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精神权利保护的国际化

在版权游说和外交谈判的时代,人们更多关注版权(作者经济权利),著作权制度的协调不仅需要履行规则,而且需要考虑跨区域的法律环境、文化环境、法律改革、公共政策、教育,从长远来说,还需要关注法律偏见和文化歧视,经验证明,因为文化差异,相同著作权规则在不同国家实施效果是不一样的。作者精神权利国际协调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改革,现有的国际著作权条约为协调国际作者精神权利保护提供了基本手段,欧盟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作了大量工作,但是,各成员国缺乏强烈的政治意愿。要适应数字技术的发展,作者精神权利保护和版权保护一样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作者精神权利不仅和数字环境密切相关,而且是重塑未来著作权法的支柱,在后数字时代,版权概念可能过时,但是,作者精神权利一定比以前变得更加重要。     

表演者权片论--关于表演、表演者、表演作品相关的几个特殊问题

文章属于“片论”,只是对表演者权的几个争议较大的问题如表演者的身份、表演非著作权作品是否享有表演者权以及表演盗版作品等几个问题进行阐述并论述了作者自己的观点 :表演者的权利与作者的权利存在竞合 ,法律应协调两者之间的权利冲突。在实践中 ,表演者权利应根据不同的表演形式来确定其归属     

委托作品委托人约定财产权之必然及归属缺陷探讨

目前对委托作品的规定主要在合同约定内容及归属问题上争议较大,一是委托作品双方约定的权利内容是整个著作权还是其中的财产权;二是委托作品无约定时,著作权归谁更为合理。就前者而言,委托作品合同交付的是智力成果,委托人继受取得权利,根据作品精神权利与作者不可分之著作权原理及我国只能转让著作财产权之法律规定,委托人约定的乃财产权,该结论也与各国的法律规定相吻合。就后者而言,委托作品无约定时归受托人的规定混同了委托作品与普通作品;导致法律采用双重标准;造成利益分配不公平等不利影响。所以,双方无约定时著作财产权应归委托人。     

论数字化权

随着以数字技术为核心内容的信息化技术的迅速发展 ,人类社会正日益步入信息化社会。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空间”更是将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 ,使信息跨越国界得以迅速流通。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人们在充分享受信息化社会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 ,也遇到了由新技术引发的一系列新的法律问题 ,尤以知识产权法律问题为甚。本文将从著作权保护的角度来探讨数字技术引发的一些新的法律问题作品的数字化是网络信息产业发展的前提。但是作品数字化的法律性质、数字化后作品的性质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法律调整都是有待深入…     

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障路径的法律思考

云计算等新兴数字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颠覆性变革。在此变革下，新兴数字弱势群体在逐渐蔓延。区别于一般弱势群体，该群体带有鲜明的数字特征，其弱势地位实际上缘自数字权利的不平等享有。面对数字弱势群体问题与数字发展的尖锐矛盾，亟须跳脱出原有的立法思维模式，重新审视数字权利。从权利内涵与权利保护效果的角度分析，数字权利符合且应当包含在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条款之下。由此为出发点，从转换立法思维、完善数字权利理念、完善落实法律制度和践行数字向善理念四个方面为数字弱势群体提供有效保护路径。     

网络著作权侵权的损害赔偿

网络著作权损害赔偿的原则应采用补偿主义赔偿原则.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对于合理运用司法手段保护著作权,遏制侵权行为是至关重要的.在信息社会中严格地保护精神权利有可能阻碍作品的创作,应根据作品类型、利用方式和合同约定,对精神的保护作某种变通.     

数字弱势群体权利的法治化保障

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是一个国家正义性的体现,且现人权理论已发展到数字人权,对数字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符合权利的时代发展水平。然而,法律保障却面临缺口,若法律对数字弱势群体的保障严重滞后,不仅会反噬技术进步,也不利于社会平等。因此,我国应明确数字弱势群体的权利类型,构建双重责任体系,加强法律的技术性与人文性,建立数字弱势群体权利保障机制,从而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科技时代的法治社会。     

网络作品与传统著作权法的悖论——论知识产权保护方法的创新

网络作品和数据信息的繁荣发展对世界各国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提出了挑战。因为网络作品和数据信息的表现形式、传输特点、技术含量和经济价值的特殊性,使得其权利更容易被人侵犯,而在保护措施上具有更大的难度。本文笔者结合国内外的理论与实践对网络作品和数据信息的法律保护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对著作权法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和特别法保护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旨在为理论界的研讨和司法界的实务起抛砖引玉作用。     

论著作权的权利限制及其立法完善——以网络作品权利限制为视角

作者的著作权、传播者的邻接权、使用者(社会公众)的使用权,三项权利的平衡是立法者的期望。著作权法在保护网络作品著作权人权利的同时也应当对其权利进行合理的限制,以平衡网络作品的创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对网络作品著作权的权利限制是虚拟的网络世界发展的必然。应平衡网络作品著作权的权利限制与反限制。网络作品著作权的权利限制存在着尴尬,以网络作品权利限制为视角对网络作品权利限制在今后的著作权立法时的完善提出了建议。     

元宇宙下数字版权的治理：机遇、挑战与应对

元宇宙是运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新数字技术创造出的虚拟世界，其构建的虚实融合场景不仅拓宽了人们活动的维度空间，也使相关作品具有多元性与经济性特征，进而对数字版权产生多重影响。一方面，元宇宙能充分发挥数字版权公共知识服务的作用，有助于版权保护与利益分配，推动版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也需要面对元宇宙相关作品版权所属类型界定不明、合理使用范围尚未明确、作品来源难以认定以及可能诱发的侵权风险等难题。鉴于此，为实现对元宇宙相关作品数字版权的有效治理，可以从界定虚拟现实作品为视听作品并将其相关版权划入传统版权分类，文本和数据收集、复制行为适度扩张为合理使用，采取包容审慎的治理方式三个层面出发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制。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