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能视角下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社会工作路径

从增能视角看,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是一个为广大村民以及多元利益相关者"增能""充权"和"增力"的过程。新时代的乡村社会工作,必须通过专业程序、专业服务和专业方法,把提升乡村治理的党组织领导能力、多元参与能力、"三治"融合能力、科技支撑能力和创新发展能力作为目标取向。当前,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社会工作路径是:助力党的社会工作,提升乡村治理的党组织领导能力;助力合作平台搭建,提升乡村治理的多元参与能力;助力治理方式优化,提升乡村治理的"三治"融合能力;助力基础设施改善,提升乡村治理的科技支撑能力;助力移风易俗变革,提升乡村治理的创新发展能力。     

乡村合谋视角下的混混治村及后果——基于中部G村“示范点”的调查

乡村合谋是理解乡村混混治村的新视角。当创建示范点这类中心工作迫使乡镇行政介入村庄秩序时,孱弱的乡镇倾向于引入乡村混混,这与乡村混混攫取村级权力的逐利动机不谋而合。混混在治村过程中,通过治理村内暴力和建构权力的利益网络,建立起以私人暴力为底色的"威权秩序"。最后混混与地方政府"共谋经营"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和村庄资源,形成新乡村利益共同体,这一新乡村利益共同体成为了导致基层治理内卷化的机制。     

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嬗变是内生秩序和外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政权微观介入和市场机制深度嵌入在不断解构中国乡村传统治理机制的同时,也在艰难地重构着支撑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共识和规则体系。以自治、法治、德治为内容的"三治融合"是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实践,其目的是协调村民自治规则、国家法理规则与传统礼治规则之间的不统一甚或冲突状态。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拓展乡村规则实践的公共领域。在此基础上,有赖于以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方式,促成国家政权介入与乡村内生治理秩序间的均衡状态,进而促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城乡协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新思路

新型城镇化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且开始实施。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诸如乡村社会分层加剧、乡村基层组织冲突加剧、精英分子流失、乡村文化流失等问题将逐日呈现,而传统"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难以再维持治理的高绩效。协同治理模式是克服"乡政村治"模式弊端,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重要模式。在新型城镇的进程中,协同治理要遵循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发挥城乡各自资源优势,通过城市和农村之间、工商业和农业之间、市民和农民的协同发展实现乡村治理之善治目标。为此,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互助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相互支持;形成城乡基层组织整合机制,促进城乡组织相互合作;形成城乡制度互融机制,促进城乡制度相互融合;形成城乡文化的"互哺"机制,实现城乡文化相互促进。     

社区安全治理创新中社会工作的价值与介入策略

当前社区安全正面临着新的形势与挑战,必须转变传统安全治理思路,创新社区安全治理机制,彰显社会工作的价值与作用,强化专业社会工作的有效介入。社会工作的价值可以通过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及社区工作创造出来,也可以通过社区治理来实现。在当前社区安全治理创新中社会工作可以通过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及治理组织等多个方面来加强专业介入。     

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契机与服务重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任务目标,社会工作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社会力量,基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历史经验,当今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服务水平的提升、政府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工作职业目标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一致性,社会工作能够凭借助人自助的专业价值观和个案、小组、社区等工作方法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并在助力脱贫攻坚、服务困难特殊群体、繁荣发展农村文化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开展专业社工服务,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善治视域下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探析

全面免除农业税后,"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诸多困境,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成为适应农村发展的新治理模式。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的形成既是解决"乡政村治"困境的现实选择,也是回应乡村社会内部自治力量成长、实现乡村善治的必然之举。这一模式的构建,需要诸多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对乡村治理环境的优化。··     

转型期“乡政村治”治理体系的建构与成效

本文通过对1980年代以来的"乡政村治"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的梳理,总结了这一治理体系所具有的新特点,认为这是乡村社会中民主实践的一次尝试,这一新的治理体系的形成对于现代乡村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开放了乡村社会,推进了农民在经济上的独立与政治上的自主,对于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积极的意义。     

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治理的优势与方略

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是多元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以政府主导的扶贫模式存在精准扶贫团队专业能力欠缺、民族地区贫困群众主体性不足、贫困对象缺乏精确认定等问题。与其相比社会工作在资源链接、助人方法、助人理念等方面有自身专业优势。在精准扶贫的具体介入工作中,社会工作者采用多元化的介入策略,将项目运作与培育社会组织相结合;将扶贫、扶智、扶志三者相结合;将外展服务与社会服务整合相结合,共同促进民族贫困地区精准脱贫。同时,社会工作者在对民族地区扶贫的介入中应注意文化敏感性问题。     

“接点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公共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Y村的空间治理实践

乡村振兴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而二者关系的核心又在于寻求有效治理的"接点"。因此,寻求国家正式权力与乡村社会有效衔接的"接点",对于实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乡村公共空间就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对接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乡村振兴应高度重视乡村公共空间。基于此,构建以"目的—主体—要素"为分析框架的"接点治理"理论,对上海市Y村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后发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就是回归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包容性,这便决定了必须在国家主导的权力逻辑、市场力量主导的资本逻辑与村民主导的生活逻辑等三者之间实现平衡,实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促使这一转变形成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主体多元的权威机制、村庄能人的关系契约和关系动员机制、利益平衡的合法化机制。由此可以说,公共空间治理不失为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治理格局下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一种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