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议机构在社区自治建设中的职能比较研究

社区自治建设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落脚点[1].社区自治建设在我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其规模从小到大、其规范化程度从低到高的发展历程,社区自治建设在我国仍处于探索和发展时期.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社区建设也开始出现了城乡社区建设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论行政合同之功能与救济

行政合同兼有行政性与合意性的特征,其拓展了行政管理手段,有利于更好地实现行政目的及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具有控制行政权力、减少和避免行政纠纷的功能.因此,行政合同既要适用行政法,又要适用民法.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对行政合同适用不同的救济方式.在我国,行政诉讼救济途径是行政合同救济的必由之路.     

传导、主导与领导:行政主导体制的三个面向——以澳门特区为对象简

行政主导体制是基本法对特区政治制度的高度概括，特区政治制度实际由政治体制与行政体制两个层面构成，而每一层面又可再划分为不同方面。行政主导体制在这些不同方面具有不同作用与功能。在“一国两制”的宪政体制框架下，行政主导体制存在传导、主导与领导三个面向。     

论行政法法源的功能与适用简

行政法法源具有分散性和复杂性的特征.行政法法源的功能在于为行政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和为法官“找法”设定路径.行政法法源具有不同的效力等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和新法优于旧法是区分行政法法源效力等级的一般原则.行政法法源的适用遵循效力优先和适用优先双重原则,这两个原则具有不同的作用方式、作用环节和前提条件.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理念更新与制度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问责主体单一、问责方式缺乏科学性、问责程序缺乏规范性以及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要全面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在问责主体上需要规范同体问责，强化异体问责；在问责方式上要注重问责的实际效果，科学确定问责事由；在问责程序上需要进一步规范问责过程，保障程序公正；在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方面应实行严格的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防止“带病复出”。     

论非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

以宪法文本是否加以列举作为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的区分标准不利于宪法权利保护功能的实现,非基本权利与基本权利的二元划分未能准确揭示权利发展的动态过程。基于宪法权利保护的一体化原则,非基本权利亦应得到宪法的有效保护,宪法对非基本权利的保护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非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应当遵循最大限度保护原则和及时性原则,宪法解释和宪法修改是非基本权利宪法保护的可行途径。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在制度建构、体制革新与机制健全三个层面上展开。制度建构层面需要从单一的政府问责扩展到党政一体化问责,从制度要素建设转向制度体系建设以及加强行政问责的组织机构建设;体制革新层面需要强化各级人大的问责主体地位,在问责客体上排除对普通公务员的问责,在问责内容上将政府"绩效"纳入问责范围以及建立规范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机制健全层面则需要确立划分官员责任的合理准则,拓宽行政问责的信息来源渠道以及实现行政问责程序与司法追究程序的有效衔接。     

论政府信息公开中的行政不作为及其规制

政府信息公开中的行政不作为可以分为依职权公开中的不作为与依申请公开中的不作为两种类型。信息公开中的行政不作为既有一般行政不作为的共有特征,又有其独有的特点。信息公开中的行政不作为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对其规制需要从立法、行政与司法三个层面分别采取相应的措施。     

论城乡社区建设中的硬法、软法综合规制

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看,我国城乡社区建设的规制依据既有硬法也有软法。城乡社区建设领域的硬法和软法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功能,其中硬法规制主要体现为政府规制,而软法规制则体现为自我规制。从规制的实际效果来看,硬法规制和软法规制各有长短,要提升规制效果从而更好地促进城乡社区建设,需要把硬法规制和软法规制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综合规制的模式。     

论公权力的边界

公权力的边界包括权力与权力的边界及权力与权利的边界两种情形.确定公权力边界的前提是明确每一类公权力及与其相邻的权力及权利的具体内容,在此基础上根据权力与权利的不同属性来确定公权力的边界.公权力越界是一种客观现象,这种越界行为的产生既有公权力内在的原因,也有公权力以外的原因.遏制公权力越界需要建立分权与制衡的权力运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