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视野下的黑恶势力犯罪及其防控对策

黑恶势力犯罪一直是危害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颗"毒瘤",近年来出现软暴力行为突出、组织公司化、弱势群体黑恶化、"自己打伞"等新的特征,持续加深社会危害性。对防控黑恶势力犯罪综合治理的考察发现,目前存在对黑恶势力犯罪防控尚未有效形成执法合力、重点人员管控疏漏以及化解矛盾机制不畅的现实治理困境,影响黑恶势力犯罪的控制效果。因此,应以基层社会治理为切入点,落实群防群治的多元治理主体,加强各部门之间联系,并有效落实重点人员管理,夯实矛盾化解链条,以优化基层社会治理,反向实现对黑恶势力犯罪的全面防控。     

黑恶势力“保护伞”职务犯罪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黑恶势力"保护伞"使黑恶势力犯罪得不到及时打击甚至长时间持续存在。当前,黑恶势力"保护伞"职务犯罪呈现出基层化、隐蔽化、性质模糊的特点,其犯罪方式相对较为固定。造成黑恶势力"保护伞"职务犯罪的原因,既有犯罪人主体因素,也有社会因素。西方犯罪学理论中的心理分析理论、补偿理论、从众心理等,可以较好地解释黑恶势力"保护伞"职务犯罪的犯罪心理。而运用紧张理论、学习理论、控制理论等理论工具,可以从社会学角度探寻黑恶势力"保护伞"职务犯罪的形成原因。预防"保护伞"职务犯罪应强化廉政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改进公职人员的评价系统,提升公职人员的价值感;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加大打击力度,增强监督实效。     

准确界定黑恶势力犯罪推动“打黑除恶”斗争深入开展

依法有效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既是公安机关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际行动.也是确保社会治安取得新的明显进步的重大措施."恶势力"不是法定罪名,而是一个犯罪学概念,必须按照现行刑法分解处理的原则,准确界定相关罪名,依法从严、从重予以打击;认定和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必须结合我国现阶段有组织犯罪的现状,正确认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充分体现"打早打小"的立法精神;推动"打黑除恶"斗争的深入开展,必须统一执法思想,把握办案原则,正确适用法律,加大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力度.     

转型时期中国黑恶势力犯罪风险及其防范

转型时期的中国处于黑恶势力犯罪的高发期和危险期。一些通过暴力能获取垄断利润的行业为黑恶势力滋生提供了土壤,无业和社会闲散人员构成黑恶势力成员的基本来源,黑社会亚文化是黑恶势力犯罪的催化剂,社会管理缺陷为黑恶势力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防范黑恶势力犯罪风险,要提高认识,打防结合,震慑黑恶势力犯罪;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秩序,着力消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重视社会文化建设,切实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对打击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对策的思考

随着打黑除恶斗争的不断深入,触及面会越来越广,遇到的阻力会越来越大,调查取证、追捕逃犯、打击处理将更加困难。同时,黑恶势力还将在今后继续存在和发展,井可能在犯罪领域的扩大和政治渗透的加剧方面有新的形式出现。树立长期作战思想,有的放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是我们在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重点,需要特别注重:一、深入排查黑恶势力犯罪线索;二、强化专案侦查和破案攻坚;三、抓好追逃,除恶务尽;四、依法办案,从重从快打击黑恶势力。     

我国黑恶势力犯罪问题探析

黑恶势力犯罪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一般的恶势力犯罪的总称。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是滋生黑恶势力犯罪的温床,且黑恶势力犯罪的产生、发展和蔓延符合刑事犯罪由量变到质变的客观规律。黑恶势力犯罪严重侵蚀了社会肌体,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严打”斗争中,执法机关必须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战略方针,采取不同手段,利用不同措施,对其进行综合治理。     

“三治”视角下福建农村涉黑涉恶犯罪治理研究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福建农村涉黑涉恶犯罪存在黑恶势力渗透进部分农村基层政权、以谋取经济利益为最终目的、以软暴力甚至公司化运作为主要犯罪手段、违法犯罪人员受教育程度低、地缘和亲缘关系明显等特点。从"三治"视角看,乡村自治运行机制不完善为黑恶势力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乡村法治薄弱为黑恶势力蔓延提供了空间,传统乡村德治式微而黑恶犯罪亚文化猖獗,为农村黑恶势力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土壤。遏制农村涉黑涉恶势力,应加强党和政府对乡村自治的监管,建立务实管用的监督机制;建设乡村法治,强化农村社会面控制;挖掘乡村德治内涵,倡导乡风文明,弘扬社会道德新风尚。     

宁波市黑恶势力犯罪分析及长效管控对策研究

如何对易滋生黑恶势力的重点部位、场所和行业在打击整治后不失时机地推进长效管控机制建设 ,是当前公安机关亟待研究解决的课题。针对宁波市黑恶势力犯罪的特点和产生原因 ,应采取的对策有 :加强组织领导 ,提高对黑恶势力犯罪的打击防范力度 ;建立统一高效的公安指挥系统 ,提高公安领导的决策能力和指挥水平 ;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作用 ,形成对黑恶势力的管控合力 ;突出重点 ,有效防范、控制黑恶势力的滋生。     

从贵州瓮安“6·28”事件看打黑除恶斗争——关于贵州瓮安“6·28”事件的反思之三

反思瓮安"6.28"严重打砸抢烧事件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社会治安不好、黑恶势力猖獗、群众安全感低、"瓮安不安"是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在瓮安"6.28"事件中,当地黑恶势力直接参与、推波助澜,极端地发泄对社会的仇恨,疯狂地进行打砸抢烧,致使事态迅速升级、恶化,造成严重危害,教训十分深刻。各级公安机关有必要在依法打击处理黑恶势力的同时,对黑恶势力犯罪的基本状况、犯罪特征和滋生坐大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和反思,有针对性地强化打黑除恶斗争。     

检察机关应在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中发挥重要职能

黑恶势力犯罪问题是当前刑事犯罪的突出问题,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实施的需要。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正确的稳定观,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为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     

谈谈劳动价值概念的再扩展

我国现阶段各种合法职业劳动者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这里的价值是指凝结在社会产品、服务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它体现劳动者对社会财富 (物质的、精神的 )增长乃至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在新时代 ,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概念作进一步的扩展是必要的。一种劳动只要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或环节 ,那么 ,无论它的直接成果是否成为商品 ,都是创造价值的。在我国现阶段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职能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 ,更多地从阶级统治转向发展经济 ,它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作用不可或缺且十分巨大 ,因而也是创造价值的。     

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是我国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作为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研究不作为犯罪,首先要明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它包括四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以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除此之外,道德义务不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问题探析

监狱罪犯离监探亲是法律规定的一项有利于监狱罪犯再社会化的刑事政策,专门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具有重要价值。现行离监狱探亲制度在《监狱法》、司法部规定和监狱实践三个层面均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在对策方面,基于对监狱离监探亲决定权的行政执法权属性分析,从法律上赋予罪犯法定离监探亲权,要从《监狱法》及司法部的规定上加以完善,还要解决监狱办理上面临的实际困难,以促使这项制度得到常态化落实,促进罪犯改造和再社会化。     

论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事实”

鉴于法条和司法解释内容规定的不明确性和不完整性,需要对虚假诉讼罪中"捏造事实"的含义进行进一步解释。虚假诉讼罪是单一行为犯,利用他人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的,也构成虚假诉讼罪。篡改部分民事法律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也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成立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式不包括不作为,隐瞒他人已经偿还债务的事实依然进行民事诉讼的,是积极地虚构事实,理应认定为"捏造事实"。若捏造的事实不会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决,不能定性为虚假诉讼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