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立法语言的模糊性

立法语言模糊性研究是法律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消除立法语言的模糊性是司法公正的前提。立法语言模糊性表现在:语义模糊、语用模糊。立法语言模糊性有积极功能也有消极功能。消除立法语言的模糊性的建议是:通过立法解释、立法语言解释、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研究并提高立法水平和技术,让语言学者参与立法过程。     

论立法语言的语体特点

从语体意义上而言，立法语言是专业性与通俗性、准确性与模糊性两对矛盾的统一体。法律术语来源于日常用语，并有其长期存在的现实合理性。立法语言的通俗化努力值得提倡，但通俗化以不损及法律表述的准确性为前提。准确性的要求是明确、统一、逻辑严谨、中性庄重、简明凝炼。模糊性是语言的基本属性，从法律调整的类型化方式来看，立法语言不可避免地具有模糊性。模糊性立法语言具有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并有多种类型。在接受立法语言模糊性的前提下，要重视立法语言的准确性和法律解释。     

基于语料库的立法语言语义研究

文章是以语料库为基础的对立法语言的初步研究。文章一方面从语义学的角度以立法实例区分模糊性、歧义性、多义性以及概括性等概念，另一方面从法学的角度探讨概括性、模糊性在立法中的价值。本研究表明立法语言中的模糊性、概括性是语言与法律现实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法律多元化的内在要求，为立法相对稳定性以及司法确定性提供了空间。     

婚姻立法语言模糊性弊端规避的语义策略

婚姻立法语言模糊性弊端需要我们有意识地规避.通过语义限定如限定行为方式、限定性质和后果、限定范围等可以使婚姻立法模糊性语言趋于精确化;婚姻立法应正确把握立法语言的模糊度,避免使用过度的模糊语言;婚姻立法应区分情形使用立法模糊用语和精确化语言,恰当发挥模糊语言的功能.     

法律语言模糊性对法律制度的影响

模糊性和准确性一样,是法律语言的特征,是法律语言难以消除的现象,贯穿于立法、司法、执法活动的整个过程,对法律制度既具有积极的功能,又有消极影响。法律语言是在准确性和模糊性之间求得平衡,但不可能通过立法的方法克服法律语言的模糊性。     

赠与合同的诺成性或实践性之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虽然对赠与合同的方方面面的内容作出了详细规定，但因为立法的模糊性和不明确性，使得赠与合同究竟是诺成性合同还是实践性合同，仍未臻明朗。为此，本文参考外国立法模式、结合我国立法条文分析认为：赠与合同应是诺成性合同。     

见义勇为之法律探讨

由于当前社会上存在着许多惟利是图、见危不救的有违中国传统道德的现象 ,以至出现为见义勇为者立法的强烈呼吁。通过分析中国古代普遍为见义勇为立法的深层根源 ,指出现代中国社会为见义勇为立法的根源之缺乏。     

法庭话语中的语用模糊分析

模糊性是法律语言的固有属性,普遍存在于立法语言和司法语言中。在法庭活动中,作为一种语用策略,庭审的不同主体为实现各自的目的,会选择使用语用模糊。法庭话语中的语用模糊有多种实现方式,主要包括使用模糊限制语、间接应答、回避、指称等。法律模糊性的真正的消除要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来完成。作为庭审主导者的法官会利用话语权力适时控制模糊性的出现与增强,使庭审活动朝着确定性的方向发展。     

简论中国国际私法立法

国际私法的性质 ,从目前而言主要还是国内法 ,但正在逐步向国际法过渡。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历史久远且起点高 ;目前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在立法模式上不拘于单一形式 ,立法层次多元化 ,但立法技术粗糙 ,法律规范不周延的现象比比皆是 ;中国国际私法立法中直接适用的实体法太少 ,司法解释过多。世界经济一体化为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带来了机遇。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应以传统的冲突规则为主体 ,在有限的范围内辅之以现代灵活的法律选择方法。中国亟待一部完整的国际私法典。     

论人民调解依据的完善

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纠纷解决制度,但现行立法的抽象性、模糊性,使得调解过程中容易出现依据援引不规范的问题。而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1],也要求不能一概"依法而调"。从传统民间调解制度及西方ADR制度中的调解模式吸收合理因素,如博采广汲,完善人民调解依据;吸收传统民间纠纷调处机制的合理之处;从比较法视角借鉴各国调解依据之规定等来完善我国的人民调解依据,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功能。     

“计赃论罪”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变革

我国古代关于盗窃罪的立法有着"计赃论罪"的传统,而这一立法传统在近代经过短暂的断裂后,又在新中国的刑事立法中得以体现。新中国刑法中的"计赃论罪"在内涵上与古代刑法中的"计赃论罪"并不完全相同,主要表现在从定性分析模式到定性+定量分析模式的演变。这种演变,与盗窃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变化、我国传统文化心理以及现实刑事政策密不可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纯粹的"计赃论罪"立法模式都已丧失了生存的空间,我国盗窃罪应当确立"双轨制"的立法模式。     

中国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之比较

同受大陆法系影响的中国和德国,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立法上,总的来说有许多方面是相同的,但由于各国国情和立法传统的不同,在具体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上有一些不同之处。本文从立法体例、法的调整范围、不正当竞争行为、执法机构和法律责任几个方面对中国和德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了比较,力图使人们对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官员财产申报立法难的政治学分析

官员申报财产立法，是进行权力监督、预防腐败的重要途径，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深刻认识当前官员财产申报立法难的现象，对于维护社会转型期的总体稳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政府体制、政治文化传统、政治决策与政治发展规律对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阻碍作用，认识到官员申报不仅是法制建设问题，更是复杂的政治学问题，充分证明了中国民主政治有序渐进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     

＂亲亲相隐＂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嬗变与终结

“亲亲相隐”是中国传统法律中的重要制度,它是儒家伦理精神在法律上的典型体现。“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自清末变法修律以来,该制度逐渐式微和流变,在中国当代的刑法体系中“亲亲相隐”已经被完全抛弃。“亲亲相隐”制度同儒家伦理中的“尊尊”、“亲亲”密切关联,在法律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当代外国的刑事立法中仍然可以看到“亲亲相隐”制度的相关规定。当代的刑法实践证明,“亲亲相隐”制度的缺失会导致制度的某些困境和局限。儒家法律传统并非一无是处,“回采历史”,批判地继承儒家法律传统是我国当下法律变革中的理性选择。     

试论法律意识的影响因素和价值

当前 ,影响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因素有法律文化传统 ,经济文化发展水平 ,法律的实际运行情况等方面。由于法律意识无论对立法、执法还是守法都有重要价值 ,所以必须针对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水平有待提高的现状 ,采取措施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 ,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清代对蒙古族法制改革的影响

清代非常重视对蒙古族的立法,其立法数量和质量都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立法的典范。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论述清代对蒙古族法制改革的效果,另一是有力地促进了蒙古族法律传统向中华法系的融合,一是有力地促进了蒙古族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     

论我国遗产范围立法的完善

值此我国《继承法》正被修改之际,提出修改、完善立法的建议：遗产范围涵盖被继承人生前债务的观点,不符合我国民众对遗产内涵的理解和我国法律对遗产界定的传统习惯,故不宜被采纳。对于立法模式的选择,宜采取正面概括与反面排除相结合的模式,删除现有对财产种类的列举性规定,新设反面的排除性规定,同时明确被继承人之人身专属性财产的除外地位;对于遗产的性质界定,应删除“合法”二字的限定词,补充财产占有也属于遗产的范围;对于遗产范围的具体内容,应当增设不完全遗产的一般规定,专门明确其概念,然后分别在遗产分割和必遗份（或特留份）制度中具体规定不完全遗产的主要内容,包括归扣或扣减的主体、标的、免除及方法等。     

“新传统”的建构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辩证

思想、道德、文化领域的多元、多样、多变,使中国意识形态面临“非传统”与“新传统”的悖论.一方面,改革开放使传统又一次遭遇空前涤荡;另一方面人们日益渴望以传统重建社会生活的基本同一性,30年改革开放也正在形成某种“新传统”.制度意识与意识形态主张之间的不平衡,伦理与道德之间的不平衡,市场经济观念与伦理道德、传统文化之间的...     

试论卧底侦查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卧底侦查是现代侦查手段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对于弥补普通侦查方法的不足有着明显的效果。我国司法实务中存在运用卧底侦查的情况,但在立法上还是一片空白。本文从我国卧底侦查的立法与实务现状入手,旨在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具体情况,提出构建一套适合我国的卧底侦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