高效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伴随着知识产权纠纷数量与复杂程度的日益增加,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性日益凸现,有必要研究借鉴美国运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经验做法,探寻在知识产权解纷机制中合理运用ADR的制度选择,重构我国多元、高效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     

破产衍生诉讼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构建与运行

通过对破产衍生诉讼纠纷类型和特性的研究，结合破产程序的性质以及破产审判的发展，为破产衍生诉讼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构建奠定了制度基础。通过调解预防、示范诉讼、繁简分流以及行业规范等化解模式，将解纷多元化与审判专业化相结合，可以在提升解纷效率、推动破产审判以及促进破产管理人行业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推动破产审判规范化建设，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人民调解解纷数量为何下降?——超越已有理路的新论说

自1991年起,人民调解的解纷数量逐年下降.对此现象,学界的解释几乎都集中于其他解纷机制的分流.定量分析表明,民事诉讼在1997年以前分流了人民调解的部分纠纷,但此后这种分流日趋减弱,基层法律服务所没有起到分流作用,公安机关分流了部分特定纠纷,但没有实质性地影响人民调解.人民调解解纷数量下降的原因可能要从纠纷形态变化的角度解释,印纠纷形态本身随着社会的转型而发生了变化,适合人民调解解决的纠纷减少.这种新的解释能够得到现有资料的印证,也能让我们重新认识"人民调解解纷功能弱化"的已有判断,还能启发我们思考国家纠纷解决机制供给的宏观战略.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制度构建——基于公众选择偏好的实证考察

我国二元结构的社会现实条件和当事人的解纷实际需求实质性地塑造着我国解纷机制的样态.从对基层民众所经历的民事纠纷类型、解纷选择的偏好以及对解纷结果状态认知的实证分析来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必须回应地域解纷差异的需求,策略性发展解纷机制,深化解纷机制的公益性运行与市场化运行机制,建立多元解纷体系的保障促进机制.     

金融纠纷诉讼调解机制运行的影响因素及其实证分析——以上海为研究对象

上海市金融纠纷诉讼调解实践目前面临的主要困境是:一方面,公权力机关大力强调调解方式的全面贯彻与运用,对其解纷效果抱以很高期待;另一方面,诉讼调解的现实功用较为有限.本文主要对影响当事人选用诉讼调解方式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进而破解上述困境.就金融纠纷诉讼调解制度而言,法官对诉讼调解方式的控制力、初创企业对诉讼调解方式的偏好是促进诉讼调解方式发展的因素;解纷市场主体总体上对诉讼调解方式的不偏好是诉讼调解方式难以得到广泛运用的根本性制约因素.因此,解决上述困境的路径是限制法官对诉讼调解方式的控制力,发掘解纷市场主体对解纷方式的需求,根据解纷市场主体对解纷方式的真实需求发展和完善诉讼调解制度.     

协动主义：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关系定位——基于人民调解的制度规范与地方实践的分析

关于人民调解的规范文件贯彻了司法最终救济的理念,但由于各地方纠纷解决需要的差异,实践中形成的不同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模糊了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关系。构建一个功能互补的纠纷解决的生态系统,必须在确立司法权威的同时,按照解纷合意获得的不同样式,确定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的程序协动关系。     

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分流、协调与整合

目前我国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存在效率低下的弊病,难以充分发挥其解纷功能.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应当在合理分流纠纷的前提下,分别建立人民调解制度、仲裁制度、行政处理及涉法信访等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机衔接,达到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互补与良性互动.     

如何搞好经济合同纠纷的调查与调解

经济合同纠纷一般来说是法人之间的经济纠纷.这种纠纷的特点是:案情复杂,涉及面广,专业性强,解决问题的难度大.人民法院在解决经济合同的纠纷时,必须掌握案情,详细占有材料.这就要求办案人员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认真查清案件的全部事实,分清原、被告双方的责任的基础上,贯彻“着重调解”的方针,尽量调解解决.     

聘请法律顾问的几个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法制建设,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各种经济组织纵横发展联合,各种经济关系日益扩大,各种经济组织之间,以及各种经济组织与公民之间的经济合同纠纷日益增多;同时,我国与外国经济交往日益频繁,涉外经济纠纷亦日益增多。上述经济纠纷除极少数是通过诉讼手段解决的以外,绝大部分是通过调解、仲裁等非诉讼途径解决的。我国由过去那种较单一的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已经变为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形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功能定位与重构——基于法律文本的分析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基本功能经历了从内部监督与自我纠错到解决行政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嬗变,这种功能转向是我国行政复议制度为了回应转型时期行政纠纷激增而做出的务实性反映.功能的转变要求建构与之相配套的具体制度,否则整个制度功能的实现就只是一种理论设想.从实现行政复议制度解纷功能的视角,制度的重构至少还包括独立性的复议主体、司法性的复议程序以及合意性的解纷方式等内容.     

在线纠纷解决的正义表达

在线纠纷解决（ODR）是纠纷解决的新形式,但同样要兼顾纠纷解决的规制导向和结果导向要求,实现手段与结果正义。不同的ODR平台具有不同的正义价值导向,揭示其正义价值的差序结构才能提示未来的发展进路。数字技术冲破物理空间对纠纷解决形式的束缚,取而代之的是对纠纷解决逻辑的重置,因而需要重构其正义内容。通过对ODR互动空间、算法空间、数据空间的打造,可以营造容易接近、氛围良好的纠纷机制供当事人利用。ODR数字正义的实现需要满足三方面的要求：一是实现不同案件的场景正义,根据不同类型的纠纷进行个性化数字分析得出场景化决策方案;二是实现同一案件不同阶段的群组正义,针对纠纷的不同阶段衔接不同的解纷机制;三是实现不同案件不同阶段的可视正义,通过解纷流程可视化与案件监督可视化保障案件以正义看得见的方式解决。     

我国经济合同仲裁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仲裁是世界各国为解决各种争议和纠纷而普遍设立的一项法律制度。在我国,仲裁制度也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实践表明,仲裁解决争议和纠纷,具有方法灵活简便,处理及时迅速,以及费用低廉、不伤和气、易被当事人接受等特点,比较符合我国的国情和民俗。1983年8月23日,《经济合同仲裁条例》继《经济合同法》实施一周年后问世,它标志着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合同仲裁制度终于成型,虽难免还有许多不成熟之处,但它毕竟为我国仲裁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