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八个刑法修正案与相关国际公约关系论

刑法修正案是目前我国刑法修正的唯一模式.晚近十余年通过的八个刑法修正案,不但对国内新的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做出了及时的反应,而且有效地回应了我国已缔结或者参加的相关国际公约.这种回应既是国内刑事立法与国际公约接轨的表现,也体现了中国刑法不断走向国际化的趋势,具有及时性、广泛性的特点,但也存在一些弊端.国际公约在我国今后的刑事立法活动中应占有重要的地位.     

贪污罪修改的法教义学反思

法教义学不仅具有解释法律规范的机能,而且其体系性的思考和精致的理论可以为立法提供指导和检视的作用,在刑事立法呈现逐步扩张趋势、刑法解释渐次转向实质化的背景之下,法教义学的批判和检视机能就显得更为珍贵。《刑法修正(九)》对贪污罪从构成要件、刑罚配置、刑罚裁量以及刑罚适用四个方面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力图完善贪污罪在以往的司法适用中所暴露的问题,此次修改虽然突出了刑事立法的问题意识,但由于其未运用刑法教义学理论作为立法指导,使得修正案条文规范的体系性和理论完备性大打折扣,出现了构成要件设置混乱、刑罚配置丧失预防作用、刑罚适用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等诸弊端。     

风险社会下传染病防治犯罪的理念辨析与边界划定

传染病防治犯罪的刑法治理同风险社会理论天然具有契合性,但近年来处于刑法立法相对消极化的状态。将我国社会系统的转型同刑法观的流变相结合进行研究,发现传染病防治犯罪既存在传统刑法观遗留的立法理念错位、类型化不足等缺陷,也存在风险刑法观下立法模式合理性存疑。因此,必须立足于复调式的社会结构,对传染病防治犯罪的立法理念、立法思维、立法模式等问题进行回应,同时划定其风险社会语境下的立法扩张边界。     

罚金刑执行难的原因与对策

罚金刑执行难是当前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其立法根源在于刑法总则所确定的罚金刑适用根据的单一性,刑法分则关于具体犯罪适用罚金刑规定的僵化性;其司法原因在于罚金刑的判决具有盲目性,罚金刑的执行主体不够具体.因此,从立法上讲,应完善刑法总则关于确定罚金数额根据的规定,改进刑法分则关于具体犯罪适用罚金刑的规定,同时增设罚金易科制度.就司法而言,应摒弃罚金刑适用的盲目性,并统一罚金刑的执行机构.     

毒品犯罪特别再犯条款研究

刑法第356条设置了针对毒品再犯从重处罚的规定,但该条款却一直为刑法理论界所诟病,在司法适用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不仅表现在对其性质问题、适用问题的争议较大,而且还存在难以实现重点打击、难以走出法律适用困境的立法缺陷。对此,应从排除对轻罪再犯从重处罚、排除数罪并罚条款适用和排除一般累犯条款适用等三个方面,实现对毒品犯罪特别再犯条款的立法完善。     

从刑法对法益的动态保护机能考量绑架罪的修正

作为立法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回应，《刑法修正案（七）》一改过去只强调入罪、强调提高法定刑的做法，而注意出罪和入罪、提高法定刑与降低法定刑相结合，对绑架罪进行了修正。从刑法对法益动态保护机能发挥的视角观察，绑架罪仍存在进一步完善余地，以此为基点，文章对如何刑事立法如何走出个罪，实现类型化的刑法保护进行了探讨。     

受贿罪若干新问题讨论——以《刑法修正案(九)》和“两高”司法解释为视角

基于当下"先治标后治本"的反腐败治理理念,为进一步推进反腐败治理体系的建设,《刑法修正案(九)》和2016年4月18日"两高"的司法解释,对贪污、贿赂犯罪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修正,有力地回应了反腐败犯罪的现实需求。就立法设计的动因而言,受贿罪乃是立法修订的核心,就制度运行的实效而言,对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及其刑罚配置的修正,廓清了立法适用的逻辑路径。但在受贿罪的犯罪对象范围、受贿的罪与非罪的独立界定、受贿罪量刑的定量标准、酌定情节司法裁量模式等方面仍需深化研究。     

我国知识产权刑事政策初探

在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上我国采取"适应全球化挑战而被动回应型立法政策",这种"被动性"已成为问题.某些知识产权刑事司法解释存在逾越司法权或缺乏法理和实证基础或缺乏严肃性等问题.知识产权刑事政策的调整应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密法网,强化司法保护,重视对被害人的赔偿.     

刑罚轻缓化本体研究

刑罚轻缓化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其含义、价值及理论根据。刑罚轻缓化的含义是指在刑事立法上建立轻刑化的刑罚结构,刑事司法上尽可能适用轻刑和非刑罚处理措施的刑罚改革趋势。刑罚轻缓化有利于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有利于实现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获得较大的刑法效益以及有利于犯罪人的改造和再社会化,达到惩罚和预防犯罪的双重目的。其理论根据包括刑罚的人道性、谦抑性和有限性。     

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立法与司法价值研究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在司法中适用混乱、标准失衡,因而有些学者主张不适用13条但书.但是,不加以适用则必将牺牲许多个案的正义.但书不仅具有立法上的价值,而且在司法中应采取积极态度,当一般正义与个案正义相冲突时,司法应优先保护个案正义,根据但书的规定对具体立法加以救济,使存在特殊事由或理由的行为免遭其泱.     

完善我国假释制度立法的若干思考

对罪犯适用假释是刑法轻缓化、行刑社会化的必然要求,假释制度的完善对于刑罚改革也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在1997年刑法典的基础上对假释的对象条件、实质性条件、限制性条件、假释犯的监督管理等方面作了补充和修改,这对于完善假释制度具有重大意义。但是我国的假释制度立法在适用条件、适用对象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基于进一步发挥假释制度的功能和刑罚目的之考量,我国的假释制度有必要在立法上进一步地加以完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事政策分析

以刑事政策的观点考察,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初衷有着堵截犯罪构成、便宜诉讼、人权保障底线等浓烈的功利性色彩。刑法修正案（七）,将其法定最高刑由5年提高到10年,体现了刑事政策对刑法修正的指导作用,但还没有完全解决该罪名在司法适用中所产生的问题。建立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是适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应然选择。     

新刑法施行后土地附属刑法的效力与适用问题探讨

土地附属刑法亦称非刑事法律中的土地刑法规定,它是对刑法典的有益补充,是我国刑事立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刑法已经开始生效施行,无疑,这对于打击土地犯罪具有里程碑的作用,但新刑法未就原土地附属刑法的效力适用问题作明确的规定,而土地附属刑法中有关刑事责任的某些规定与新刑法的规定并不完全相同,使用起来有所不便。很显然,这一状况对新刑法与土地附属刑法的执行是极为不利的。为了避免、消除实际上的混乱,本文拟就其适用及其效力问题作些探究。     

论中国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兼论新《刑法》第18条的完善

原因自由行为是德日刑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我国传统刑法学中没有这一概念,但相同的问题也存在于我国刑法中。应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对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作出全面科学的规定。我国刑法关于原因自由行为应采取总则立法模式。建议删除刑法第18条第四款,设专条予以规定     

中国海盗犯罪的刑法适用

根据国际刑法 ,海盗罪指发生在公海上对船舶和飞机及其所载人员、财物实施非法暴力、扣留或掠夺的行为 ,其犯罪构成相当复杂。由于中国刑法目前尚未设立该罪名 ,在刑法适用上困难重重。本文阐述了国际刑法适用基本规则和国际海盗罪主要构成特征 ,分析了中国制裁海盗犯罪适用国际国内刑法的基本特点和突出问题 ,并就中国海盗犯罪立法问题略抒所见。     

经济刑法之兜底条款应由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经济刑法之兜底条款所涵摄行为类型的解释需要从法权意义上明确解释主体是什么。由两高以司法解释方式破解经济刑法之兜底条款的"概念暗箱",这不仅是实现体系正义、避免行政干预和强化立法监督的需要,而且是由兜底条款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兜底条款的明确性、开放性、体系性与有限性决定,经济刑法之兜底条款属于刑法上授权性立法。两高在司法解释中应当确保兜底条款所涵摄类型与先例之间具有同质性,从比例原则出发判断其是否具有处罚的必要性,并不得再采取兜底条款。     

刑法过度前置化批判及其纠正

刑事立法前置对预防法益侵害而言确有其必要性,但过度的前置却应受到批判与纠正。在立法、司法和社会层面,刑事立法的过度前置不仅无益于预防法益侵害,反而会降低刑罚效益和司法公信力,导致部门法之间关系失调。而刑法过度前置化现象的形成,则源于对刑罚预防功能的过度倚重,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错误践行,以及对社会公众安全焦虑的盲目回应。为防范刑法前置的过度化,应以均衡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及协调性原则为指导,对刑事立法修正作出合理规诫。     

试论我国刑法修正技术的改进

自1997年刑法修订到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对刑法典进行了8次修正,通过了1个单行刑法和7个刑法修正案,及时补充和修改了相关犯罪的规定。但在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技术上,还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因此,在今后的刑法修订中,有必要对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技术作一些改进。     

试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谈新《刑法》第17条第2款存在的问题

1997年新刑法把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范围从原来规定的5种犯罪扩大为8种犯罪,并对立法用语做出多方面的修改。但是,新刑法的规定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如规定所涉及的罪名是否还包括一些相关罪名;一些犯罪的加重情节包含该款规定的犯罪时,应如何处理等。最后,文章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为理论更新、法律解释、修改立法等。     

未成年人不构成毒品再犯之正当性分析

未成年人是否应当构成毒品再犯,在理论界、司法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毒品再犯是立法基于从严打击毒品犯罪的功利主义考量,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宽大处罚政策是我国刑法一贯的立场,在未成年人是否构成毒品再犯的问题上,其根本上反映的是未成年人保护理念与毒品犯罪"严打"政策的适用冲突。未成年人不构成毒品再犯具有正当性,这不仅仅是基于刑法体系性分析的结果,更是刑法回归人性的必然要求和刑法效益观引导下的现实主义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