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模式新探

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产生出不同的国家管理制度以及具体的政府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式就是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所形成的范式。在我国现阶段,可以概括出五种政府治理模式:市场型政府治理模式、服务型政府治理模式、参与型政府治理模式、阳光型政府治理模式和亲民型政府治理模式。     

社区资源整合视阈下的政府行为

社区治理主体目前已由一元式政府主体转变为以政府为主导的一主多元式，但仍存在政府权力向社会领域过分扩展的问题。应对政府行为失范，科学合理地定位政府在社区资源整合中的行为范式，充分发挥政府在社区资源整合中的作用，对社区治理的健康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再造政府沟通能力的多元复合机制探析——以应对群体性事件为分析背景

由于转型期社会发展与旧管理体制的内在矛盾，导致政府在处理群体事件中存在沟通障碍，影响了政府危机治理的效率．政府在应对群体事件中，应该通过内部体系再造和外部渠道拓宽，构建内外协调的多元复合型危机沟通机制，从而不断提升政府在治理危机事件中的沟通能力，进而更加有效地化解危机．     

论政府主导的公共危机复合共治之逻辑

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创新是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创新的重要内容和环节,对治理效果有直接的影响.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创新,在吸收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和理论研究最新成果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中国所处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的条件下,构建"政府主导的公共危机复合共治"模式,以应对全球风险社会和社会大转型所带来的日益复杂多样的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这是一个较为理性的选择.     

公共危机中的多元合作治理: 政府再造的制度选择简

如何规避、减少风险以及应对危机是个人、组织、国家和社会维持存续与发展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不同的行为主体对风险、危机的判断、认知、预期以及态度不尽相同，决定了他们在危机情形下的不同选择。而诸层面上的多元选择集合了在不同社会背号下的不同组合形式，又构成了现代公共危机治理形态的多样性并产生了不同的治理绩效。政府再造理论为优化我国公共危机中多元合作治理模式、提高公共危机治理绩效提供理论基石和实践指导。     

电子政务助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有多种路径选择，然而从本质上看，电子政务体现了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理念。提供了实现公共服务型政府目标的有效途径，是重要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治理范式。通过电子政务可以极大地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透明度，提高我们的公共服务水平，因此加大力度发展电子政务，解决好电子政务在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将极大地有助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从政府危机管理到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分析

现有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呈现出管理主体单一、权威来源唯一和政府危机管理部门协作效率低下等问题。协调治理倡导治理主体多元化、合作方式协同化、治理模式开放等理念对于提升政府危机治理能力意义重大。文章通过对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现存问题的分析，结合协同治理理论，提出从政府理念更新、治理主体多元、政府跨部门协同和加强危机预防等路径耘实现从政府危机管理到危机协调治理的转变。     

突发事件中的政府责任分析

如何界定突发事件中的政府责任，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是公共危机管理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在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中，政府只有担负起信息公开、维护社会稳定、降低社会危害、开展危机教育等一系列重要的社会责任，并应有相应的突发事件危机管理应对机制，才能更好地提升政府合法性。     

地方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水平的提升策略——基于重大公共危机应急处置视角

网络舆情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重大公共危机下网络舆情应急处置,成为衡量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一面镜子,也成为评价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重大公共危机往往处于特殊时期,地方政府舆情应急处置水平至关重要,集中体现在网络舆情治理策略上。当前,中国处于重大公共危机频发高发阶段,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第一线”,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应急处置指导思想、治理原则、应对策略、处置手段和实现目标等,构成了一个治理链条。因此,加强对这一链接组成部分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成为当务之急。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信息缺位和失语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到来也为中国带来许多挑战，公共危机成为社会转型的衍生物。公共危机治理中信息交流的顺畅对于危机的治理至关重要，而政府作为权威信息源对于危机治理则是十分关键。但是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在危机治理中的信息缺位与失语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危机的影响，所以探究政府在危机治理中信息缺位与失语的原因十分重要。     

提高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浅谈

危机对于一个组织和政府来说,可能是灾难,更是对其应对能力的严峻考验。在危机潜在期,如果政府能够及时发现危机存在的前兆,向社会公开潜在危机的信息,寻求全社会的支持,就会防范危机的爆发;在危机突发期,政府能积极应对,就能塑造政府危机管理的良好形象,保持社会正常运转。     

合作治理视域下的政府转型与职能实现

20世纪中后期,社会风险度的骤增和危机事件的频发,预示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呼唤着建立起一种基于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相较于以控制导向和集权导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传统治理模式,合作治理要求多元治理主体平等地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在合作治理中,政府类型将会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深刻转型,服务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将不会沿用管理主义的控制导向,而是建立起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引导社会力量合作地参与社会治理。政府引导合作的实现依赖于政府治理工具的创新,尤其是有效地运用平台建设和服务支持等新型治理工具。     

论政府——社团关系的范式转换

传统的政府-社团冲突范式从意识形态角度概括二者关系,不利于公共服务的高效、高质提供,而且难以为社会和谐和公民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说服力。当今世界,政府-社团关系正在走向多样化合作治理范式。我国政府-社团关系范式转换的现实条件已基本成熟:利益关系的多样化是直接动因;社团的利益表达和公共服务功能日趋成熟是可行性基础;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理念前提;发达国家社团-政府关系范式转换提供了示范效应。     

略论建构生态型政府的必要性

生态型政府是在生态危机日益凸显、“生态行政学”理论迅速发展、世人生态意识不断强化的背景下，为自觉适应环境变化而进行创新与发展的新目标、新概念。建构生态型政府，对于发展政治文明、化解生态危机、促进经济良性发展、变革政府治理范式以及创新政府生态管理职能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地方政府网络危机管理

网络危机是网络社会政府遭遇的一种新形式危机。如何对网络危机进行管理，将是网络时代政府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新时期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分析网络危机特点，着重探讨地方政府应如何进行网络危机管理，从而提出了更新危机管理理念、明确危机处理原则，建全网络危机处理机制等方面的危机管理策略。     

阶层结构变化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基于广州社会群体政治态度的调查分析

转型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态度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从广州社会群体政治态度的调查看,不同社会群体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必然推动政府转变职能,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要求地方政府提升危机应对能力,社会参与的不同偏好呼唤地方政府创新公共治理模式。这些影响对促进地方治理有着重要意义。     

论城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能力的构建与优化

危机管理碎片化倾向是我国城市危机管理面临的潜在共性问题.走协同治理道路,提升政府危机协同治理能力是危机管理破除碎片化、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点和突破点.文章在界定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内涵和要素基础上,基于危机管理4R生命周期理论,提出城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能力的基本结构,包括协同预警能力、协同应对能力、协同恢复能力、协同削减能力等.从四种治理能力出发,结合我国城市危机管理实际,提出构建和优化我国城市政府危机协同治理能力的若干政策建议.     

政府危机管理的价值及提升对策研究

我国政府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是公众危机管理意识的淡薄和偏颇、政府预测危机发生的能力较弱、政府专业应对危机的人才缺乏及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设置缺陷。完善我国政府危机管理应该树立政府危机管理及预案意识、提高政府危机管理的社会动员能力、发挥高新科技预防与管理的效用。     

协同治理：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治理范式的有效选择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协同治理成为一种新的治理范式。作为全球语境下的一种治理新理念,它的理论基础是复杂性管理范式,前提假设是"多中心"理论,以信任为基础,坚持上下互动的权力向度与资源整合的权威来源,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类福利的改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四大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以前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传统关系格局,由于传统政府治理范式的时代不适应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一治理主体的"失灵"困境和多元治理主体的产生等原因,中国政府向协同治理范式转变具有了现实必然性。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实现政府传统治理范式向协同治理范式的转变,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政治前提之下,加强协同治理的行政生态文化重塑,推行公共服务取向的政府再造,积极培育"第三部门",壮大公民社会力量,构建一整套协同治理的制度体系。     

民法典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法理逻辑

在我国,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决定了我国政府治理范式、民法典的内容。民法典是政府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治理的重要依据。民法典通过赋予社会主体广泛的民事权利,为政府治理的多元化主体结构提供制度前提;通过构建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为社会主体参与政府治理提供有效方式;通过设定治理主体行为规则,为治理主体互信合作提供制度保障;通过肯定非正式规则的效力,为政府治理创设非正式制度提供借鉴,进而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