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理念引入行政法的背景分析——基础与条件

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下的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关系 ,既是行政法和契约的基础 ,也构成了二者结合的基础 ;民主为契约理念在行政法中的确立奠定了观念与制度的基础 ,也正是民主孕育着行政法的契约精神 ,而行政职能的转变及多元化行政的出现 ,为契约在行政法中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法治理念与契约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者互为基础 ;立法对契约的规定与行政的实际运作 ,表明了契约理念的确立已具有现实的可行与必要。契约理念确立的条件 ,可从行政、行政相对人、行政关系中的利益及契约与依法行政的结合等方面来解读 :行政的开放性与文化支撑性、行政相对人的独立性和参与性、行政关系中不同利益的可交换性、契约与依法行政的相融性。     

行政契约的司法救济

在世界范围内，由于民主潮流的日益高涨，行政法亦日趋民主化，从而使国家在对人民的法权关系上，聪明的统治者为了顺利实现行政目的，明智地一改往日采取命令等单一权力手段，而更多地采用了行政契约等非权力方法处理行政业务。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求行政法从强化权力手段，向淡化权力手段转变，承包契约、土地征用契约、土地有偿转让使用权契约，公务委托契约、人事聘用契约等等，以人们始料不及的速度在行政管理的诸多领域被广泛运用。与此相适应，行政契约纠纷及其解决日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本文试从…     

论行政契约的含义——一种比较法上的认识

论行政契约的含义———一种比较法上的认识余凌云揭示行政契约内涵，是为了反映行政契约的本质，确立划分行政契约的标准，分清行政契约和民事契约的“分水岭”，为探讨行政契约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明确共同的出发点。一、西方国家行政法上的认识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普...     

论行政职权是法定还是约定

依法行政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要求行政机关做出的行为要有法可依,行政职权法定。随着我国法治的进程,行政法有向私法转变的趋势,契约介入了行政法领域,也因而对政职权法定产生了不同的声音,行政职权约定即行政职权契约展现在人们面前。本文对行政职权法定和行政职权约定即契约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行政契约与依法行政

行政契约作为一种替代以命令强制为特征的行政高权性行为的更加柔和、富有弹性的行政规制手段,近些年来逐渐为人们所重视,但其涵义则由于各国法律制度和理论基础不同而不尽相同。我们认为,行政契约的产生固然是借鉴私法契约的模式执行公务的结果,但它是通过形成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来实现公务的,这与政府单纯利用私法契约执行公务或私法活动不同,而行政法研究的契约应当是前者,因此,我们将行政契约界定为以发生、变更或消灭行政     

论行政契约的救济制度

论行政契约的救济制度余凌云从西方国家的法律救济模式看，对行政契约纠纷的解决主要是通过行政法上的救济方式，具体制度表现为协商、仲裁或行政机关内部裁决等司法外解决方法或者诉诸司法途径。在普通法国家，如英国，在不区别公法（ｐｕｂｌｉｃｌａｗ）和私法（ｐｒｉ...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契约法制之建构与发展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施行十多年来,行政契约法制在学说和实务上已渐渐脱离行政契约与私法契约之区别瓶颈,而能进一步对行政契约的细节问题进行探索。但是,"行政程序法"对行政契约的规范相当简略,涉及个案契约争议时,仍须取决于个别行政法规具体规定,衡酌行政法原理原则,并准用民法规定,方能解决问题。深化行政契约法理论研究,进行行政契约法各论分析,建立行政契约总论与各论的完整体系,应是行政法学界共同的目标与任务。     

论行政主体的约定义务

行政主体约定义务是契约理念引入行政法的产物,并非法定义务的契约化,与行政契约义务并非等同。行政主体约定义务是行政法上的意定义务,其设定应遵守合理的限度,不得借此"扩大法定活动空间",或规避法定义务,或"出卖公权"等。作为行政主体义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弥补法定义务之不足,深化行政主体职责等重要的功能价值。     

第五届海峡两岸行政法学术研讨会综述

20 0 1年 9月 8日至 9日 ,第五届海峡两岸行政法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此次研讨会由大陆行政法学研究会和东南大学主办 ,与会代表来自海峡两岸的行政法学界和实务界。会议围绕着行政契约和行政公开两个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会议开得非常成功 ,扩大了学术交流 ,加深了对两岸相关制度的了解 ,必将促进两岸行政契约与行政资讯公开制度的发展。同时也增进了友谊 ,并为以后海峡两岸行政法学的继续交流作了很好的铺垫。现将会议学术讨论的情况综述如下 :一、行政契约会议收到有关行政契约的论文 8篇 ,其讨论集中在五个方面 :(一 )行政契约在现代…     

作为私权担保性质的行政法——兼及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反思与重构

作为担保性质的行政法是将行政法放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来考量的一种方法论,同时又是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回应、反思与重构。行政法为私权主体之间正当权益的实现即民法契约内容的实现提供担保,政府具有以行政法对民事契约或民事活动予以担保的能力,行政责任的实质是一种担保责任。平等观念的确立、诚信原则的完备、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非强制行政行为的发达、公共财政体制的转变,都有益于作为担保性质行政法的观念的确立与制度建设的实现。担保性质行政法对行政法学范畴的创新在于:私权自由与行政权有限性、行政的双方意思性与单方意志性并存、行政权与私权关系的重新定位、指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的路径。担保性质行政法与民法作为方法论意义最为重要的关系在于将行政法与民法置于统一法律关系中同构,使双方有了直接对话的机制。     

论行政合同之功能与救济

行政合同兼有行政性与合意性的特征,其拓展了行政管理手段,有利于更好地实现行政目的及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具有控制行政权力、减少和避免行政纠纷的功能.因此,行政合同既要适用行政法,又要适用民法.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对行政合同适用不同的救济方式.在我国,行政诉讼救济途径是行政合同救济的必由之路.     

论行政契约中行政主体之给付不能

在具体行政契约制度中,行政主体的给付不能之类型不应完全仿民法之立法例,而应根据行政主体之特殊性,结合依法行政原则,将其给付不能区分为法律不能与事实不能两大类型。就法律后果而言,因行政主体在行政契约中的优越地位,故应使其负担更多的契约风险,以平衡行政契约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政府特许经营合同法律性质新探

政府特许经营合同是政府与私人投资者间就市政公用行业或基础设施领域中某个项目的建设、经营、移交而签订的协议。它的法律性质在学界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主要有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之争。由于政府特许经营合同兼具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特征,不能将其归类为单纯的行政合同或民事合同。它体现的法律关系更符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因此是经济法意义上的合同。     

行政合同救济的反思与重构

随着现代行政管理的发展,行政合同在国家行政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尽管行政合同在行政法中的地位仍有争议,但在行政实践中已有大量行政合同的存在。行政合同的大量运用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纠纷,而救济渠道不畅,制约了行政合同法治化的进程。本文从行政合同的行政可诉性入手,对行政合同救济的范围、救济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根据行政合同纠纷的特点,结合当前的司法救济制度对行政合同救济制度进行了构建,以期促进我国行政合同救济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论行政法的自由意志理念——法律下的行政自由裁量、参与及合意

私法中的契约自由以自由意志为核心 ,它蕴含着对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的尊重。现代行政法同样也应服膺于这种尊重人的理念 ,因而契约自由精神完全可以在行政法中得到延展。就行政主体而言 ,自由意志体现在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及其限制上 ;对行政相对人来说 ,其自由意志主要表现为行政参与的自由 ;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自由意志的存在以及双方的互动与沟通 ,使行政过程中的合意得以形成。我们提倡通过合意来处理行政事务、解决行政纷争 ,但也应合理地界定行政合意的边界     

论违约行使土地使用权的法律后果——以私法规范在行政管理中的应用为视角

按规定用途、规划条件及动工期限利用土地，并非根源于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私法义务，而实质上是土地使用权人所负公法义务进入私法领域后的一种变脸。因此，不能纯粹以私法思维解释违约行使土地使用权的法律后果。当土地使用者违约行使权利时，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应责令限期改正，并视违约或违法情况，采取必要的行政强制措施，并可施以罚款。如果穷尽适当的行政强制措施或行政处罚仍不能制止违法用地行为，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私法方式解除出让合同，终止土地使用权，并要求土地使用者支付惩罚性违约金或赔偿金。     

公用事业民营化探讨——基于公法学的思考

公用事业的民营化已经成为公共行政领域的一个新浪潮。在我国,公用事业的民营化具有合宪性和行政法上的理论基础,但同时宪法的规定和行政法的原理也为公用事业民营化设定了界限。现行的公用事业民营化主要采用签订特许经营协议的方式来完成,这种特许经营协议属于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来救济。     

行政合同纠纷几个法律问题探讨

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合同目的是否具有公益性、合同内容是否受公法调整。非行政合同当事人由于不具有实体上的请求权,与行政主体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无权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合同起诉期限应当借鉴民事合同诉讼时效的规定,区分有效和无效行政合同,采取不同的起诉期限计算方法。行政合同违约赔偿,是一种行政赔偿,在赔偿范围上应以原告实际经济损失为限。     

Contractual Discretion and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A Unified Analysis

While judicial control of discretionary power is at the centre of administrative law, it is a topic which has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in contract. By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evant case law in administrative law judicial review and in contract, the paper seeks to show how review in both contexts has converged upon a single core technique of control through decisional standards. The paper further argues that the consequent identity of method in public and private law review of discretion does not in itself weaken basic public/private law distinctions. While the territories of legislation and contract may overlap, they present basic differences as contexts for the exercise of judicial control of discretion, and these differences of context may weigh more heavily than identity of approach in determining the outcomes of litigation. 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