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对德国公司治理的影响

国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拥有浓厚的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色彩，而它们社会责任的承担方式与股东权的概念紧密相连。德国公司社会责任的一大特点是在追求公司自身利益的同时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调整其利益关系。而公司的社会责任也根据社会期待而形成，并进一步形成了德国独特的公司治理模式。     

公司治理的德国模式

公司治理是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德国的公司治理与英美模式相比具有显著的差异.本文从公司治理的内涵出发,在利益相关者价值观的视野下,将德国及英美的公司治理模式纳入公司治理的一般框架之下.将德国的公司治理视作实现利益相关者价值的一种机制设计的尝试,主要从制度视角考察德国公司治理的特质,关注于控制权的分配问题.     

日本股东代表诉论制度评析

一、引言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公司法为保护股东权益，鼓励少数股东积极行使监督权而创设的一项制度，它又称为股东派生诉讼，是指公司机关成员如董事、监事、发起人等实施不当行为侵害公司利益，需对公司承担责任而公司却怠于通过诉讼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及实现其他权利时，具备法定资格的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代公司提起诉讼，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具有恢复公司财产损失和加强股东监督公司经营的功能。~①该制度由英美法首创，继而被众多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日本、德国、法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在成文法中都确立了该项制度。近年来，我国也有许多学者撰…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德国家庭法中的实现

德国立法者对家庭法进行了多次重大修改,以实现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彰显子女权利本位。在子女出身方面,未成年子女对父亲身份有独立的撤销权,并有权知悉真实出身。德国民法强调父母照顾权的义务本质,父母须以儿童最大利益为原则对子女进行人身和财产照顾,在教育中不得采用暴力,尊重子女的自决权;父母应就违反照顾义务之行为向子女承担赔偿责任;父母管理未成年人产业形成巨额债务的,子女不承担完全责任;父母离婚后变更照顾权的,无论双方是否达成一致,法院均需进行儿童最大利益审查;子女在相关法律程序中具有一定的诉讼主体地位。在交往权方面,子女和父母任何一方均有正式的交往权,和子女具有“社会家庭关系”的人对子女有交往权,法院可以采取干预措施保障子女的交往权。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扶养义务优先于其他扶养义务,未成年子女可以通过简易程序主张扶养费。     

企业社会责任与“一带一路”建设

企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和生力军,履行社会责任是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方式和重要内容。回顾官产学研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既有文献,虽然国际社会已就企业是否应承担、为何要承担以及该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形成一些共识,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构成内涵和评价标准莫衷一是。鉴于此,文章结合正确义利观的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的宗旨,提出一个由动力机制和构成内容所组成的“一带一路”企业社会责任分析框架。其中,动力机制又分为规范机制和奖惩机制,构成内容则涵盖公司治理、经济、社会和环境四个维度以及九个相关议题。作为例证,中国路桥在蒙内铁路的建设过程中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公司治理、经济、社会和环境四个维度积极开展履责实践,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并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堪称“一带一路”参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最佳实践。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应注重五个方面：确保企业履责的可持续性;寻求企业履责的多方联动;做好企业履责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平衡;实现企业履责意识、行动与传播的有机统一;促进企业履责的精细化发展。     

德国可持续发展模式

德国可持续发展模式是在合作联邦主义国家与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通过传承传统思想资源、完善法律制度、开展民间环境运动、实现政党绿色转型、强化企业社会责任、重构社会整合,依靠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相互合作与互动而形成的。2002年以来推出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其进展报告,对于德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政策转向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当今世界的绿色经济、绿色增长或绿色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德国的中亚政策

中亚大量德意志人的存在使德国在苏联解体后迅速积极地介入了中亚事务,而能源、安全、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以及中亚战略地位的提高则使德国不断增加在中亚的投入并制定了中亚政策；与此同时,德国也推动欧盟积极参与中亚事务,推动欧盟出台了中亚战略.德国在中亚的影响将继续扩大.     

美国历史上的"国家利益"问题

本文以美国民众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为出发点,讨论了围绕美国"国家利益"的几个问题,包括"国家利益"的定义、其涵义在美国历史上的演变,以及其与当代美国社会的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作者提出,美国"国家利益"是一个具有历史沉淀的概念,其内涵是由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两个过程的相互作用而决定的.作者并指出,现代国家和市场对公民社会的全面渗透对公民利益国家化趋势的产生有重要的影响,这种趋势也导致了公民对国家外交政策的认同.     

德国职工“共决权”何去何从？——对目前德国职工“共决权”讨论的一些思考

职工“共决权”——“共同决定权”——是指职工参与公司管理,享有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以及公司决策等进行共同决定的权利。德国的职工“共决”制度以其完善和稳固的体系,在世界上堪称独一无二。然而,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制度,在近年来德国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饱受质疑,对此,德国企业界和学术界纷纷展开了讨论。本文从简单介绍德国职工“共决权”的概念和主要内容入手,对现在的讨论焦点进行总结,最后提出笔者对德国职工“共决权”改革的一些看法。同时,为了开拓新市场和降低劳动力成本,德国大型企业乃至中小型企业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廉     

看施罗德如何走出“地雷阵”——解读3月14日德国政府声明

德国经济社会体制在当今时代所表现出的弊端迫使政府不得不进行深入改革,改革计划严重冲击了社会弱势群体,遭致朝野及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由于利益所致,德国社会民众从总体上讲还缺乏对德国经济社会改革的必要性和急迫性的共识,消除各界分歧,整合利益集团还需付出巨大的努力.     

冷战后德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公共外交探析

两德统一后,鉴于自身实力进一步增强,德国开始在亚太地区加大外交战略部署和投入。为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德国在亚洲各国大力经营公共外交战略,特别是在冷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地缘政治地位凸显的东南亚国家。德国积极开展与东南亚的公共外交首先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其次是想通过插手东南亚事务提升国际话语权与制衡中国影响力。德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公共外交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传播企业文化;通过国际教育合作培养亲德人才;通过落实对外援助措施彰显大国担当。德国对东南亚开展公共外交势必对中国产生影响:加剧东南亚地区形势的复杂性;增大"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压力,且有可能损害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对此,中国需要借鉴德国经验,加强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建设,并注意谋划与德国有共同利益的外交活动,促进中德间的良性互动以及在东南亚各国更深层次的合作。     

从足不出户到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后，德国的安全政策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德国联邦国防军将根据德国新的安全政策利益的需要调整它的使命和任务，从足不出户，到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     

北约扩大进程中德国的战略选择与作用

冷战结束后德国最早看到了拓展国家利益、维护中东欧地区稳定与填补苏联解体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之间的关联,并成为北约东扩的倡导者,积极敦促北约盟主美国启动北约东扩的进程。但在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约、德国的安全环境得到改善之后,德国对北约东扩的态度开始从积极交得消极,这同美国后期力主北约东扩的立场形成反差。强调国家利益、倚重北约但不被其束缚是德国政策转向的内在原因。     

德国社会医疗保险治理体制机制的经验与启示

德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有130多年的历史,该制度在总体绩效方面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好评,这与它完善的治理体制密不可分。本文将德国社会医疗保险总结为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相结合的治理体系,政府治理的边界只是在一个与时俱进的法制框架下进行政策执行和必要的监管,而保费的收支、医疗服务的供给数量与质量、医疗费用控制的具体事务等则由社会治理机制来完成。社会治理的主体主要是疾病基金协会和医疗服务各主体的协会,不同的利益主体通过平等、公开透明的博弈和协商最终达成政府卫生政策目标。目前中国医疗保险领域各方利益日益冲突,在政府要求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背景下,学习和借鉴德国的经验具有现实意义。     

论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角色冲突

统一后的德国在应对冷战后数次重大国际危机时的外交决策显现出了来回摇摆的特点.本文应用对外政策分析角色理论的研究方法对德国在面对冷战后几次战争时的外交决策进行分析,指出德国政策的摇摆是其外交与安全政策中角色冲突的体现,德国外交的角色冲突最终是通过以宪法法院判决为基础而形成的国内政治共识得到控制的,然而只要外部对德国的角色期望和德国自身的角色认知不一致,以及德国所遵循的国际社会行为规范处于变化之中,德国就会依旧处于国家角色冲突之中.     

从德国国歌看德意志近代史若干特点

19世纪是德国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并最终形成民族国家的重要历史时期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后成为德国国歌的政治抒情诗“德国之歌” ,为把握该世纪德国历史发展的本质特征及其对 2 0世纪德国社会发展走向的影响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切入点。     

德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路径构建:顶层设计与引领因素

作为较早进行北极研究的国家,德国高度关注北极地区的气候变化。北冰洋航道全线开通的愿景,使得德国将参与北极事务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3年10月,德国政府出台了《德国北极政策指导方针》,从而承认北极事务与德国日益扩展的国家利益紧密相关。德国积极参与北极事务的主要驱动力,一是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挑战,二是北冰洋航道开发带来的经济机遇。本文概述引领德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时代背景、顶层制度设计与战略因素,并梳理北极研究活动与德国的环境责任之间的联系。本文认为德国依靠环境议题设置来获得全球气候话语权的做法,对中国制度性参与北极事务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     

日本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历史考察

一、日本引入股东代表诉讼的背景 二战之前的日本公司法深受德国商法的影响,实行股东大会中心主义。股东大会不仅 拥有任免董事、监事、审议批准公司决算、公司利益分配等权力,而且拥有对法定权限事项之 外的任何事情的决定权。这就意味着股东大会可以直接干预董事的经营行为。战后,日本 在美国占领下,开始了社会经济的“美国化”。公司立法也不例外。1950年的公司法废弃了     

新的避难申请者人数持续回落

即将卸任的德国联邦总统约翰内斯·劳在“网格式调查研究”年度聚会上向新闻记者们回忆起他们当年的社会政治责任心。劳在汉堡对约300名记者说:“谁要是老在私人生活中挖掘暴料,他就不能承担起引导公众利益的责任”。 劳在“热带丛林野营”节目中说:“如果将一个生活在热带丛林的人展示出来,是令人厌恶的”。媒体不得侵犯     

发展援助的中间道路:德国对外援助研究

在全球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德国以其区域覆盖广、利益兼顾平衡、专业性突出而独特于其他发展援助国家,本文梳理了德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及其组织机构的演化,并对德国对外援助的动因与偏好进行了客观分析。此外,文章在采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德国对外援助的地理分布和渠道分配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文章结合后金融危机时代特征提出了德国对外援助所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