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资源开发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政治制度资源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资源,充足有效的政治制度资源更是实现"四个全面"战略总布局的重要前提。自执政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对政治制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经历了模仿苏联、自主探索的历史转折,积累了众多宝贵的开发政治制度资源的历史经验。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资源开发的历史脉络的回溯与基本经验的科学把握,必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制度资源开发的重要前提。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学阐析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这一进程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具有丰富的内涵,涉及到多个研究维度。从政治学维度去研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从政治学的研究视角,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政治制度和政治变迁层面进行阐释,以此推进我国"第五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有效的制度保障。     

基于政党功能视角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履行政党利益表达机制,激发社会治理主体活力;善用利益综合思维,明晰国家治理模式,释放最大红利;完善政治录用,提高国家治理执行力;在政治社会化中形成良性沟通与互动,实现善治新常态。     

廉政的政治制度基础研究——以新加坡财产申报制度为例

财产申报制度产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是其政治基础,通过数十年的发展,该项制度在腐败治理中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潜在的和现实的利益冲突,并有效治理了腐败。传统的西方政治学理论认为,廉政制度只有嵌入"民主政体"才能发挥效用,"非民主政体"的政治制度环境必然导致制度的低效甚至失效。然而,财产申报制度在新加坡这个"威权"国家却建立并具备有效性推翻了这一假设。那么,廉政的政治制度基础何在?文章通过分析新加坡财产申报制度得出研究结论:廉政的政治制度基础在于其是否具备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实现善治。     

要刊视点

正《前线》2014年第1期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前线》2014年第1期"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栏目着重对国家治理进行了探讨。其中,俞可平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文认为治理是一种偏重于工具性的政治行为,是实现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手段。国家治理体系包括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三大要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增强国家的治理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政府职能转变

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但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容,而且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和基本途径。政府治理毋庸置疑是国家治理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政府职能转变与能力提升能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但是,中国政府在管理理念和经济职能中存在着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协调的弊病,为此政府要按照现代化、网络化、法制化和科学化等方面的基本要求,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运用经济手段加强对市场和社会管理,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国陆地边疆政治安全:内涵、挑战与实现路径

陆地边疆政治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建设的重要目标。随着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复杂化,我国陆地边疆政治安全备受挑战。当前,我国陆地边疆面临诸如领土主权威胁、"三股势力"侵扰、国家认同危机、经济利益分配失衡、边疆群体性事件多发、边疆网络舆情传播失序等传统与非传统交织的政治安全挑战。构建和运用战略边疆、利益边疆、文化边疆、和谐边疆、信息边疆的理念与方略,是保障我国陆地边疆政治安全,推进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为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奠定坚实的基础。     

论思想政治教育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同一性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无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还是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子系统,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既对立又统一(同一)的辩证关系。其中,思想政治教育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同一性关系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命线",通过定向导航、凝心聚力、解忧纾困而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稳健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环境,从总体性而言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思想政治教育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机统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动,共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情境中,共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国家现代化建设。     

新的社会矛盾破解路径研究——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视角

正当前学界探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通过将公认的现代化原则融入到国家治理过程中,从而达到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另一种是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制度改革来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笔者认为,一种更综合性的做法便是,将各项现代化原则融入到"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执政党相关制度体系建设之中,通过解决制度建设中的突出矛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政治安全的内在机理与实现途径

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审视政治安全,有利于从国家治理的体系架构、功能发挥及现代化进程全面概括政治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对于综合性和现实性的政治安全思考来说,政治安全的内在机理表现为包括权力运行、利益分配、权利保障在内的政治体系保持长治久安的治理逻辑。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属性与政治安全的内在价值,可以从政治领域的结构、资源与主体多重因素的协同联动探讨政治安全的实现途径。     

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角色使命和责任担当

怎样治理国家是一个历史性课题,党中央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既是接力奋斗的延续,又是时代创新的体现。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的奋斗实践,留下了探索国家治理道路的历史足迹,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宗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现实需要、应对"四种考验"和"四种危险"的艰巨任务,规定了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色使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党必须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担当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责任提供保证,以聚合社会最大公约数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排除障碍,以提高法治思维能力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夯实基础,以"三个自信"把握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定力。     

现代国家治理中三个重要部分的价值与目标论要

实现现代国家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政党的治理现代化,而执政党治理现代化、政府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其中的三个重要部分。科学分析执政党治理现代化、政府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与目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执政党治理现代化主要解决党和国家、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目的是建设现代治理型政党;政府治理现代化主要解决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的关系问题,目的是建立现代服务型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主要解决社会组织和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关系问题,目的是构建现代治理型社会。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文化润疆”的理论逻辑、政治机制与实践路径

在中央第三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将"文化润疆"列入党中央治疆方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文化润疆"是实现新疆长治久安总目标的重要举措。推进"文化润疆"落地见效,首要的是理论上阐明文化对于治理新疆的基础性和战略性作用。从历史到现实,文化在新疆治理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润疆"的基本逻辑是回应新疆治理现代化的文化需求。其次是作为一种文化治理实践,需要政治机制的支撑和保障。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政治机制适应"文化润疆"不同层次的政治制度需求。最后,"文化润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工程,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下,制定实施"文化润疆"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建构文化交流交融创新发展的平台路径,探索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新路径和新内容,是推进"文化润疆"的基本路径。     

从“国家统治”到“国家治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化的历史演进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经历了从"国家统治"到"国家治理"的发展轨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其职能包括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而政治统治必须建立在社会职能基础上。列宁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提出无产阶级国家是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的统一。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共十八大提出"国家治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发展到新的阶段。     

中国国家能力建设成就非凡

<正>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的国家能力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科学回答了"怎样治理中国、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使国家能力建设进入一个崭新阶段。中国的国家能力建设以人民为根基,始终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70年来,中国国家能力能够不断提高,极为重要的原因就     

“善治”与“善制”:现代化视阈下我国国家治理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互动逻辑

"善治",即良好的治理;"善制",即完善的制度。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以国家治理引导政治体制改革为内在逻辑的"善治"与"善制"的现代化互动过程。从现代化视角分析,我国国家治理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互动逻辑,体现在价值耦合性、主体一致性、制度内聚性三个方面。     

科层制困境破局的中国逻辑：构建党全面领导的新型国家治理结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构建起了一套有别于西方的国家治理结构,在探索对传统科层制运用、改造与超越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近五年来,中国共产党明确了以构建党对国家治理结构的全面领导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点,实现治党逻辑与治国逻辑高度互洽,进而超越传统科层制国家治理模式,充分激发出蕴含于中国制度中的现代化治理能量。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新型国家治理结构,正是实现政治与行政辩证统一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进程的组织依托,通过“政治”领导优势有效抑制“行政”的“负功能”,为消弭与科层制相伴而生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问题开辟了全新道路。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半正式治理的作用重建——以上海市Q村为例

半正式治理是理解我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视角。当前,学界对半正式治理的解释呈现出"资源内生论"与"国家构建论"两条脉络,后者以治理主体变化为基点,认为半正式治理已无法实现"简约治理"的效果。然而,我国当前乡村社会仍存在丰富的非正式治理资源,半正式治理对于缓解乡村治理问题、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积极意义。通过构建"有效性—合法性"的分析路径发现,"资源内生论"代表"高有效性—高合法性"承载,"国家构建论"代表"低有效性—低合法性"承载,导致承载变化的原因在于现代化国家构建中的过密治理、压力治理与规范治理。以主体与资源为内容的治理有效性再造和以认同与参与为内容的治理合法性再造,在互动中重建了半正式治理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上海市Q村的实践为该分析路径提供了现实的例证,不过,半正式治理仍面临着治理体系边界与时空发展差异的挑战。     

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由礼治“嵌入”法治

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提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通过传统的"以礼治村"嵌入"依法治村"的法治方式,构建多元社会治理主体,逐渐培养公民的"法治"人格意识,从而构建一种良性、稳定、长久的基层治理方式。这是我国基层促进经济发展、发展民主政治、稳定社会秩序的一项重大的变革,也是我国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基层的路径选择。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人权发展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强调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治理现代化同人权保障密切相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过程,同时也是人权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追求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有效地保障了人权,中国人权保障事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公民的政治民主权利持续发展30多年来,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