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商投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的国民化

我国改革开放十几年来,吸引外资取得丰硕成果,仅“八五”期间利用外资就达1600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在引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法律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确立外国投资者的待遇标准。这也是外资法重构和整合的基石。本文拟就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享有的超国民待遇进行分析,对比利弊,以供完善外资立法参考。 一、外国投资者在我国的“超国民待遇” 为了发展与外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和民事交流,我国法律赋予外国人享有一定的民事权利地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进行商业投资活动。外商投资企业和纯内资企业在权利、义务方面表现出差异性。一方面,为了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国家对外资采取限制性规定,实行差别待遇;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吸引外资的力度,迅速改变我国资金匮乏的状况,又允许外资企业享有优于内资企业的诸多优惠,     

国际投资领域国民待遇原则适用的例外分析

国民待遇原则作为一项相对待遇标准,其法律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防止歧视性,还意味着适用于本国投资者的所有法律体系都将同样适用于外国投资者.本文通过对国际投资法实践中国民待遇原则适用的例外规定的具体分析,认为国民待遇适用的投资政策性和一致性,势必要求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慎重选择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明确例外规则的重要性,从而制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投资政策.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投资章节核心规则解析

本文拟对TPP协定投资章节的核心规则进行法律解析,包括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公平公正待遇、全面保护与安全待遇、征收与补偿标准以及投资者与东道国的争端解决机制等,以把握国际投资规则的最新发展动态。同时,结合我国近年来的国际投资法实践和国内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的需求,提供相关因应之策的思考。     

论公平公正待遇与最低待遇标准的关系——兼评RCEP投资待遇规则

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解释往往涉及国际最低待遇标准，但学界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却多有分歧。通过对仲裁实践的总结与分析可以得出，公平公正待遇与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相结合使得判断东道国违反待遇标准的责任门槛较高，但待遇的内容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问题。就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而言，当下主流观点认为不需要参照最低待遇标准进行解释。在此情况下，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义务内容宽泛，并且判断东道国承担责任的门槛较低。我国签订的RCEP采用与最低待遇标准相结合的公平公正待遇，但其中部分条款内容模糊，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投资者权利与缔约国义务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缔约国被诉的风险。对此，可尝试通过明确公平公正待遇的义务内容和设置例外条款的方式，以增加公平公正待遇的明确性，对仲裁庭自由裁量空间的限定性以及对投资者权益和东道国主权的均衡保护。     

论国际投资中的国家责任问题

国际投资中的国家责任问题主要涉及国际投资的法律保护问题 ,如对外国投资和投资者的待遇标准、国有化或征收及其补偿问题。另外 ,还涉及特许权协议、拒绝司法、外交保护等问题。就外资待遇而言 ,发展中国家应根据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双边投资保护条约中慎重承诺。笔者通过对国有化问题的分析 ,认为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所承担的国家责任不是传统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 ,而是一种“合法行为引起的国家责任”。关于特许协议 ,笔者认为它是国内契约。此外 ,在国际投资中 ,还涉及因污染转嫁而产生的国家责任。     

公平与公正待遇:我国的缔约现状与风险应对策略

公平与公正待遇是东道国政府对外国投资和投资者提供的一种待遇,在理解上存在分歧.国际仲裁庭对公平与公正待遇的要素也做出了很宽泛的认定.在考察我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下简称BIT)缔约实践的基础上,我国缔约存在不足与可能面临的风险包括措辞笼统、缺少限制表述、可仲裁事项宽泛,一旦出现争议,很可能导致不利结果.我国在缔结未来的投资条约时,应当在条约中对公平与公正待遇进行合理的解释或限制,或者限制投资条约中的可仲裁事项范围,或者在出现此类争议时坚持最低待遇标准的合理解释.     

海外直接投资之中国投资者论证

确认投资者是研究海外直接投资的先决性问题,对海外直接投资中投资者“中国”国籍的认定将直接决定投资准入、投资待遇、国有化和征收、争端解决等一系列与投资有关的问题。笔者将通过解读条约和ICSID著名案例试图对这个基础性概念进行解读。     

“一带一路”视域下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修订对策

"一带一路"伟大规划必须增强规则制定能力,需对投资规则重新审视与修订。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在仲裁中易引发适用分歧和相反的结果,无法为"一带一路"的投资保驾护航。无论是投资者与国家利益保护的理论变迁,还是国际仲裁的实践,都说明平衡保护是目前国际投资保护的新主张。因此,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完善在保证条约规则具体化的同时,应平衡保护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为应对复杂的投资监管措施留有空间,实现条约规范的确定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美国军人退伍安置法律制度研究(二):现行制度考察

美国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退伍军人法律保障机制:行政、立法、司法系统都设有负责退伍军人事务的专门机构;有特定的退伍种类与法定的退伍程序;法律明确规定退伍军人的一般资格标准;退伍军人享有货币福利、政治待遇、福利优待等制度化的权利;并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包括行政救济、司法救济的权利救济体系。     

国际投资协定中非歧视待遇的适用阶段与例外——兼议中国之对策

非歧视待遇包括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是许多国际投资协定和与投资有关的协定明确规定的最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标准,也是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关键因素。各协定对其适用的时间范围存在较大分歧,焦点在于非歧视待遇是否适用于投资准入前阶段以及允许缔约国保留哪些例外。     

浅析投资准入阶段推行国民待遇的条约法的实践及影响

传统的国际投资条约一般将外资准入权限保留给缔约国,缔约国能自由地决定外资进入的领域和条件。虽然有些投资条约规定必须给予外国投资者以国民待遇,但国民待遇一般只适用于外资进入后的阶段。晚近出现的一些双边和多边投资条约中开始提出外资准入自由的概念,要求将国民待遇扩大适用到外资准入阶段,这些条约法的实践严重地削弱了东道国的外资管辖权,片面利于发达资本输出国的利益,应引起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     

外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目前,东盟正处在一个急需大量外资流入以支持其再创经济辉煌的关键时期,原主要投资国家和地区从东盟国家的淡出为中国企业进入东盟投资领域发展留下了很大空间。本文运用国外最新资料,深入探讨了东盟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主要来源、主要部门投向和国家投向以及典型的投资方式,旨在为中国企业通过适当的方式成功进入东盟并正确地选择投资国家和部门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论外资国民待遇标准与中国外资立法政策的调适

随着经济全球化、投资自由化趋势的日益增强 ,外资国民待遇标准的处延有逐步拓展、并在形式上有专门多边条约调整的趋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过分依赖给予外资优惠的立法政策已显现出负面影响 ,为因应国际投资自由化和我国经济转型的需要 ,我国的外资立法应采取以维护内外资公平竞争环境为价值取向的政策。     

WTO对中国外商投资立法的影响

重构中国的外商投资立法体系已成共识，中国加入WTO是其有利的外部因素。WTO协定中TRIMS协议和GATS协议在多边贸易体制中规定了国际投资问题，特别是其规定的国民待遇原则对中国外商投资立法的影响极大。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的统一及对外资的影响

在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统一已酝酿多年。时至今日,就两法统一问题已形成一些基本认识。只是对两法统一对外资可能产生的影响,利益各方争议较大。就此问题,本文从我国对外资的开放、投资环境、税收优惠的作用、两法统一的设计4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指出那种认为两法统一必定会对外资进入中国产生巨大冲击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而在现行税制下内资企业处于一种极不公平的竞争地位。因此,为了给内外资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必须尽早实行企业所得税法的统一。     

我国文化产业利用外资的法律思考

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的“朝阳产业”。然而，资金不足抑制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合理利用外资不仅是入世承诺的要求，而且还可以弥补资金短缺的缺憾。由于文化产业特殊的文化属性，国家在引入外资方面予以投资形式、领域、比例等的限制。我国目前有关文化产业利用外资的法律、政策仍有不少缺漏，应当及时地予以完善。     

西部投资环境的分析和对策

良好的投资环境已成为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西部的投资环境在基础设施、市场环境、人文环境以及西部开发的政策等方面存在着不足,不具备明显的比较优势。为了使西部开发吸取大量的资金投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一是要寻求外商在西部投资的均衡点,二是要高度重视改善投资软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WTO规则与我国区域外资政策措施的“适世”思考

面对入世的现实 ,结合WTO规则 ,我国已修改了三资企业法等多部重要的外资法律。但是 ,我国目前的区域外资政策措施中仍存在不少与WTO规则相冲突之处。本文拟结合WTO涉及投资的有关协定和规则 (以TRIMs协议和GATS为主 ) ,分析我国区域外资政策措施与相关WTO规则在外资市场准入、外资国民待遇、外资数量限制等方面的冲突和差距 ,并结合我国引资的新形势和新近立法动态 ,对我国区域外资政策措施进行“适世”思考 ,提出逐步改进和完善我国区域外资政策措施的多方面突破口和导向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