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媒对执政党权力基础的影响

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对政党的需求,政党的核心作用在于作为"桥梁和纽带"来连接民众和公共权力。执政党之所以能够代表民众执掌公共权力,其基础在于获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拥护。随着网络传媒的高速发展,执政党的权力基础和运行方式都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网络传媒对执政党权力基础的影响

政党的核心作用在于作为＂桥梁和纽带＂来连接民众和公共权力。执政党的权力基础在于获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拥护。现今,网络传媒的高度发展对执政党自身、民众与执政党沟通方式、民众与公共权力的关系等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此情形之下,执政党需要认清形势、看准趋势,按照网络传媒自身的客观规律进行管理和利用,以期实现与网络传媒的良性共处和互动。     

政党现代化视域下公共权力法治化思考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这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提出了新的要求。执政党是人民群众和公共权力之间联系沟通的纽带,并充当人民群众监督和控制公共权力的利益代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依法治国需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坚强而有力的领导。政党现代化已然成为推动二者实现的逻辑基础和主体力量。政党现代化的基础是实现依法执政、民主执政和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前提是实现政党法治化和公共权力运行法治化。公共权力运行法治化需要通过培育法治理念、完善制度建设、构建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等路径来实现。     

政党执政规律与执政党建设

执政是政党的最高逻辑。政党与执政党大不一样。政党政治是当代世界政治的突出现象。政党执政具有规律可循。苏共的执政得失、工人阶级政党的执政实践和世界政党的兴衰成败,既有自身的特殊性,也有许多共性,比如执政党要赢得民众支持,必须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经济发展与执政地位的巩固不一定成正比;执政党要扩大群众基础,但执政党的党员数量与执政基础不一定成正比;执政党对公共权力的控制无处不在,但执政党与公共权力有一定的边界;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与执政党的成熟程度成正比。政党执政的规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强化监督制约 推进廉政建设

本文以公共权力的运行为主线，阐述了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防范和遏止腐败的根本出路，并紧密联系当前中国实际提出了强化监督制约、推进廉政建设的对策和操作思路，具体包括四个方面：１、充分利用现有政治资源，加强执政党建设；２、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法制监督；３、加强民主法制教育，提高民众监督意识；４、建立健全各项监督制度，构建民众广泛参与的便捷通道。     

“三个代表”与执政党的合法性

执政党的合法性是指执政党凭借非权力因素和非暴力手段,通过其意识形态、纲领政策、组织架构、执政绩效及其公共形象的积极影响,使民众出于自觉或自愿主动接受执政党的执政和领导地位的能力。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人民支持不支持"、"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从维护政党的政治功能来说,"如何维护和加强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政权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更是执政党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胡伟《三个代表:党的建设面向新世纪的坐标》,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需要研究和把握几个关系

构成一个现代社会需要三个要素:公民、政党和公共权的关系,就会发现:选举的确是和民主政治紧密相连的,它是利。所谓政党政治,简单说,就是公民、政党和公共权利三民主政治的一个基础,是一个基本的表现形式。那么,何为民者之间的关系。那政党在其中处于什么位置、起到什么作用主?民主就是老百姓当家作主,但不是说人人都去当家做主。呢?政党是民众进行政治参与的工具,它一头连着国家政权,民主更多的不是老百姓直接去行使权力,而是把自己的权力委一头连着民众。民众的政治参与、对政府的控制、对政府的托给代表,再由这些代表来行使权力。政党就…     

西方国家政党监督机制与我国参政党民主监督模式比较

现代民主政治就是通过政党政治实现的。由于政党代表特定阶层和团体的利益,在公共权力稀缺性的前提下,为防止政党为本集团争夺利益而排斥其他党派利益,从而对执政党如何使用公权力的监督自然产生,所以政党监督是自政党产生时就伴随产生的。     

关于腐败根源的多重思考——以无产阶级政党为视角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腐败产生的根源,通常有"私有制根源论"和"基本制度决定论"。但从本质上讲,任何腐败现象都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其根源都在于权力的不受约束。公共权力具有二重性,共产党、社会主义对于腐败绝不是绝缘体,对腐败也绝不具有绝对的、天然的免疫力。只有这样认识问题,才能把反腐败的主要精力集中到从制度的内部找原因,从制约权力入手。     

试论韩国政党在权力制约中的作用

传统的分权制衡原则在政党因素的影响下由国家机关之间的分权制衡发展为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对立与制约。从韩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在对韩国政党特征、韩国执政党与在野党力量对比关系、国家权力运行模式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在野党在权力制衡方面的一些特色，如通过保护少数人原则与媒体途径制约执政党的权力等。这种制约也存在自身的问题，如判...     

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

本文认为我国的民主党派是具有政党属性的参政党,认为应加强制度建设防范执政党的权力垄断,并应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     

正确认识和运用公共权力

公共生活和公共利益是公共权力产生的基础。公共权力具有公共性、权威性、腐蚀性和扩张性的特点。公共权力的滥用、悬置、缺位和错位是公共权力侵害公民权利的主要原因,对公共权力的制约是保证公共权力正确运用的前提。     

规范公共权力运作是预防腐败的关键

腐败是公共权力主体利用职权,违背社会政治规范,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谋取私利的行为和现象。腐败并不在于公共权力本身,而在于公共权力主体的介入,在于公共权力的归属和运用背离了公共的性质。因此,规范公共权力运作对预防腐败至关重要,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防止公共权力运行的封闭化;二是避免公共权力行使的集权化;三是杜绝公共权力运用的私利化。     

公正：公共行政之魂

公正是人类历史上孜孜以求的道德价值目标。公共行政的主体———政府作为权力的实际掌控者和实际行使者,担当代表着民众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的重任。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决定了其实质就应该要求行政公正,现代社会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要求公共行政管理者能够平衡各方利益关系,而由于公共权力的所有权和实际行使权的相对脱节,权力的变异很难避免,公共权力只有在公正的轨道上运行才不会沦为某些个人和集团谋求自身利益的工具。     

浅析马克思、恩格斯权力监督思想

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政权的确立并不会自动消除公共权力异化的现象，如果对权力不加以制约与监督也会产生官僚主义和滋生腐败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和领导工人阶级运动过程中，结合巴黎公社政权建设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对无产阶级政党和政权的权力监督与制约的理论和思想，重温马克思、恩格斯的权力监督思想对当今我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特别对我国加强权力监督理论建设，完善监督机制，严格依法监督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论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

马克斯·韦伯认为执政合法性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形态建立乃至构筑政党执政安全的基础 ,这个基础不坚实 ,就会出现哈贝马斯所预测的合法性危机 ,执政党必须加强政治“投入”,赢得民众的持续认同。中国共产党要在执政合法性建设成就的基础上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实现意识形态主流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民众利益最大化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实现政治权力民主化 ,进一步铸造执政合法性。     

论执政能力建设与公共权力模式的转型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有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综观当今世界各国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实践 ,可以发现诸多共性 :权力共享 ;执政纲领与公共政策与时俱进 ;扩大社会基础 ,增强整合力 ;实行党内民主 ,严以律己。以此为借鉴 ,结合中国国情 ,目前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在于 ,实现公共权力从以新权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权威模式向以合作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合作模式转型。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生成逻辑及其实践路径

公共权力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政党,对公共权力具有不同的认识,形成不同的权力观。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主要包括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察、权为民所用。在建设学习型政党过程中,每个党员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本质,内在地将马克思主义权力观融贯其中,在实践过程中争先创优,切实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生成逻辑及其实践路径

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政党，对公共权力具有不同的认识，形成不同的权力观。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主要包括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察、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赋指明了权力的来源和基础，权为民所察指明了权力的主体和运行，权为民所用指明了权力的性质和归宿。认真实践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必须确定科学的选举程序，真正做到“权为民所赋”；规范权力的运行流程，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评估权力的运行绩效，务必做到“绩为民所考”。     

法治思维:消解公共权力内在冲突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法治的核心内容是依法规范、约束和监管公共权力,防止公共权力的恣意和暴虐,保证公共权力更多地体现其公共性,实现为民众谋取福祉的目标。然而公共权力与生俱来的公共性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存在着一种异化的力量,面临着无法回避的矛盾和冲突。当下中国化解这种冲突的两种路径都存在着明显不足,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为我国腐败滋生的根源。对我国现阶段而言,加强权力主体法治思维能力和法治方式的提高是有效抑制权力主体的私人性、实现权力公共性的应然之举、必然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