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台湾当局国家认同观与两岸政策

从国家认同观的视角看待台湾当局两岸统独政策,是研究台湾政治发展和两岸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中国"国家认同观下,蒋介石、蒋经国时期形成了"两岸统一"政策;在"台湾定位"国家认同观下,李登辉时期制定了"两岸分治"政策;在"台湾"国家认同观下,陈水扁时期推行了"台湾独立"政策;在走向"一个中国"国家认同观下,马英九时期确立了"两岸终极统一"政策。     

浅谈两岸经济交流与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关系

“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是大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一项重要方针,而由台湾急剧的社会变迁与台独势力的“国家”构建所带来的台湾民众在国家认同上的混乱,使大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和平统一之路更趋艰难。如何不断增加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国家认同,务实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为解决两岸政治难题创造条件已成为现实面临的重大课题。两岸经济交流由于其自身特点而被赋予重大使命。本文在分析了两岸经济交流的必要性及其所彰显出来的积极效果、负面影响的基础上,对全面认识两岸经济交流与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梳理。     

推进两岸经济交流 增强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

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民意心理基础是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因此，台湾问题是台湾的民心取向问题，是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问题。面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民众在中国国家认同上的错位乃至危机，推进两岸经济交流，加强两岸相互了解，塑造两岸共同记忆，厚植两岸共同利益，最大限度地增加有利于台湾民众中国国家认同的元素，才能真正推进“先经后政，先易后难“这一对台工作新思维，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为解决两岸政治难题创造条件。     

台湾同胞统一观念的变迁及引导--从“拒统”情结到“被统”意愿

两岸的长期隔阂和岛内的复杂政治生态，致使部分台湾同胞具有较复杂的统一观念，既具有一定的“拒统”情结，也具有坚定的“不独”态度，这种观念为“被统”意愿的萌生提供了潜在的空间。鉴于部分台湾同胞具有复杂的统一观念，必须在“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政策引导下，通过深化两岸经贸文化互利共赢局面、合理安排“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等加快两岸融合进度，并在此基础上对台湾同胞的统一观念进行再建构，尽可能地促进台湾同胞的“被统”意愿向“被统”认同转化，强化对祖国统一的光荣感与自豪感，壮大台湾的“统派”力量，加速祖国统一步伐。     

两岸统合趋势下台湾民众政治文化认同问题研究

台湾地区政治文化认同的问题是其独特的地缘环境、历史轨迹和经济、政治活动交互作用的必然产物。政治文化认同的并化给”一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推进带来了巨大的阻力。通过加深相互了解和认知，培养共同利益，增进互信，重新诠释”一个中国”的具体含义，能够改善台湾民众对祖国和大陆的认同现状，不断推进两岸统一进程。     

两岸政治谈判的台湾社会心态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社会本土化与民主化的发展,特别是选举的全面展开,台湾民意走向成为影响两岸关系政策的重要因素,台湾社会环境的变化与社会心理成为制约与影响两岸政治谈判的重要因素.目前,台湾社会主流尚不支持两岸开展政治谈判.在大陆崛起的背景下,台湾民众 焦虑感上升、自信心丧失,对两岸政治谈判抱有疑虑甚至充满恐惧,视政治谈判为统一谈判.其根源在于台湾社会尚未树立正确的两岸观.     

政治转型以来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变迁问题 ——基于政治社会化视角的分析

政治转型以来,台湾民众的体系认同发生了显著变化.李登辉、陈水扁时期推行"去中国化"长达20年,致使小部分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观逐渐异化,"台湾认同"的乡土认同观逐渐强化.在多元政治社会化的复杂影响下,更多发生体系认同变化的台湾人因国家认同迷失,转而依赖乡土认同的归属感.从政治社会化的视角分析,作为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内容,体系认同变迁既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又离不开政治环境的作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政治社会化的连续性问题.     

“两岸复归统一”的理论依据、现实基础与实现形式

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胡锦涛重要讲话指出，“两岸复归统一，不是主权和领土的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揭示了祖国统一的实质和目标，两岸关系当前的状态是“一个中国”在主权和领土上统一、政治对立、人民分离，“复归统一”就是要达成主权、领土、政治一体的完全统一状态。“两岸复归统一”讲话科学地解析了祖国统一的层次，拓展了实现祖国统一的思路，具体提供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新启示。本文拟从“两岸复归统一”的概念解析出发，厘清“一个中国”的法理依据和“两岸复归统一”的现实基础，并尝试探讨“两岸复归统一”可能的实现形式。     

从台湾“统派”现状看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问题

2008年两岸关系发生历史性重大转折以来，一系列民调数据和2012年大选结果显示，“统派”在台湾社会的边缘地位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反映出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异化问题仍相当严重。大陆必须注重关于“和平统一”的论述。当前最主要的是加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之间的连接，并利用各种可能的途径，促进台湾社会“中国认同”的重塑，奠定两岸统一的思想根基。     

文化自信背景下两岸文化认同路径研究

海峡两岸的统一应是在两岸在文化认同之上的内在统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文化进入文化自信阶段,坚定文化自信可为两岸文化认同提供核心原动力。在文化自信背景下增强两岸文化认同的路径选择: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两岸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以两岸经贸合作促进文化认同;进一步拓展两岸青年交流的深度和广度;营造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政治文化氛围。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