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公益诉讼的非传统性

以个体为逻辑基点的传统法学难以应对整体性的环境问题。以整体为逻辑基点，新型的权利依据、法律关系和诉讼目标呈现出环境公益诉讼的非传统性。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依据是生态公益所衍生的无法私有化的整体权利即环境权，及其派生的并由成分利益所衍生的生态公益维护权等环境成员权。传统法律中只有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个体对个体”或“个体对整体”的法律关系，而只有环境权下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整体对整体”与“整体对个体”的新型法律关系才能产生环境公益诉讼。生态损害的难以恢复性决定了环境公益诉讼只能以预防为核心目标，区别于传统诉讼的填补损害或惩戒目标。环境公益诉讼的非传统性要求革故鼎新式的系统性制度建构:尊重法律关系理论，确认环境公益诉讼的另类本质；尊重公众及成员的合法权益，重构实质原告与形式原告制度；践行保护优先，建立生态公益预防责任制度等。     

论我国土地发展权的法律性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因土地用途改变、土地利用集约度的提高而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的权利归属和利益分配必须借助土地发展权制度予以解决。土地发展权的法律性质问题,直接关系到土地发展权的法律制度设计。这既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实践问题。以传统公权与私权二分法来定性土地发展权,已经显示出无法克服的的局限性。我国土地发展权具有二重性,既是一项具有私权性的财产权,又具有浓厚的国家干预色彩,应当将其定性为经济法意义上的权利。     

孝道理念与民法典编纂

孝道是中国社会的传统美德。在中国当代法律实践中，尽管制定法未明确规定孝道概念，但孝道依然通过各种方式进入裁判者的视野，实质性地影响着司法实践。民法典编纂应当体现科学性、体系性和民族性。这就要求民法典编纂应当关注孝道在当代司法实践中的运行现状，从孝道的表现形式、适用的法律关系、内涵的主要内容和法律效果等角度出发，全面总结当代司法实践在以孝道作为相关裁判之正当性、合法性基础时所得出的有益经验。在此基础上，立法者应将这些经验反映到民法典相应抽象概念和具体规则的设计中来，及时回应社会现实需求对于法典编纂提出的挑战，完成立法者提出的法典编纂的历史使命。     

宅基地使用权收回事由类型化及立法回应

宅基地使用权收回事由在收回制度乃至整个宅基地使用权制度中都处于关键地位。现行法律规定与实践比较混乱，有待理顺。宅基地使用权收回可分为单方收回和协商收回。前者又可以根据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分为公共利益收回和非公共利益收回两类。非公共利益收回又可以分为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收回如违反宅基地用途而收回，因集体成员身份丧失而收回等类型。民法典物权编与《土地管理法》应分工协调，对宅基地使用权收回事由作出具体规定，以统一法制。

     

法哲学的视域 ——基于法律陈述的预备考察

视域是人理解世界的场域，任何法哲学皆内置视域。法律规范是理解法律现象的基本图式，法律陈述是带有视域印记的法律规范存在形态，是考察法哲学视域的恰当对象。内在法律陈述和外在法律陈述是法律陈述的两种基本形态，其分别与内在视域和外在视域这两种典型视域对应。遵循这一线索，可通过考察既有法哲学对法律陈述的理解反观其视域，从而形成视域内外二分、外化补强、内化补强、内外融合之视域谱系。整体上看，视域不仅直接影响法哲学的理论构成和争议，而且是评判法哲学的重要标准。在未来的研究中，中国法哲学家可将确立视域根据、扩大视域影响、强化视域判定作为法哲学视域研究的主要任务。     

中国传统法理学的精髓及其当代意义

从广义法理学来理解,中国有自己传统的法理学。从广义法理学出发,中国传统法观念是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的大法观念,包括意识、规则和习惯,表述为合理或者说具有正当性的秩序和规范体系。它的哲学是天、地、人一体的生命哲学,亦即万物有机的世界观。在全球范围内,在人类历史上,中国传统法理学的这些精髓不仅在内涵和特质上独一无二,而且亦同样内含人类法律对真、善、美共同理想的价值追求。中国传统法理学的大法观念有利于克服实证主义法律观的过度狭窄,动态的合理正义观有助于我们确立主体的自觉和文化的自信,而生命哲学亦即有机世界观对机械唯物论和原子世界观的非生命性都是一个超越,从而在法的哲学上形成道德对功利的引导之势,促进人的类本质在法律中的实践和实现,以迎接全球化时代和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反思过度客观化的重罪案件证据裁判

在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证据裁判已然成为中国刑事诉讼尤其是重罪案件裁判的关键话语之一。晚近十余年来，重罪案件证据裁判的规范表达与实践面相与普通案件的证据裁判逻辑逐渐分离。重罪案件证据裁判开始走向高度客观主义，不可否认这一趋势的积极意义，但过于理想化、绝对化的色彩既与诉讼制度和纠纷解决的实践逻辑存在诸多悖离，也可能导致证据收集、运用与评价的一些问题。因此，应当审视中国当下重罪案件证据裁判的取向，反思高度乃至过度客观化的刑事证明理念、立法与实践，在重罪案件裁判中重构一种既注重客观证明，又兼容合理推断的平衡型事实认定模式。     

《英国土地法律史》

咸鸿昌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36.9万字。作者考察了英国历史上各种土地法律制度的内容及其历史沿革,提出并详细阐释了英国土地权利制度的"保有权模式"。作者认为,英国土地法始终在土地保有制这一基本法律关系框架下建构土地权利、规范土地关系,法律关系模式的差异也是导致普通法法系财产权制度迥异于大陆法系财产法律制度的根本原因。土地保有制对土地权益的分     

权利和正义论视角下±地财产权宪法条款之解构

权利正义论为分析我国土地财产权宪法条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我国现行土地财产权宪法条款存在国有土地所有权优位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城市化不向集体土地和农民开放、市场化不向集体建设用地和农民开放、土地财产权平等保护正义程序缺失等诸多严重正义性缺陷。以改革的精神，重构正义性土地财产权宪法条款，是促进我国宪政制度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土地开发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的法理基础

土地开发权的性质是公权力,其基本内容是土地用途管制和规划管理,土地开发权决定土地资源的初始配置,它是土地资源市场配置的基础。土地利用的公法调整是私法调整的基础。土地开发权是产生土地开发增值收益的决定因素,这是构建和完善土地开发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的法理基础。国家应当以土地管理者身份参与土地开发增值收益的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以实现土地开发增值收益社会分享的政策目标。作为土地所有权人的国家和集体以及其他民事权利主体,依据民事权利参与土地开发增值收益的初次分配。     

行为不法与责任阻却:“于欢案”的刑法教义学解答

于欢案引发的争议为区分不法与有责提供了新契机:不法是依据法律的行为规范进行的评判，必须受罪刑法定原则之明确性的约束，违法阻却事由是法律激励的行为，不应当承认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有责是根据法律的裁判规范进行的评价，必须受罪刑法定原则之价值性的约束，责任阻却事由是法律宽恕的行为，可以承认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于欢的行为并非法律激励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但于欢在遭受辱母等侵害时实施过当防卫，并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具有责任阻却事由，应当宣告无罪。     

正当性、权限与边界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党内法规之证成

在传统行政法上，诸如政府与公务员、公立学校与学生之类的关系属于特别权力关系之范畴，这种关系由其内部自带体系的规范调整，并排除法治主义的作用。二战之后，基于法治观念和人权理念的提升，特别权力关系的适用范围尽管有所收缩，但其所作用之领域仍属于“法治普遍性之例外”。鉴于党组织与党员之间具有特别权力关系的一般属性，行政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不仅可以充当党内法规的正当性基础，而且也可以为党内法规的适用范围与效力边界提供理论依据。正是基于特别权力关系，党内法规才具有独立于国家法体系而独立存在的正当性；同样是基于特别权力关系，党内法规的适用范围当受“特别关系”之拘束，其效力不宜漫过“特别权力关系”之边界。     

技术转让履行要求禁止研究 ——由中美技术转让法律争端引发的思考

2018年中美技术转让法律争端所反映的实际上是投资条约范畴中的技术转让履行要求禁止问题。美国投资条约确立了相对完备的技术转让履行要求禁止规则。因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和投资关系紧密，故WTO框架下的TRIPs对其进行了明文规定，TRIMs也以隐性的方式对其进行了关照，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技术转让履行要求禁止标准。在国际社会尚未达成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技术转让规则之前，中国应当在投资条约和实践中坚持引入TRIMs标准的技术转让履行要求禁止标准。基于技术转让在国际投资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中国应当改变技术发展的思路，转换知识产权的立法重点和追责模式，促进国内技术转让立法的完善，并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展开新一轮的技术转让规则谈判、达成具有实际意义的技术转让规则，扭转因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保护关系不明确而产生的困局。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法学是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法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科学性奠基于马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中，并且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法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法学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强调法律的阶级性并始终秉承服务于人民的阶级立场，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判断标准。马克思主义法学不是教条，而是高度包容和开放，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开放性和中国化，使得马克思主义法学对中国法治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批判力、回应力和引导力，理论更具生命力和科学性。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指导地位，在此基础上，合理吸纳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     

电子数据财产利益的侵权法保护 ——以侵害数据完整性为视角

电子数据中的财产利益在侵权法上该选择怎样的保护路径,尚缺乏系统研究。以侵害数据完整性为视角,德、中两国在司法实践中均将对数据存储载体所有权的保护延伸至其中存储的电子数据,但这一方法却不能适用于网络存储形态的数据。对此,两国学界都有不少观点主张应确立一项新型的数据权利,但从侵害数据完整性的实质来看,电子数据财产利益并不适合绝对权的保护模式。侵权法对利益的保护除了权利模式之外还有行为规制模式。行为规制模式中的“违反保护性规范的侵权责任”对于数据财产利益的保护更具有优势。在明确保护范围的前提下,通过在民法之外筛选相关的保护性规范并将其纳入到侵权法的保护范围,是目前最为稳妥与有效的保护路径。     

论我国外国法查明方法规定的重构

我国当前的立法对外国法的查明方法并未做出明确规定。1988年《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193条虽然列举了外国法查明的五种途径,但封闭的列举模式和不合逻辑的表述导致了司法解释的诸多疏漏。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中虽然也有提供和交换法律资料的合作机制,但因缺乏相应的国内实施机制而无法落实。制度的遗缺给司法实践中外国法查明方法的运用带来了诸多困扰。为应对外国法查明方法规定的不足,我国的外国法查明方法规定应借鉴欧美国家的合理经验,采用开放列举模式,充分吸纳各种有效的外国法查明方法,完善相关程序规则,最终建立一个模式开放、方法多元、程序规范范的外国法查明方法规则体系。     

论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中农户资格权的法律表达

我国现行法中并没有“农户资格权”的概念，导致实践中对农户资格权的认知形成“成员权说”和“宅基地使用权说”两种对立的学说。立基于农户资格权的功能负载，其

应定位为一项具有身份性的财产权利，即行使受权利主体身份影响、受次级用益物权限制的宅基地使用权。在内容上，其依然具有宅基地使用权的权能，包括获得宅基地的使用费、征收补偿、有偿退出宅基地、监管宅基地的利用。在立法论层面，应舍弃“农户资格权”的称谓，坚持“宅基地使用权”的立法表述，并明确宅基地使用权的“收益”权能。     

《物权法（草案）》中“土地承包经营权”条文完善研究

《物权法（草案）》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用益物权”编中，并单独成一章居于该编之首，已充分证明“土地承包经营权”重要之法律地位。但该《物权法（草案）》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条文设计，封用益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和范围未作界定，对用益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未实行一体的法律制度规范，存在标的物规定不科学，采取列举式禁止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并非全面，“转包”不应成为现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之方式一种，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须经发包人同意不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和转让变更登记不合适，承包地收回不合理、不科学等诸多问题，有必要封其进行研究，并提出修改相关条文内容设计、取消不合理条文和增加相关条文内容设计的建议。最后，提出物权法中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制度。应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标的、主体、客体、内容、期限、设立、变更、流转和消灭等内容。     

论集体土地股份化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坚持

集体土地股份化实践，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本质特性以及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提出了挑战。为避免集体土地股权实质化分割集体土地所有权，股份化的客体不宜是集体土地所有权而应是集体土地使用权；为缓和集体土地股权固化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中集体成员的流动性及其保障所有集体成员受益之本质的背离，应配套设计无集体土地股权之集体成员分享集体土地利益的保障措施。同时，集体土地使用权股份化的组织载体集体股份合作社，不是对农民集体的法人改造，而是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续造，并已异变为集体土地用益物权人，故宜修改《物权法》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的表述；还应慎用“农龄股”，并将非本集体成员继受之股权设计为类别股。     

用益物权客体范围的三维考察——兼评我国《物权法》第117条

比较法考察表明,在土地吸附建筑物的不动产理念下,用益物权以土地为核心而设定,以在建筑物、动产和权利上设立役权、用益权、使用权等立法技术处理为辅助,形成客体范围宽泛的财产用益权利体系。在土地和建筑物各为独立的不动产的理念下,用益物权只在不动产上设定。用益物权的客体范围取决于对用益物权的制度模式选择与立法技术安排。我国用益物权制度的一般规定和具体权利之间、具体权利和物权法定原则之间均存在逻辑矛盾和法理冲突。功利性的文义解释掩饰逻辑矛盾,对把握法律真义造成误导。立法机关应当维护不动产概念内涵在物权法体系上的一致性,对用益物权的制度模式重新做出选择,在立法技术上对现行法规定之谬误进行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