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低收入群体阶层地位代际传承机制的探讨

城市低收入群体处于社会分层结构的下层地位并且阶层地位代际传承的程度较高,城市低收入群体阶层代际传承主要受社会和个人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解决城市低收入群体阶层地位代际传承问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增强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流动能力、促进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健全城市低收入群体的保障体系。     

影响女性阶层上升流动的社会性别因素——北京职业女性阶层流动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研究发现,不同阶层女性的上升流动经验差异明显;在争取向上流动的机会方面,女性个体较男性面临更明显的社会性别因素限制;女性个体反抗社会性别因素限制的力量有限,其"代价"也主要由个体承担;女性个体承担的"代价"对女性群体存在一定程度的负警示作用.因此,社会性别因素对女性上升流动的影响强化了落后的社会性别观念,不利于性别平等与社会公正的实现.     

关于社会阶层固化的思考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当前呈现出社会阶层固化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阶层边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之间流动减少、阶层代际传承明显等方面。要从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完善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加快教育制度改革、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等多方面入手,协调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不同阶层的和谐共处,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农民地位代际流动“四维度”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国家制度性因素、社会结构性因素、家庭先赋性因素和个人自致性因素"四维度"分析框架,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作用机制进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能够很好做到宏观与微观研究的融合,并充分考虑时间、空间、人口流动因素的影响。国家制度性因素、社会结构性因素、家庭先赋性因素和个人自致性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的作用机制是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和因人而异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判断"四维度"因素对农民阶层地位代际流动作用机制的过程中要切实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和因人制宜。     

关于我国中间阶层的思考

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国社会转型正进入一个新阶段;新阶段最明显的体现是社会中间阶层的形成,新阶层的出现意味着社会结构正逐步走向合理化;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处在社会底层的还是占据大多数,社会的结构犹如"金字塔",要想社会发展稳定,社会结构就要发生重大变化,而中间阶层的扩大,意味着"金字塔"结构的转变,即下层逐步向中层流动,最终达到符合稳定发展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转型期我国阶层分化政治效应分析

阶层分化现象是文明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在社会转型期尤为明显。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在转型期呈现出分化加剧、分化结构不合理、阶层流动频繁、阶层矛盾加剧等特点,对我国政治生活产生双面效应。一方面,阶层分化推动了中国从身份文化向契约文化转变,通过转变人们的思想提高了其参政的热情,有助于推动政治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另一方面,阶层分化对政治体制、政府管理机制提出挑战,不合理的阶层结构扩大了贫富差距,破坏了社会秩序,过于频繁的社会流动和社会阶层矛盾加剧引发政治不稳定。     

协商民主与构建和谐阶层关系研究

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分层日益加剧,出现了阶层分化不平衡、阶层利益多元化、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还不畅通等现象,导致社会各阶层之间对立情绪日趋高涨,严重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需要加强协商民主建设,鼓励社会各阶层加强对话、讨论和沟通,树立公平正义和双赢互利理念,健全阶层利益表达机制,完善阶层权利均衡配置,消除阶层固化现象,为构建和谐阶层关系打下坚实基础。     

希望与歧途：阶层固化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分析

一个健康有序的社会,阶层之间是良性流动的,尤其是从下向上的流动;但是由于各种因素,阶层的边界会因为固化产生封闭,此时各种阶层间的冲突就会频发,犯罪即为表现之一。阶层固化状态与青少年的活跃,尤其是下层阶层青少年改变命运的愿望与行动发生激烈的矛盾,再加上社会解体等原因,这个不易自我控制的群体极有可能发生种种越轨行为。而对上层阶层的青少年来说,因为整个社会的资源有利甚至偏袒于他们,他们也很容易失控,产生各种为社会所痛恨的犯罪。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青年阶层变动的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晋察冀根据地内,青年阶层状况发生了激烈的变动,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和新的发展趋势。根据地内青年阶层的社会流动加剧,组织化程度提高,其政治地位显著提升,思想观念日趋进步。上述变化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背景下的一种外生型社会变迁,是革命与战争这一时代主题的必然反映。     

歧途与希望：阶层固化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分析

一个健康有序的社会,阶层之间是良性流动的,尤其是从下向上的流动;但是由于各种因素,阶层的边界会因为固化产生封闭,此时各种阶层间的冲突就会频发,犯罪即为表现之一。阶层固化状态与青少年的活跃,尤其是下层阶层青少年改变命运的愿望与行动发生激烈的矛盾,再加上社会解体等原因,这个不易自我控制的群体极有可能发生种种越轨行为。而对上层阶层的青少年来说,因为整个社会的资源有利甚至偏袒于他们,他们也很容易失控,产生各种为社会所痛恨的犯罪。     

新阶层统战工作机制研究

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之后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发展中的“活跃分子”和坚实力量,新阶层的出现既对社会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带来了一些不确定因素.加强新阶层统战工作,探索新阶层统战工作机制,既有利于新阶层的健康发展,也是对党的统一战线的丰富和发展.     

试析和谐阶层关系的构建

和谐阶层关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在我国社会分层结构发生新交化的过程中,对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如结构不合理、分层机制不合理、流动机制不畅等。我们应树立公平正义和双赢互利的理念,壮大中间阶层,健全利益表达机制,构建和谐阶层关系。     

社会新阶层的政治参与途径

成长中的新兴阶层不仅是决定中国多元阶层社会的发展变局走向,也是观察中国转型社会稳定与否的重要依据和表征。从民主政治发展的角度观察,面向新兴阶层的有效政治整合是当代中国政治在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下面临的大问题。本文的关注集中于,在协商民主框架下寻求社会新阶层政治参与的可能途径。认为具有"参政"特质的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生态中可能成为社会新阶层政治参与的管道与组织载体。     

阶层内涵及相关概念辨析

"阶层"作为社会分层理论的一个基础核心概念,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由于对社会资源占有和支配方式及程度的不同,而反映出在经济收入、政治态度、文化取向和社会地位等方面有所差别的社会群体,与"社会分层"、"阶级"、"社层"、"利益群体"、"利益集团"等相关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比较而言,在当今社会更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协调阶层关系 促进社会和谐

追求阶层关系和谐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路径。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阶层利益差异、利益博弈、利益冲突,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挑战,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巨大差异,使我们看到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形式。必须树立整体观念,追求阶层共赢;坚持统筹兼顾,防止阶层矛盾激化;建立各阶层利益诉求机制,畅通民意诉求渠道;维护公平正义,防止强势阶层伤害弱势阶层的利益。     

社会流动中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的阶层分化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群体成为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新型群体。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绝大多数农村女性通过外出务工,实现了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她们的层次分化已经初步显现,但层次分布很不合理。为了促进农村外出务工女性合理进行阶层分化,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大力宣传社会性别平等文化,努力培育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加大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就业能力;积极在农村发展多元化的托幼养老组织,解决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务工的后顾之忧;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着力提升城市社会对务工女性的公共服务水平。     

试论新生代农民工阶层的社会流动问题

农民工阶层的产生是其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相糅合的产物,新生代农民工随着代际传递沿袭其父辈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城镇化浪潮的趋势下,从教育程度、职业与收入、户籍变动方面,表现出其在竞争的马太效应下呈现的阶层流动固化的倾向。职业结构、教育程度水平相对较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存在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从加强职业教育增强后致性因素力量、完善基本社会保障、改革户籍制度等方面入手,可保证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城镇化过程中有序流动。     

“文化资本”与阶层认同

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文化资本"概念,认为文化资本对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独立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高学历和艺术修养、休闲文化资本对阶层认同具有独立的净效应,这预示着文化是阶层认同形成的重要机制。随着消费社会的深入,文化资本对阶层认同的影响显示出较强解释力。加大文化资本投资,缩短群体间的文化资本差距,将有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     

从公共政策的视角看阶层关系和谐

社会阶层分化对社会发展产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其中,只有合理的阶层分化,才能促进阶层关系和社会和谐。阶层关系和谐与不和谐分别是社会公平与不公平的产物,而社会公平与不公平又直接是公共政策的产物。因此,要促进社会公平和阶层关系和谐,以至社会和谐,公共政策的制定应当遵循物质利益原则、公共性原则、阶层开放性原则、社会动态性原则和公众参与等基本原则。     

数字时代的个体认知：互联网使用与阶层认同偏差

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下,互联网的应用改变了人们对自身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的感知,影响了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导致了部分民众主观阶层认同与客观阶层地位的不一致。与以往研究的地位决定论不同,我们关注互联网使用对中国民众的阶层认同偏差产生的影响。通过对2015年、2017年及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合并数据的分析,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相比于不常使用互联网的民众,经常使用互联网的民众阶层地位认同更容易向下偏移。互联网使用对阶层认同偏差的影响存在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社会流动感知的异质性效应。用互联网使用解释阶层认同偏差,不仅是对该偏差发生机制的重要补充,而且进一步体现了技术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变迁,即互联网对人们的观念构建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