夯实“中国之治”的意识形态根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和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制度优势、制度架构及效能提升等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有力保证。从意识形态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极端重要性来看,迈向“中国之治”新境界进一步锚定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取向,即要在推进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总体战略谋划中明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变革方位和发展方向,形成以制度化为牵引的意识形态工作思路,切实提升“中国之治”的水平和效能。我们必须着眼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制度建构、制度执行和制度革新,夯实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意识形态根基。     

乡村治理中的德治:问题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在促进乡村振兴中,要把德治纳入乡村治理的范畴,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将德治纳入乡村治理体系中,发挥道德的教化育人引领作用,完善了乡村治理格局,为从根本上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依据。当前,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道德问题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乡村传统文化体系消融解体,意识形态呈现分散化等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牢牢掌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积极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与乡村治理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不断提升乡村德治水平。     

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现代化

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和最前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对于营造风清气正网络空间、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巩固党长期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治理面临的问题突出表现在碎片化传播方式弱化意识形态凝聚力、信息算法推荐技术削弱意识形态认同度的风险、西方媒介霸权威胁意识形态权威性等方面,为此需要从构建治理格局、完善治理制度、创新治理技术、增强治理能力等方面加强治理,不断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现代化。     

政党外交：一种新兴的全球治理模式

在全球治理中,政党外交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明确的价值取向,难以形成“全球意识”,而全球性问题具有超越意识形态性,因此二者存在结构性矛盾。政党外交侧重于“参与”、“谈判”和“协调”,是一种“软治理”,缺乏诸如民族国家支撑的权力体系,没有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因而在全球治理中具有先天不足的弊病。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理论架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治理要发挥多元主体的多元共治作用,形成交互治理的格局;治理要有效借鉴他国的治理经验,增强我国的治理效果;治理的主要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要对其进行价值引导并发挥其强大作用。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面临多重机遇和挑战,其根本目标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认同,奠定实现中国梦的共同思想基础。意识形态治理的多元主体、经验借鉴、主要对象、机遇挑战、根本目标等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体系。     

协商民主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语境下的理论价值与实践路径

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独特形式,在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协商民主在中国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核心价值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衔接不同协商形式,有效整合治理资源;二是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解决集体行动难题;三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有效协调社会矛盾;四是扩大基层治理的有序政治参与,建立更坚实的合法性基础.相应制度的改革进路应该着力于党建引领、技术赋能、制度规范和能力培养四个方面.     

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空间成像及其治理

新时代中国之治的理论擘画和顶层设计，赋予整体性治理图景之下意识形态治理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新时代的意识形态风险日益表现出对空间的依赖和抢夺，亟待立足空间视域开启意识形态治理研究的新维度。对意识形态的空间性与空间的意识形态性的双向阐释，架构起理解意识形态与空间的交互视域，为洞察意识形态风险空间成像奠定了理论前提。时空压缩的社会结构、社会空间的分化转型以及个体化精神空间与总体性精神空间的对抗，加剧了意识形态风险的叠加性和不确定性，不断形塑着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多重空间成像。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空间治理，应以空间生产为基础、以空间整合为核心、以空间拓展为保障，构筑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空间布局，掌握意识形态治理的主动权和领导权。     

人民主体性的意识形态当代治理:一个微观分析视角

新时代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人民主体性的意识形态",围绕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构成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遵循,使人向"自己的人"即社会的存在复归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旨趣。"人民主体性的意识形态"进一步提出"意识形态的治理转向"的重要命题,这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融入一切工作中去之后的必然趋势。这一转向要求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从人民生存场域的延展、人民交往形式的拓展、人民精神需要的发展中揭示意识形态领域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创新新时代意识形态治理空间控制路径、实践引领机制和话语解释体系。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依托。城镇化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发展,但也为农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治理难题,因而探讨如何在城镇化大背景下完善乡村治理对农村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乡村治理内涵出发,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的发展路程,通过研究城镇化发展给乡镇治理带来的机遇和困境,继而提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下乡村治理完善的路径,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进行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尝试。     

破解当前信访难题与困境的治理逻辑和有效路径

信访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化解矛盾冲突、维护群众权益以及消除危险隐患等方面展现了独特价值,对于社会转型治理与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与应对局面的复杂变革,信访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不断面临困境与挑战,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力、群众反映诉求方式极端、群体性上访事件频发以及个别群众长期缠访闹访等问题日益突出,信访制度价值功效作用受阻,甚至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稳定与长治久安。由此,我们应当深刻把握新时代社会治理与信访工作所面临的复杂形势和时代特点,从提升党员干部处理应对信访问题水平能力、深入推进信访诉求分类处理、区分设立化解信访难题处置程序以及构建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和体系等方面入手,不断创新与完善信访工作体制机制,健全与完善破解信访难题与困境的治理逻辑和有效路径。     

创新社会治理 走出维稳体制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求我们在整体上,更新社会治理理念,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能力。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社会领域因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积攒了一些亟待破解的难题,我国的社会管理还存在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维稳怪圈"的出现。强调创新社会治理,就是要走出过去社会管理的某些惯     

海外学者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主要观点——以中、苏、俄比较为视角

中外学者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政治立场对中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治理体系、治理职能、治理决策、治理策略的评价,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打开了观察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全球性视野,探索了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善治的规律和路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研究表明,治理问题是每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都要面对的问题,国家治理应符合相应的社会性质,并不存在普世的国家治理模式,在吸收和借鉴他国的治理经验时,要注重甄别国家治理的不同职能属性,才能保持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属性。中俄新时期国家治理的经验不仅为世界的进步提供动力与活力,而且带来更多的思考与启示。     

论美国社会治理中的法治精神与公共精神

法治精神和公共精神是促进美国社会自我治理和变革发展的民情要素。诚然,美国社会的法治精神和公共精神的产生有其自身的国情背景,并且其法治、公共精神处在资本主义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主导之下,这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追求的法治、公共精神有着本质区别。然而,在现代社会治理中,法治、公共精神的作用与意义已得到验证,法治、公共精神的培育有其自身规律,其中的先进经验是可资借鉴的。     

制度建设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价值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立足新的时代背景,推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并指出其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际上是指国家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制度的现代化,加强制度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要健全制度体制机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注意统筹兼顾,全面推进制度的贯彻落实,要加强党的领导,扎紧制度的笼子严把权力关。     

中国传统治理的制度结构

在制度结构上,西方治理以善治为导向,其要素包括参与性、共识取向、责任性、透明性、回应性、有效性和效率性、公平性和包容性以及遵循法治;中国治理以善政为导向,其要素包括人事关系的模糊治理、中央集权的简约治理和意识形态的教化治理。中西方治理语境的长期交融和制度结构的变迁互动,对于中国治理走向善治而言,比治理概念和制度的简单移植更为重要。     

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深厚的文化支撑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的重大部署中特别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为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进一步发挥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作用指明了方向与路径。     

广西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成效与启示

正面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要求,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仍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2000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全面推进社区建设工作,充分利用社会变革、城市转型的重要契机,积极探索城市社区治理新模式,为破解社区治理难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找准政府在推动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位置如何处理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关系,是当前中国社区治理的一个难题。在推进社区治理创新中,广西很好地破     

治理困境与组织化回应：党建引领如何激发社区治理活力？——基于成都市X街道Y社区H小区业委会成立的个案研究

党建引领社区有效治理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既有关于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研究往往将重点聚焦于治理结构较完善的社区，而较少关注城乡接合部社区党建引领基层自组织发展对社区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基于“输入—转化—输出”分析框架和成都市H小区田野调查发现：在个人自利动机驱动下，小区居民的原子化、个体化、异质化特征凸显，公共参与中“搭便车”行为使得小区集体行动陷入困境。在组织自利动机驱动下，缺乏监督的物业公司在管理和服务过程中存在独断专行、不作为、暗箱操作等问题，小区物业服务质量低下，物业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社区治理难题。面对社区治理挑战，成都市X街道Y社区党委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诉求为切入点，以推动业委会成立与运作为关键抓手，完善了H小区治理结构体系，解决了小区治理难题，减少了社区治理中个人与组织的自利行为，打造了多元主体各司其职、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有效激发了社区治理活力，由此探索出了一条党建引领社区有效治理的实践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思潮研究

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学者从不同立场、不同视角出发对于"实现什么样的国家治理,怎样实现国家治理"提出了丰富多样的国家治理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观、新权威主义国家治理观、"第三条道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观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如何正确看待这些不同的国家治理观?如何在坚持和完善中国国家治理观的前提下,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治理观的有益成分,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有一定价值。     

创新网络空间治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的四大举措北大核心CSSCI

随着我国互联网快速发展,网络空间已经是人们重要活动空间,网络空间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网络空间发展还存在不少短板和问题,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利用网络从事虚假、诈骗,传播色情、暴力内容等违法违规活动;二是利用网络从事鼓吹推翻国家政权,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宗教极端主义等带有明显政治目的和意识形态目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