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抛弃法治和人治的提法

我们认为把先秦儒、法两家的根本分歧，简单地归结为“人治”与“法治”的对立，是不对的，不符合他们本来的观点。有的同志为了论证“法治”与“人治”是相互对立的，特把“人治”解释为“靠掌权者个人意志来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治理国家”，而把“法治”说成是用体现整个统治阶级集体意志的法律来治理国家。     

修宪开创了依法治国的新局面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五条中增加了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规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对此作者将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阐述。一、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宪”，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宪政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具有丞大的历史意义在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封建制延续了几千年，实行的是人治，以掌握权力的统治者个人的意志来治理国家，“联即国家，”皇帝的圣旨就是法律，所以…     

法治——国家治理的理想图景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深厚“人治”传统的国家。人治，尽管也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方式，但由于受人的因素的影响过大，非理性色彩浓厚，对公权力的行使往往具有随意性和任意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建设突飞猛进，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推进，法治精神已逐渐融入社会主流文化。但这并不代表权大于法这种传统“人治”思想没有了市场，相反，从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典型案例来看，权大于法不但存在，甚至还在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行动中表现出来。约束权力、     

法治国家及其政治构造

法治国家及其政治构造孙笑侠“法治国家”或“法治国”，最初是相对于“警察国家”或“警察国”〔１〕的一种关于国家类型和治国方式的统称。早期“法治国”思想渊源于斯多葛学派自然法理论和古代罗马法律制度所形成的欧洲法治思想。早期“法治国”是指中世纪欧洲的某种...     

论“法德并进“的社会治理模式：理论基础、经验与展望——以杭州探索为例

法治是我国既定的治国方略，也是实施社会管理的基本前提和路径；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德治传统的社会中．法治的实现必须立足于对德治资源的整理与统合。杭州市“法德并进”的社会治理模式是“法治”与“德治”在社会管理领域的有机整合．在理念、组织和制度等多层面统摄了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是对当前社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回应．是落实和实践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表现。“法德并进”社会治理模式的目的是形成更为良好的社会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律师职业与法治的辨思

法治与人治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治国方略。人治是一人(或几人)之治(君主专制或贵族政治),法治是众人之治(民主政治);人治依据的是领导人个人的意志,法治依据的则是体现人民大众意志的法律。人治与法治的分界线是:当法律与当权者的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法律高于个人意志。或者说,是“法依人”还是“人依法”。“一般说来,在国家管理中,偏重于人的作用还是偏重于法的作用;在个人意志与法律冲突时,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这就是我们说的‘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作为一种社会调控方…     

法治的“魂”与“形”——兼谈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关联

法治的“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通过价值理性、价值真理的视角发现法治作为固有 价值、构成性价值的本来涵义，即以规则之治为载体，以宪法和法律至上为基本原则，以严格实施法律 规范、程序与制度为存在形式并以公共政治的规范化为实质；二是指赋予法治以神圣性的价值基础，它 作为“道”，体现为法治捍卫公民的自由，保护共和国全体公民的人权和尊严。法治的“形”指法治的 形式性，它使法治具有生命。它的出现在我国具有历史基础，但它的实现需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达成 共识、需要人们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建构及社会的健康发展。法治的“魂”与法治的“形”二者之间关系 密切，法治的“魂”赋予法治以“形”。法治与德治在规范方式、形成方式、内容、表现形式、实施方法等多 方面均存在不同，它们各有其特定的涵义和功能，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各自独特的重要作用并相互促进。     

守正出新:新时代"德法合治"思想的历史渊源与现实意义

“德法合治”作为一种治国理政模式，是道德与法律相互促进、协同发力的治理方略，亦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化积淀的必然选择；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而且对当下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家庭、个人层面，以道德风尚引领制度完善，提升公民道德修养、促进和谐家庭构建；在国家、社会层面，以道德理念滋养法律制度，促进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形成。新时代“德法合治”思想既是守正出新的必然结果，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保障。     

儒、法治国思想比较——谈人治与法治

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统治者个人还是法律制度?在统治方法上,主要依靠统治者的道德感化还是法律强制,这是自古以来"人治"与"法治"之争的主要内容.     

法术势

“法、术、势”是我国战国末期韩非关于法治三者相结合的政治学说。 法治思想,是韩非政治思想的核心。他主张“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就是说,废止礼治,推行法治。韩非所说的“法”,是指反映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成文法令;“术”,是指封建国君根据法令控制、考察官吏的手段;“势”,是指权势、权力。他认为“法、术、势”三者相辅相成,“不可一无”。韩非总结和发展了法家的法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提出了以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的法治理论。     

法治的主体与主体的法治

尽管法治是“一个无比重要、但未被定义，也不能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①，但是法治是运用法律治理国家的方式的观点毋庸置疑。是主要运用法律还是主要依靠贤能的个人及善良的道德教化治理国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法治”与“人治”的最初分歧。在法治的这一逻辑起点...     

孔子“义利”观与现代法治和谐理念

孔子思想是第一次文化轴心时代人类思想的伟大创造,儒家社会理想的本原是“和谐”。孔子纳“仁”入“礼”,希望通过体现以民为本的社会正义观的“礼法”体系去整合社会,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在孔子的利、义观中,个人之“利”与个人之“义”并不相互冲突。孔子的“义利”观体现了法律的利益调控功能与正义价值的和谐统一,与和谐社会的法治理念有契合性。孔子思想中所体现的“利”与“义”的和谐统一观,对今天以社会和谐为目标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法治与人治异同论

法治之治,多指一种治理活动,也指一种治理的结果状态;作为活动,有主体、对象、方式等问题值得研究。法治和人治的主体都是人,都是人依据人的意志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治理。法治是民治与官治的统一、治官与治民的统一、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统一。法治国家的特征是民本、和谐、法律至上。     

法治与人治异同论

法治之治,多指一种治理活动,也指一种治理的结果状态;作为活动,有主体、对象、方式等问题值得研究。法治和人治的主体都是人,都是人依据人的意志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治理。法治是民治与官治的统一、治官与治民的统一、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统一。法治国家的特征是民本、和谐、法律至上。     

从“送法下乡”到“法治乡村”——中国乡村法治建设的社会学考察

乡村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治理模式转型的关键一环。当代中国的乡村法治包含着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构建、乡村治理现代化三个并行交互的进程，但三者呈现不同步、不协调的内在张力。鉴于中西古今的多重话语体系影响，乡村法治在理论上呈现出内生与外嵌，自主发展与外来思想、制度引入的角力与融合等多重景象；在实践层面上表现出对发展焦虑以及治理困局的积极应对和艰难探索。为此，对我国乡村法治的考察和实践推进，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三农”或乡村振兴这两个大的框架下进行，最终实现法治与“民情”的内在契合。对此既不能无视“民情”用强制的方式来实现乡村法治，也不能坐等“民情”的自然变迁，而应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目标下，积极推动现代乡村社会的构建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实现“强国家-强社会-强治理”的内在统一。     

法治漫谈

“法治”（Ruleof Law）是什么？古今中外，概莫一是。中文“法治”一词最早见于先秦诸子文献。《管子·明法》中有：“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商君书·任法》中有：“任法而治国”。在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有过“儒”“法”两家关于“人治”与“法治”之外辩。梁启超在1922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分别用“人治主义”和“法治主义”来概括儒、法两家的主张。     

胡建淼：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法治化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主要是“四化”,即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和文明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政府治理现代化,而且主要是指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因为政府是国家治理中涉及而最广的治理主体。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法治化,政府治理法治化的过程也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过程。     

从贵族法治到帝制法治

法治转型是围绕社会转型进行的,中国第一次社会转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与此相应,法治转型则是由贵族法治转为帝制法治。贵族法治的特质是别亲疏、殊贵贱、断于礼,也就是西周以降的礼治。“废井田,开阡陌;废分封,立郡县”是春秋战国社会转型的全部内容。这种转型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为适应社会的这种转型,先秦法家提出了“法治”理论。这种“法治”,与传统的礼治相对立,其特征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重心是治吏治官。这是秦汉以后中国法律制度的思想基础。秦汉以后的中华帝国法治主要是这种观念制度化的结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用“儒家思想法律化”来概括帝制中国的法治特征较“法律儒家化”为妥。     

关于人治与法治问题讨论简介

近几个月来,全国报刊杂志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法学界还专门组织过讨论会,争论已经基本展开。现将几个争论较大的问题简介如下,供大家参考。 (一)怎样理解人治和法治一种意见认为,所谓人治,就是靠掌权者个人的意志来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治理国家。人治并不是不要法,只不过要使这种法从属于掌权者个人的意志罢了。人治意味着掌权者个人“言出法随”,可以一言立法,一立废法。国家的安危动乱,人民的祸福     

实行法治就要摒弃人治

法治与人治是两种治国的方式，法治论者主张以法治国、人治论者主张以人治国。划分法治与人治的最根本的标志，应该是在法律与个人意志(或者少数执政者的意志)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凡是法律权威高于任何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法治，凡是法律权威屈从于个人意志的冶国方式都是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