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涉诉信访:困境成因与完善路径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问题接踵而至,群众维权方式趋于多元化,涉诉信访问题备受关注并成为我国司法与行政的一大顽疾,信访机构设立繁杂、权责不明,行政机关越位严重影响司法独立,过激手段上访缠访,以及解决机制的非终局化,都说明了我国涉诉信访现状面临着严峻的困境,涉诉信访法制化刻不容缓。涉诉信访法制化有赖于司法独立程度和社会公平正义。明确信访专门机关极其权责,深入司法诉讼审判制度改革,重视司法执法队伍建设,在法律框架内建立合理畅通的信访渠道,倡导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将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是促进纠纷解决社会和谐,树立司法权威,增加社会公平正义度的必由之路。     

涉诉信访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涉诉信访已成为困扰我国司法与行政的一大顽疾,解决的根本在于将其纳入法治的轨道。重塑涉诉信访,首先要从"权限"和"程序"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规制,规范信访机构的受理与处理行为;其次要对现有的"四级两审"诉讼制度进行改革,完善法的可诉性;最后,构建真正的以司法独立为根基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彻底实现当事人的息诉罢访目的。     

司法解决涉诉信访纠纷的机制构建

涉诉信访是与具体诉讼案件有着某种联系的信访形式,可分为司法涉诉信访、司法外涉诉信访和假想涉诉信访三类,其成因可以从不同视角得出不同结论.司法解决涉诉信访纠纷应构建符合当下法治状况的解决机制,具体包括法官职业化保障机制,三审终审机制,司法终结机制;司法依据完善机制,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机制,综合治理机制,推进完政治理机制;听证消弭机制,博弈分析机制和救济适当机制.     

论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博弈困境——以涉诉信访为视角

目前，涉诉信访已经反映出我国司法公信力降低的问题，如何恢复司法公信力，重建法律的公平、公正已经成为当前司法领域的关键问题。本文主要从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博弈角度来探讨这两种不同的解决纠纷机制如何能够实现良性互动，使社会纠纷能够在制度范围内解决，这是解决目前涉诉信访问题的根本所在。     

浅析涉诉信访终结制度的构建与完善——立足于如何实现纠纷导出机制的程序价值

司法公信不彰、权威未立是转型社会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如何善用涉诉信访制度的民意表达和司法监督功能,同时有效防控非正常涉诉信访、维护司法权威,成为实践中各级法院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从涉诉信访终结程序入手,通过分析基层法院涉诉信访的现状与特点,结合目前国内实施涉诉信访终结制度的基本情况、主要经验,探讨涉诉信访终结制度的作为纠纷导出机制的价值利弊和运行空间。     

关于信访的考察与思考

在我国,信访现象相当普遍。通过网络数据搜索显示,一方面信访在各个层面上都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另一方面这种关注度远不如法院/司法。在现阶段,信访更多地呈现纠纷解决的面貌,将信访界定为一种纠纷解决制度,便于比较分析信访制度与司法制度、调解制度和仲裁制度的异同。信访还具有历史传统向度,考察信访制度的历史传统向度,对于理解信访制度的现状及其意义是不可或缺的。信访同时还是一种政法实践,发挥着重要的纠纷解决功能。     

乡土纠纷解决的路径选择与正义表达

权衡长远利益与纠纷利益是村民面对纠纷时的必然策略,也是脱离了传统规约、寻求现代司法的必经之路。为此,在稳固与加强生存结构的长久发展与生存利益的有效维系之后,纠纷争执利益才提上日程。在两者发生冲突时,村民的排序首先是确保安身立命的生存结构,然后才是运用多种策略与技巧为纠纷利益的拓展寻求更多出路。可见,无论是选择诉讼还是规避法律,都不是村民的盲目之举,而恰恰是深知本土资源又明了现代司法限度的理性选择。我们发现,在现代法律与乡土情境的碰撞之中,生活在祖荫之下的村民生发出一种整体利益考量与宏大价值整合的新型正义观——"乡土正义",它吸纳了可以为村民定纷止争的一切因素与力量,而成为转型期中国农村法制发展的一个独特方向。     

化解涉执信访纠纷需要构建社会救助体系-以申请执行人邱某与被执行人王乙侵权纠纷为视角

随着当前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步伐加快，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社会矛盾的关联性、聚合性和敏感性都在不断增强，人民法院被推上了信访问题的前沿。在人民法院被上访的案件中，涉及执行案件的比例也日渐提高，司法公信力受到了质疑。如何化解涉执信访纠纷是摆在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以申请执行人邱某与被执行人王乙侵权纠纷为例，解读化解涉执信访纠纷需要构建社会救助体系。     

行政信访制度的司法化与非司法化研究

学界关于行政信访制度的激辩重心已经从存废之争转为优化之争。中国行政信访制度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社会土壤,行政信访制度的法制化进程不应脱离社会的实际而随意跨跃式前进。应当针对行政信访制度的独特纠纷解决机能,作司法化和非司法化并行的双轨制设计。     

浅议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与"关系"因素

在中国,除了司法救济以外,还有调解、信访等多种非司法途径的纠纷解决机制,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纠纷解决机制更加受到欢迎,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关系"在这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产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司法救济受到冷落而其它纠纷解决机制蓬勃发展的原因。     

Mismatched Discourses in the Petition Offices of Chinese Courts

Based on 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s and interviews with petitioners and petition officials in Chinese courts, this article analyzes how the petitioning discourse is organized and how it influences the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ss. It finds that the discourses between the petitioners and the petition officials are mismatched. The petitioners fight to frame their disputes in legal terms, while the petition officials use a “channeling discourse” to divert the petitioners to legal or extralegal institutions. The two types of discourse barely confront each other; nor are the substantive issues seriously debated. Since being channeled into other institutions does not resolve their disputes, petitioners start calling their petitioning experiences as injurious, blaming officials, and making new claims. Disputes are thus reproduced. The research sheds light on the petitioners’ leg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petition system in China, and explores the contextual reasons why the phenomenon of mismatched discourses occurs in China.     

我国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行政救济机制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在征地领域的纠纷日益增多,迫切需要行之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由于我国司法救济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固有缺陷,因而凸显出行政救济机制的重要性。目前构成我国行政解决机制的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和信访等制度的设计还存在法律效力和程序保障不足等问题。因此,应完善各种行政救济途径、构建科学的行政救济体系,建立行政救济机制与其他救济机制的有机衔接,充分发挥行政解决机制在我国农村土地征收中的积极作用。     

社会管理中的信访工作法制化建设和制度化创新

基层社会管理离不开信访工作创新。信访解决纠纷机制有其合理性,将会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但这种解决模式不应当是一种常态,只能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纠纷解决措施。因此,应当通过信访本身具有的权利表达功能将这些政策性纠纷导入常规性的纠纷解决渠道,不断推进信访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建设,不断推进信访工作制度化创新。     

Reforms in the petition letter and visit system of China and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A petitioner participat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affairs at his own discretion. A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the petitioner, petition letter, office visits and the related functional departments. Good governance is reflected in petition system which is to set up a balance between public interests and citizens’ private rights. Institutional reform regarding the petition letter and visit system should focus on the “settlement of issues”. The specific design of the petition reform must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good governance, balancing the rights and serv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achieve cooperative and harmonious governance of the society and still allow for the involvement of various forces in the society. The petition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oper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of public power and private rights, executing two-way persuasions, improving error corrections and regulat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行政审判实质性解决行政纠纷的价值与目标

在当前我国行政审判制度运行模式不能有效地化解行政纠纷的现实状况下,面对日益突出的申诉、上访难题,结合我国法治建设现阶段的限制性因素以及利益重新分配的格局,需要厘清行政审判的价值并对行政审判的目标进行重新定位。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实现行政纠纷的实质性解决。实质性地解决行政纠纷需要重新制定行政诉讼审查标准,并正确处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以及探寻多元化解行政纠纷的渠道。     

创新信访制度的理性构想

伴随着信访量的居高不下,信访制度的改革与创新越来越受到关注。对此,本课题组在充分调研、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提出创新信访制度的理性构想：通过建立党政、人大和司法信访制度三位一体的格局,建构民众利益表达机制,实现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沟通,解决政府与民众的矛盾纠纷;通过健全和完善信访工作长效机制,进一步拓宽信访工作渠道,实现信访工作的快捷与有效;强化县级组织在解决信访问题方面的作用,将信访矛盾稳定在当地,化解在基层;实行信访干部定期轮岗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信访干部队伍。     

海南农垦土地权属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海南农垦土地权属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着土地纠纷调处管理机构设置不科学;土地权属纠纷较多,特别是场社纠纷中存在的部分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退场纠纷＂时有发生,农场已经确权登记发证的土地被周边农民占用又引发新的纠纷导致土地确权工作难度较大,土地确权发证工作不到位等问题,因此,应当完善土地权属纠纷调处机制,有针对性地设置专门的土地纠纷调处机构,统一具体纠纷案件的调处部门,科学划分职责权限,着力解决农垦土地纠纷,在此基础上加强农垦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行政复议在农村土地征收纠纷解决中的创新

农村土地征收纠纷的解决要以现有法律资源为根本途径。而在现有的法律规定中,最适于解决农村土地征收纠纷的就是行政复议。但现行行政复议法所规定的行政复议却不被农民所看好,因为其存在的缺陷使得它不能很好地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这些缺陷包括：对行政复议的定性错误,规定复议机关可以成为被告,复议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等。为此,应对现行行政复议法进行修改或在土地管理法中对行政复议作出特别规定,使得复议机关在作出改变土地征收行为的复议决定、农民向法院起诉时,被告仍然是原决定征收的机关而不是复议机关。     

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非法转让现状及处理

我国现行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制度,不包括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转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集体土地使用权为满足各种经济需求,以各种形式在市场中流转,并日益活跃,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交易行为处于效力不稳定状态之下,引发大量纠纷的产生。具体分析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非法转让的客观现状及类型,结合实际提出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纠纷案件的处理原则及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纠纷合同效力的认定和处理原则,是完善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     

论我国农地的功能

农村社会保障与农用土地的生存保障不具有内在一致性,农地没有社会保障的功能。农地承担社会保障责任是功能越位的表现,导致农地资产资本功能的缺失。剥离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回归农地的资产资本功能具有紧迫性和可行性。要建立覆盖农村的社会保障机制、逐步消除农地身份性、实现农地的资产化运作和农地功能的归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