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大学生“村官”后继管理政策的思考

文章分析了大学生“村官”后继管理政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并进一步提出只有建立健全管理考核机制、培训保障机制及有序流动机制，构建大学生“村官”计划长效机制，才能确保大学生“村官”计划健康有序开展，使大学生村官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     

大学生“村官”计划的研究综述

为了解决“三农”问题、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培养和造就党政后备人才，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大学生“村官”计划，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但如何实现和实施大学生“村官”计划的预期目标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目前，学界主要围绕大学生“村官”计划总体分析、大学生“村官”与新农村建设、大学生“村官”与基层组织建设、大学生“村官”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大学生“村官”计划与历史上的知青运动的对比等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社会活力论视角下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困境分析

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出台为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但实施中也出现了一些发展中的困境问题。从社会活力论的视角看，大学生“村官”计划出现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主体、资源、制度、精神四个层面的社会活力因素的匮乏。不断激发这四个层面的社会活力，是大学生“村官”计划走出困境的根本路径。     

大学生当村官实践中的用人机制问题分析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庄任职，对于年轻一代大学生的锻炼培养以及推动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总体看这项工作的实际效果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对大学生村官选聘、培养、使用、考核等环节存在缺陷与不足。促进这一新生事物健康发展，一要完善选聘机制，让大学生村官既下得去更“待得住”；二要建立健全培养机制，切实让大学生村官“用得上”；三要建立健全使用机制，切实让大学生村官“有所为”；四要建立健全管理考核机制，促进大学生村官茁壮成长。     

大学生村官乡土化的路径分析

大学生村官对农村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实现乡土化的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障碍。可通过对大学生村官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待遇、扶持创业、实施“大学生回乡计划”等一系列措施来实现大学生村官的乡土化。     

大学生“村官”创业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我国从2008年的全面发展大学生“村官”计划以来,通过各方努力,大学生“村官”创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大学生“村官”创业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有关部门以及大学生“村官”们自身共同努力,以实现更高水平的创业。     

大学生“村官”计划执行中的问题分析及对策——以鄂东南地区为例

学界对大学生"村官"问题已经开始了积极的探索,但目前尚处于研究的初级阶段。调查显示,目前大学生"村官"计划在执行中暴露出诸多问题。政府应当在大学生"村官"的身份定位、选拔标准、工作性质和考核机制等方面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大学生"村官"计划。     

资讯速览

枣阳：送856名“村官”上大学 为了培养新农村建设领头雁，枣阳市从2007年开始实施大学生村官（一村一名大学生）培养计划，截至目前，该市各级政府共出资257万元送856名村官上大学，已有758人毕业，98人正在就读。     

论大学生村官激励机制的误区及其完善

为解决农村人才资源匮乏问题及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实施了以＂大学生村官计划＂在内的一系列支农政策。针对大学生村官选拔机制、激励方式、考核机制以及服务农村长效机制等四个方面所存在的误区,提出完善大学生村官选拔机制、培养培训机制、考核评价机制,可实现国家、高校、地方政府三方合力,为实现大学生村官人才培养和新农村建设的双赢提供理论和实践上可供借鉴的依据。     

贵港市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成效明显

自2008年中央开展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以来，贵港市积极落实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健全工作机制，落实各项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目前，贵港市大学生“村官”的教育管理工作已开始步入正轨，给大学生“村官”成长营造了的良好氛围。     

社会排斥：“宅青”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伴随着互联网日益成熟和完善的功能，依赖网络生存并且终日足不出户的“宅青”也“应运而生”，并以其不断扩大的人群引发了大众的关注。由于受到社会制度排斥、文化排斥以及人际排斥等因素影响，“宅青”无法与社会融合，并且给社会和个人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探索相应的对策，帮助他们重新回归正常生活的轨道。     

软件专业“项目体验式”实训教学模式探索

实训教学是高职教育中很重要的教学环节。“项目体验式”实训教学模式是借鉴企业培养新员工的思路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教学方式。通过该模式的教学,学生不仅体验了项目的真实开发过程,在知识、能力、素质方面得到锻炼和提高,而且求知的心理状态趋于成熟,能够从容应对新技术的快速更替。     

涉税犯罪案件的社会机理和成本防控

犯罪现象与社会发展动态密不可分,涉税犯罪案件也不例外,甚至在经济犯罪领域,社会要素与犯罪行为的相互作用过程更为突出。涉税犯罪案件的社会机理是以“税务服从”为逻辑起点,以个体意识、制度构建、规范践行、当局形态为要素的公众模式。成本干预最优化的防控策略,是设法通过对上述四个社会要素的合理资源投入,达到降低税务管理成本,加大涉税犯罪人的犯罪成本,使之承受因为涉税犯罪活动而得不偿失的压力,最终达到抑制涉税犯罪活动的目的,其措施包括发挥媒体教化作用引导、构建税务与警务部门的轻微涉税违法案件信息共享平台、提高经济专业知识等。     

用“安康”建设促进实现“体面劳动”

中建六局建设发展公司近年切实强化对"安康"意义的认识,细密完善内部"安康"保障机制,让安全生产部心无旁骛地抓安全,将"安康"指标写入风险抵押集体承包合同,充分发挥工会在"安康"实施中的特殊作用,并注意用竞赛联动推助"安康"工程之实施,使公司"安康"状况不断发生新改观,员工的"体面劳动感"亦较以往明显增强。     

上海交通“钓鱼执法”探析

由于公共交通体系不完善,"黑车"猖獗一时。为了遏制"黑车",在依法行政的大环境下,取证成为必须解决的难题。面对"取证难",政府机关决定奖励举报者,却无意中催生了职业"钓饵"的出现,导致"钓鱼执法"现象。"钓鱼执法"的深层次原因是执法权力的"传声污染",而非坊间广为流传的"利益链"说。"钓鱼执法"对和谐社会建设和诚信政府建设都有较大破坏作用。采取适当措施,杜绝"钓鱼执法"势在必行。     

论私法上的“从契约到身份”运动

梅因提出的＂从身份到契约＂运动表现出相反的＂从契约到身份＂的回归,但是复归的并非古代的特权身份制度;复归的目的并不在于消灭或抛弃契约,而是要共同发挥契约与身份的社会工具性价值;并且,复归并非是学者们的臆造,而是受到新人文思潮的推动和法律主体结构变化的影响。但是,这种复归运动仍然面临我国＂缺少契约、旧身份泛滥＂的国情、原有契约理论的阻碍和新身份制度体系不完善的挑战,需要学者们发挥先锋作用,推动该运动的发展。     

“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意义及实现

“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精髓是司法便民，它是适应我国陕甘宁边区司法实践环境的审判方式。当前重彰“马锡五审判方式”具有重大的现实可能性和意义。“马锡五审判方式”与现代诉讼制度并不是对立的，程序化实现、发展“马锡五审判方式”中的“便民”精神不会扼杀其灵活多样、方便群众的优点。     

“不得”的逻辑——“规范性下降”命题的规范分析

法律用语中的规范词“不得”有其自身的逻辑。从“不得”出发,探究禁止性法律规范的内在结构,可以展现法律秩序的运作逻辑,揭示出隐藏在人类法律秩序变迁中规范性下降的历史规律。如果把秩序的实效与秩序的效力之间对比视为一个系数,那么这个系数在历史进程中是呈下降曲线的。早期法律制度的主要规范是禁止性规范,因此,与古代社会的理想追求相伴的是残酷的刑罚;而现代社会中,禁止性规范退居次席,权利和义务成为核心的规范纽带,与古代将违规者清除的制裁相比,现代法律秩序的规范性大大降低。这是历史进步的代价,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试论“后悔权”设立之法学证成

作为泊来事物,"后悔权"①一经浮出水面,即遭受或赞或贬的命运。其中的质疑不无道理,但又有失偏颇。据此,理清"后悔权"之真正意旨,区别相关权利,奠定对其讨论的正确基础实为必需且为必要。此外,"后悔权"作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国际惯例",无理由将之拒之门外,但为避免"水土不服"的尴尬,其设立必须兼顾本土实际,即:一切从实际出发,设立中国特色的"后悔权"制度——"有限后悔权"制度。     

试论政治文化变迁与当代中国法治进程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推动和影响了中国法治的进程,对中国法治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从封闭保守到开放改革的变迁推动了法律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法制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政治文化从革命到建设的变迁推动了中国革命型法制到建设型法制的发展,推动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完善;政治文化从“人治”到“法治”的变迁推动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和目标的确立;“和谐”政治文化的构建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了法治理念的更新,正在并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