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海问题“东盟化”的发展——东盟政策演变与中国应对

冷战结束前,南海问题并未进入东盟的议事日程。自1992年首次关注南海局势以来,东盟正逐渐加大介入南海问题的力度,逐渐形成了南海问题的"东盟化"构想。根据这一政策构想,东盟希望按照"东盟方式"确立的原则解决南海争端,同时以国际法编织的规则网络约束中国在南海的行为。东盟既宣布在南海争端中保持中立,又推动南海问题"东盟化",表明它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心态。东盟推动南海问题"东盟化"背后的驱动因素,既有东盟作为地区组织的总体利益考虑和东盟部分国家的推动,也有区域外大国的干预。从长远看,南海问题"东盟化"面临着内部分歧严重的困难,但短期内却极有可能为东盟创造进一步介入南海问题的机会,特别是通过制定南海行为准则而深度介入南海问题。南海问题"东盟化"可能使中国今后在处理南海问题时不得不面对更多来自东盟"集体行动"的压力。中国应在南海问题上坚守底线,利用好围绕南海问题的两组矛盾,抓住关键国家,推动东盟在南海问题上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美国在“南海行为准则”问题上的政策论析

奥巴马政府高调介入南海争端,公开其在"南海行为准则"问题上的政策立场,敦促各方尽早达成一份"完整而有效"的"行为准则"。美国通过将该行为"合法化",主导该议题话语权,以及整合东盟内部统一立场等举措,积极推动"行为准则"的制定进程。"再平衡"战略下美国在"行为准则"问题上的政策呈现一系列鲜明特点,如以"全政府联动方式"推行其政策,力主"协同性外交"展开磋商,以"协调者"之名行主导者之实,政策高开低走等等。经过奥巴马政府的努力,美国强化了菲律宾、印尼等国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盟的立场统一,也对中国的立场和政策调整产生影响。美国未来将会延续其基本政策立场,特朗普政府在"行为准则"问题上的介入有望弱化,目前其政策举措缺乏其他配套策略,对东盟及相关机制的重视减弱,并且鼓励其他域外大国发挥作用。中国应抓住机遇进一步展现负责任的大国态度,排除干扰,以中国方案助力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合作。     

从策略性介入到战略性部署——印度介入南海问题的新动向

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不断调整介入南海问题的战略与策略,正逐渐从早期策略性介入南海问题的大周边外交向更侧重战略性部署的印太战略转变。大周边外交强化了印度与南海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特别是直接介入南海地区油气合作。但大周边外交可能导致重大的消极战略后果,特别是其蕴含的制衡中国倾向。因此,在南海争端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印度逐渐转向更具战略性和更为宏观的印太概念,将南海问题纳入更大的印太战略中,进而不仅可实现在南海地区的战略性部署,也可通过某种政策模糊性实现左右逢源。尽管值得高度警惕,但考虑到南海问题在印度整体战略中的优先度不高,因此其未来介入南海问题的手法可能仍以政策模糊性和争取左右逢源为主要特征,中国需要抓住中印关系的主要矛盾,将印度介入南海问题的程度、范围和后果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     

日本介入南海问题:发展动向与战略目标

正近年来,在美国"重返亚太"、南海海洋权益争端日趋激烈、日本国内政治愈益保守的背景下,日本加大了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和介入力度,并试图借南海问题遏制中国崛起,以扩大自身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举措将会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构成不容忽视的威胁和挑战。与众所周知,南海争端本是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之间的问题,日本无关。但是,日本出于种种考虑,虽然没有对南海主权提出诉求,     

中国的身份定位与构建发展中国家新型关系

中国的身份定位不仅影响到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将影响到国际格局,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的身份定位从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逐步转变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一直持续至今。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仍在持续,随之而来的将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的关系迈向新形态。展望未来20年,国际格局调整的幅度将比21世纪的头20年还要大,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不仅要继续与发展中国家构建"近而亲"的关系,也要塑造亚太地区的新型地区合作架构,引领地区内国家发展积极的共同伙伴关系。     

欧盟作为“规范性力量”面临的挑战及前景

欧盟作为特殊的国际力量,能够在国际社会发挥"规范性"作用,既依赖于其自身一体化进程所带来的模式影响力,也是特殊国际环境下的产物。随着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深刻重组,多边主义式微、大西洋关系受挫,欧盟自身模式影响力也在多重危机之后严重下降,欧盟赖以发挥规范性影响力的力量基础、制度框架、战略依托都严重制约了欧盟在全球规范和标准设置中的能力。面对复杂竞争的国际环境,欧盟希望成为国际社会的"地缘政治力量",通过加强自身硬实力建设,利用其拥有的市场力量,壮大其"软实力",在"有原则的务实主义"指导下,更好地维护欧洲利益。但是,欧盟的地缘政治诉求、市场力量的工具化以及灵活的多边主义也让其陷入利益与价值的选择困境,致其出现"规范性力量"的国际身份危机。     

新加坡对外政策走向评析

<正>新加坡长期以来奉行务实主义的对外政策,在依赖其认为是"善意的强权"——美国提供军事保护的同时,谋求大国平衡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新加坡内政外交已经制度化,自1990年吴作栋出任总理以来,该国就开始向后李光耀时代过渡,因而其政策具有连贯性和稳定性,新加坡国父李光耀逝世也不会对新加坡对外政策和中新关系带来大的冲击。依赖"善意的强权"提供军事保护作为身处恶劣环境的弱小岛国,新加坡为了生存,选择背靠大树,依     

中国—北极关系的表达与分析:世界地图的视角

全球变暖深刻塑造着北极地缘政治,中国与北极关系内涵随之变得更为丰富,从单一地缘关系扩展深化到更为复杂的义利关系,体现出非北极国家、非北极沿岸国、近北极国家和北极"利益攸关方"等身份。动态关系事实和多重身份意义在国内外现行横版世界地图投影、北极中心投影和"系列世界地图"(南北半球版)所用投影中得到不同程度的表达与映射。通过地图进行话语重构也应是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重要路径。选择合适的地图投影并进行综合分析与运用将有助于表达中国—北极关系,借此"地图话语"推动关系与身份的再建构,增进国内外对于中国有利"北极身份"的理解与认同,助力中国创造性参与北极事务。     

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能消除前任的政治遗产吗?——兼谈杜特尔特的南海政策取向

正2016年5月9日菲律宾举行全国和地方选举,杜特尔特取得压倒性胜利,当选为菲律宾新一届总统。这一菲版"特朗普式"的人物能否消除前任阿基诺的政治遗产,在南海问题及对华政策方面做出调整,成为舆论的重要关切。无论在竞选期间杜特尔特发出何种言论和信号,其执政后的菲律宾南海政策仍将受阿基诺政治遗产、菲国内利益集团博弈等多重因素影响。     

南海争端司法化中的美国因素

<正>近来,美国的南海政策愈益以国际法为中心,尤其强调争端各方皆须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其对中国南海主张"不合国际法"的指责也越来越公开和明确。目前,中美在南海的博弈,除硬实力调配和建设的比拼外,更主要是集中于"规则"之争,尤其是关于海洋法的解读,中美之间存在一些重大分歧。以"航行自由"为国家利益的美国虽欲"平衡"中国在南海的势力,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衰

从奥斯曼帝国解体到2020年阿联酋与以色列建交,阿拉伯民族主义历经百年兴衰.二战后,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成为阿拉伯国家加强团结、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武器",阿以矛盾成为中东地区主要矛盾.然而,随着阿拉伯国家内部矛盾的激化,加上域外大国和中东非阿拉伯国家对阿"分而治之",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让位于地方民族主义,阿拉伯世界的整体利益让位于各国的现实利益.从埃以签署《戴维营协议》到阿联酋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阿拉伯世界不断分化,利益诉求、安全挑战和身份认同日益多元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为了在海湾地区应对伊朗的威胁以及在东地中海地区应对土耳其的挑战,部分阿拉伯国家选择与以色列"化敌为友",多极化的"新中东"格局已现端倪.     

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特征、主要内容及影响因素

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及其动向事关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将对中美关系、台湾地区与美国的关系、海峡两岸关系产生直接影响。特朗普政府有别于奥巴马政府,台海政策不在其施政的优先位置;台海政策从属于美国的对外战略、亚太战略与中美关系,但突出台湾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台海政策整体上服务于美国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同时服务并服从于"让美国重新伟大"的目标;这些构成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的主要特征。基于此,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主轴仍是"分而不独、和而不统";不会"弃台",不会放弃"一个中国政策",但也不会严格按照"一个中国政策"行事,更不会支持中国统一;不希望两岸关系紧张或发生军事冲突,也不会让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障碍。影响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走向的因素既包括特朗普本人及其团队和官僚体系对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的认知,也包括中美关系的发展,还包括台湾民进党当局的对美活动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演变。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敏感问题,但在不同阶段其敏感程度有异,这取决于中国大陆对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调整的反应与反制程度,以及特朗普政府是否明确中方底线。     

从基本生存诉求到基本权利诉求——转型期社会矛盾基本根源的演化逻辑

从社会转型历史的演化逻辑看,不同类型社会矛盾的"相对集中出现"往往有着一定的先后顺序。在社会转型的始初阶段,大量基本生存诉求型的社会矛盾开始相对集中地出现。这种社会矛盾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相对直观地围绕着最基础性的基本生存问题亦即绝对贫困问题;利益诉求主要是采取"一对一"的直接形式进行;社会矛盾冲突的组织形式常常以工人运动为主;大量社会矛盾冲突属于制度外的抗争;暴力、流血的方式常常成为利益诉求方式的重要选项。之后,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到了社会转型的中后期,则是大量基本权利诉求型的社会矛盾开始相对集中地出现。这种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表达利益诉求的群体的广泛性;对于基本权利的诉求涉及多个领域;直至扩展到社会的公共议题。其特征是:利益诉求渠道趋于多样化和广泛化,利益诉求方式趋于平和化,利益博弈的制度化。     

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作用及其限度——基于国际组织行为能力的分析

作为东南亚最为重要的国际组织,东盟在疏解和管控南海局势、维护该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发挥着重要的平台作用。但由于多个层面因素的影响,它在号召力、决策力和执行力三个维度上都受到很大的制约,这导致其在南海问题上的行为能力明显不足。只有全面认知和统筹把握东盟在有关南海议题上所能发挥的作用及其限度,并据此采取真正系统协调的政策措施,才能有效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进而实现该地区的长治久安。     

欧美国家移民问题政治化：背景、争议问题及政治竞争逻辑

21世纪以来，欧美国家移民问题政治化趋势加强。这与二战后的全球化进程、欧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对移民政策的调整以及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崛起密切相关。与此同时，欧美社会围绕移民的经济和文化问题也出现激烈争议，争议的过程显示出不同群体对移民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诠释。在政治竞争逻辑下，移民问题政治化突出表现为左右翼主流政党鲜明的身份政治化趋势，这既是它们在社会文化价值观上对立的产物，也是其为了迎合特定选民群体、特定党内派系对移民问题的政治诉求的结果。由此也导致左右翼主流政党忽视了本党其他选民基础、其他党内派系在移民问题上的不同诉求，有鉴于此，两者对各自的选举战略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贸易政治学的个体主义视角

基于个体主义视角下有限理性与有限自利的假定,贸易政治学的研究逐渐从国家、阶级、利益集团等集体视角深入到个体本身。本文试图超越传统的要素分析模式,从生产者、消费者、一国公民三个身份出发,对这一领域的已有研究进行文献梳理,并考察不同身份背后占据主导的要素动因及其相互联系。第一,作为生产者,由于不同的人力资本水平,个体的就业和收入受到贸易开放程度不一的影响,决定人力资本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在于个人的受教育水平。第二,作为消费者,个体受到消费产品的种类和数量、消费者身份的强弱或消费活动对日常生活的相对重要性、"移情"作用三大因素的影响。第三,作为一国公民,"政治人"的角色使价值观、认同、忠诚度等非经济因素也对塑造个人贸易偏好起到重要作用。论文进而分析了个体的贸易政策偏好以及分散的利益群体的选举影响与政治后果,并探讨了上述研究在方法论和数据处理上可能存在的缺陷以及理论研究的政策启示。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选择

正中国在南海维护国家利益的行动要把区域战略与全局战略紧密联系起来,把握好两个大局,即和平发展环境的大局和与东盟关系的大局。要破解当前的困局,中国须成为能为南海地区国家和其他利益相关国家提供航行畅通和航行安全"公共产品"的主要国家。不仅仅是自己单方面宣布和实施,未来还应该主动和积极推动建设南海合作公共产品的发展,把它作为推动中国—东盟海上合作的重要议题和内容,逐步发展共同参与的南海合作机制。     

论新加坡与东盟关系——一个小国的地区战略实践

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互动的历史过程。主权国家对"地区"的认知及其地区战略与内外环境的变迁密切关联,不同的国家基于不同的国家特性而对"地区"有不同的反应。本文在概括新加坡与东盟关系之历史演进的基础上,试图从小国特性的理论视角探讨作为小国的新加坡其地区战略变化的内在根源及其表现形式。以脆弱性为基本特征的国家特性决定了新加坡对地区化进程的基本战略取向,进而影响着其与地区的关系式样。新加坡的地区战略实践是一个小国成功的地区合作模式:地区发展与国家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的态势。其战略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尤其是小国借鉴。     

论北极地区法律治理的框架建构与中国参与

自俄罗斯2007年"北冰洋底插旗行动"以来,北极各方的矛盾与争端迅速激化。在既有解决方案中,完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制定"北极条约"是法律制度构建最合理的方案,但又都存在不足。北极国家普遍希望北极地区的大陆架划界问题能长期局限于北极国家内部,通过构建一套闭锁性的北极区域法制架构并片面援引《公约》第76条中对己有利的划界规则来最大限度地瓜分北极,确保其在北极地区的绝对主导地位。非北极国家则希望北极问题国际化,力图通过修订《公约》、制订专门化的"北极条约"等方式,来限制北极国家庞大的利益诉求。为此,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北极地区法律制度构建,以充分融入北极地区,增强在北极事务上的话语权。     

南非参与金砖合作机制的战略考量与未来选择

作为金砖合作机制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南非的主要战略考虑和利益诉求是利用该机制追求自身国家利益、实现"非洲议程"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转型。在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国际局势复杂演变的背景下,南非并未因"金砖褪色论"而改变对"金砖合作机制"的战略定位。展望未来,南非依然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也是全球治理转型的积极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