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能力建设

公安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有效性的进一步提升要求加强其矛盾纠纷化解能力建设。而矛盾纠纷化解主体化解能力的大小主要受到情感认同、信任、权威、行动力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公安机关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时,存在情感认同严重缺失、警民信任面临危机、警察权威弱化、行动力严重不足等诸多问题。这要求通过树立群众观念、法治理念和责任意识,加强沟通、改善形象,强化权威等方式去解决。     

论和谐社会语境下之警民关系

警民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和谐社会对警民关系的要求应然是:警方与民众能够通过良性互动各自实现价值满足需求,获得共同的发展.警民关系的困境根源在于:警务工作性质导致的警察权威主义、多疑和孤立;执行法律(打击犯罪)、维持秩序和提供服务方面存在不和谐因素;警察腐败和非警务随意调动等.建设和谐警民关系应该从警察自身的完善入手,同时加强警民沟通.     

暴力袭警：警察权威弱化的危险信号——从社会秩序结构谈暴力袭警产生的深层原因及对策

近年来,暴力袭警案件频繁发生,而且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暴力袭警的根本原因是警察权威的弱化。因此,解决暴力袭警问题的根本对策是警察权威的重新构筑和强化。分析警察权威,必须从社会秩序结构入手,搞清警察权威、治安规则和警察客体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基于实践共同体视角的警察职业认同研究

从实践共同体视角来看,警察职业认同是警察在共同体当中对于各种所属关系的投资与在其场景下进行的意义协商之间的张力下建构起来的.然而在对警察职业认同影响较为显著的三个实践共同体当中,警察都表现出相对较低的认同与协商能力.构建“以人为本”的工作环境和警察自身积极的自我更新与主动发展是提升警察职业认同的重要途径.     

以“警民利益共同体”为基础推进警民关系的和谐、良性互动

构建“警民利益共同体”是新时期加强和谐警民关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是做好公安工作的重要前提。深刻认识和把握新时期警民关系的新内涵、新要求，着力建设警民和谐相处、携手共创平安的利益共同体，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和谐警民关系建设、促进警民良性互动，不断提高治安管理社会化程度，提高公安工作效能，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传统德古:纠纷解决权威的式微

德古在历史上是重要的世俗权威,是彝族习惯法最主要的传承者,彝区的绝大多数纠纷和矛盾都由德古依据彝族习惯法解决,德古是彝区最重要的稳定力量。现代社会,彝区纠纷解决的权威出现了多元化,与国家权力有关联的乡村政治精英、乡村派出所、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等都涉足纠纷解决,纠纷解决不再是德古的专利。彝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德古与国家权力没有关联,再加上其知识固有的局限性,解决纠纷的数量显著减少,解决纠纷的种类明显变窄,使得传统德古的纠纷解决权威式微。     

关于当前警民关系的思考

＂社区警务树＂理论值得借鉴。民警与社会人的联系要兼顾户籍所在地和兴趣共同体两个方面。调整警民关系首先要解放思想调整思路,警察要以责任心和办事能力赢得民心。警民合作关系建立的前提是警察公正严明执法,警察执法环境的改善主要需要公安部门的努力。警务工作的改革应当引进＂善治＂理论,民警既要注意＂面对面＂,还要学会＂屏对屏＂地交朋友。     

论文化因素在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中的作用

文化因素是影响警民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包括：警察亚文化因素、社会对警察的刻板印象、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等。文化因素对警民关系的影响突出体现在文化的差异性：警察亚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差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差异、中西文化差异、地域文化的差异性等等均可影响警民关系的和谐发展，甚至引发冲突。合理利用文化因素，解决警民关系中的文化差异问题。实现警民关系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是：加强警察文化体系建设、配备专职的文化沟通人员、提升警察文化素质。     

地域与认同之于纠纷解决的意义初探——基于我国西北地区的考察

社会在于交往,交往产生纠纷。一定的纠纷与特定的地域环境有很大的关联。同样的纠纷在溢出一定的地域边界之后,于解决的逻辑便有所不同。这其中的缘由在于纠纷之解决终究是一种权威的认同,特定的权威模型于固定的地域文化多有依赖。仅仅从法律的角度去评价纠纷及其解决并不总是有效。作为一种更加广泛的权威系统,法律及其规则在主要依赖规则交往的工商业社会中更能获得认同;而在非工商业社会,法律并不总是能获得认同,社会之交往更倚重嵌入共同文化中群体情感及惯习。是故,通过法律的解决需要充足考量个殊不同的生活情境。     

纠纷解决的空间之维——以个案中的社会空间变迁为核心

通过一起乡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田野调查,发现村民对土地承包的意见分歧导致乡村内生秩序的分裂,即社会关系的部分紧张与瓦解。这意味着,土地作为自然-地理空间被以契约的形式介入了承包方和承租方不同的社会空间后,又被分裂的承包方两类不同的社会空间所制约,从而自然-地理空间被社会空间嵌入。其中,由于乡村权威的式微以及村委会解决不了纠纷,村民通过法律救济成为另一种空间的选择,这个过程是法律权威替代村庄权威的过程。这样一来,通过法院/法庭空间实现乡村纠纷的正义生产,成为村民的终极认知空间的价值追求。当代乡村社会空间不断与国家的制度空间交汇融合,是中国乡村转型的一个主要取向,也是进行乡村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乡村法治的前提及基础。总之,空间构成纠纷解决的一个维度,是纠纷解决的一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