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提高群体性事件应对能力之研讨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受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影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特别是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多发态势。努力提高新形势下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和水平,是各级党委、政府及政法机关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各级党委、政府及政法公安机关要准确判断新刑势下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情况和新特点,着力提高群体性事件的应对能力,努力减少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做出贡献。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党建视角分析范式初探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定位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成长涉及的领域广泛,其中社会稳定是全局性、长期性、基础性的重要内容。由于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转轨、政治转型以及社会变迁给我们带来了诸多不可回避的矛盾和问题,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化。群体性事件俨然成为国家治理成长的一个严重制约因素。当前我国对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多为社会学、公安学、管理学甚至经济学等学科视角,而缺乏从党建视角的分析。从党建视角出发,透过群体性事件现象,抓住群体性事件是党群关系恶化的极端表现这一本质,分析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预防和治理途径,并努力将这种分析视角形成一种能够分析较大一部分群体性事件的既定分析范式,从而对遏制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态势起到一定参考借鉴意义。     

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分析及其化解——基于社会运行机制的分析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突出问题。在社会运行机制的分析视角下,通过分析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和比较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发展运行机制可以看出,我国现代社会运行遵循的是单纯依靠经济发展作为社会控制力的唯一支撑的社会运行机制,这种社会运行机制所导致的我国社会结构性压力加重和社会控制力低下,是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根本原因。实现社会制度公正性、重建社会信仰体系和实行社会发展优先战略,是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措施。     

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群体性事件的法社会学思考

群体性事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集群越轨行为。它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和各种利益冲突的集中体现。对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控制,要坚持社会公正原则,协调利益关系;建立社会安全阀系统和社会预警机制;依法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     

社会变迁中的我国群体性事件状况与国家治理研究

随着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增加,群体性事件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日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客观描述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现状、趋势和特征,并从社会变迁的视角,研究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以及企业改制等变迁因素相伴生的新型劳资冲突、征地拆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代城市管理、环境污染等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与群体性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从强组织与弱机制,政府角色定位"中立性",利益诉求的复杂化与对策的准确性,以及"堵"和"疏"所带来的群体行为外显方式的差异等,剖析国家治理方式与效果,建议将群体性行为或社会运动纳入制度化轨道,疏通群体行为表达路径,辨析复杂利益诉求的真伪,增强解决社会冲突的针对性,构建长治久安并具张力的和谐社会。     

完善公民社会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可行途径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出现了数量增加和对抗性加剧等新的特征和趋势,表明了我国社会运行出现了相当程度的非均衡态势。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机理性原因在于群众和政府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群众和政府之间无法或不愿在体制内就各自的要求、诉愿、主张等进行"交换"。公民社会的结构地位使之能够促进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政治交换过程,从而减少体制外的群体性事件频发现象。因此应当积极培育和鼓励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发挥其"交换"功能。     

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与防治路径研究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面临着社会分层、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这个时期最容易引发社会冲突和激化社会矛盾,从而引发破坏性极强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的防治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管理的重点与难点。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和社会矛盾调处机制,推进和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加快社会尤其是政府的诚信建设,培养社会组织,是防治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路径。     

公民社会公共交易功能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机理研究

公民社会作为公民的自组织体系,在政治层面的公共交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能够促进公共交易平等、充分、合理地进行,这就是公民社会的公共交易功能.公民社会公共交易功能的有效发挥能够化解群体性事件,这是因为公民社会交易功能能够降低群体性事件数量、降低群体性事件对抗性、促进公权力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促进公民形成和谐的行为习惯以及通过调试价值分配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等原因.政府应引导公民社会有序发挥其公共交易功能,促进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和社会和谐.     

社会转型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趋势及原因分析

转型期农村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着力解决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近年来我国农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由乡村向城区延伸,参与主体更加广泛、规模更大,主要目的是为了经济利益以及对抗性逐渐增强的发展趋势.农村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难免之痛,转型期引发的利益失衡是其根本原因,基层政府控制职能的弱化是其直接原因,应对处理机制的不健全是其重要原因,而农民民主意识增强但法制意识淡薄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文化心理基础,因此,农村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仍然属于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概念考量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会热点问题的涌现,网络群体性事件在我国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然而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阻碍着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深入研究。文章在探讨网络群体性事件词语的褒贬性之后,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主体、客体、行为方式及政府的规制性方面加以考量,提出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概念是网民就具有不确定性的社会热点问题在网络环境中发表看法、交换意见、集聚思想并需要政府予以规制的事件。     

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特点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在取得明显进步和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亦日益突出,群体性突发事件呈阶段性多发的态势,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最突出的社会问题。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由某种共同的利益关系汇集在一起的群体以各种方式聚众反映共同愿望,以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从而获得共同利益的事件。群体性事件由于参与群众多,社会影响大,导致其行为容易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扰乱、影响、破坏社会治安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应予立即妥善处置。     

关于在强化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思考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利益矛盾冲突的外化表现,具有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预防出发把群体性事件化解在萌芽状态的社会价值意义远胜于处置的效果。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是针对政府及政府部门,因此从平衡社会心态、缓和公众关系、协调社会利益的角度出发创新社会管理,改革行政管理方式,调整行政运行机制,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强化对群体性事件的过...     

浅谈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特征、性质及处置方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在取得明显进步的同时,社会矛盾亦日益突出,由此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越来越多。这种影响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群体性事件不仅是现阶段,而且也是今后一个时期     

基于群体性事件的公安工作前置研究

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关乎政府和公安机关的形象,体现了他们的社会治理能力。我国群体性事件发展态势和中央倡导的依法治国理念,对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提出了新要求,公安工作前置便是实现这一要求的有效手段。公安机关根据群体性事件发生、演变的规律,充分利用高新技术,不断创新服务方式,通过社区服务前置、建立网络派出所、提供全天候、无差别服务、以及辖区单位建立治安联控网络等措施,就能较好地将公安工作前置付诸实践,减少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适时化解相关方面的矛盾,降低事件发生或恶化的概率。     

微博环境中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及应对策略

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借助网络进行信息传播、组织和动员,网络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突出社会问题。公安机关应当对此予以高度重视,正确认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尽快建立健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策略,切实提高政府预防和处置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同时要重视网络新媒体的发展趋势,关注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所产生的影响。     

浅论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

近年来,我国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阶段性多发态势,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要科学分析和理性看待此类群体性事件,深入分析其发生的经济、社会、道德等方面原因,准确把握其发展规律和固有的基本特性,采取积极应对措施,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     

应对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提高基层政权执政能力

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针对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显著增加。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群体性事件已由过去主要发生在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群体性事件(械斗),过渡为主要针对基层政府和组织的群体性事件。后者已成为影响区域社会政治稳定,制约区域社会改革和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正确认识,预防和处置农村基层的     

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研究

当前,我国重大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多发,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总体上看,这是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能否积极预防、妥善处置好群体性事件,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重大考验。要做到对群体性的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必须做好以下工作：建立健全思想引导机制,加强完善情报信息工作体系,建立完善教育和疏导系统,建立完善依法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有关法律法规等等。     

“能力—风险”视阈下民族群体性事件治理

作为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政府既是国家实现善治的有力推手,也是包括民族群体性事件在内的各类群体事件的重要根源。从政府根源来看,民族群体性事件可分为诱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和原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两大类。相应地,其预防和治理路径也有两种选择:一是官员能力治理,即通过提升政府官员的"认知—优先处置—动员"能力,以减少诱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二是社会风险治理,即通过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政策—结构—制度—价值"风险追问,推动相应环节的调整、优化、变革与重塑,来降低原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未来,只有从以往相对偏重于政府官员能力治理向两种治理并重的转变,才有望从根本上实现民族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防范和治理。     

关于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几个理论问题

从类型上看,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大致可分为集体性维权群体性事件、无利益相关群体性事件、因族际关系和宗教而成的群体性事件三种。从成因角度看,引发和造成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因素可从社会心理、利益矛盾、社会政策、政府行政等角度分析,其核心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张力平衡。关于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对策,本文从构建服务型政府,培育公民意识,建立健全预防和应急机制,实现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的合作治理等角度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