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建设的现状与出路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期,法律文化也随之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变迁。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多元化的法律文化不断冲突与整合,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变,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尽管如此,变革后的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的差距仍很大,内隐法律文化严重滞后于外显法律文化。因此,要推进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实现,就必须不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强化法制教育和普法工作,树立公民法律信仰,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的。     

善于从党史新中国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学习历史,善于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治国理政。当前,领导干部学习历史,最重要的是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一部党史、新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守初心、担使命的奋斗史,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探索史、创业史。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不断从党发展壮大的历史、新中国砥砺奋进的历史中吸取精神营养、汲取执政智慧、激发奋进力量,是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修好的基础课,也是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长期任务。     

远猷选集

著者在该书《自序》中介绍：“2002年我70岁生日时，选编出版了第一本学术论文集《中国近代法律史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收文30篇，32万字）。本书是第2本文集，共67篇。内容含中国法律史、中国近代史两学科，主要围绕一个中心：近代中国的历史与法制。结构分四部分：问学篇，学术研究论文32篇；叩书篇，书序、书评、剧评14篇；逸趣篇，历史知识普及文章19篇；     

论法律史的“新”与“旧”——从材料、方法与理论方面考察

在法律史因逐渐远离前几十年的在法学中的核心关注地位而引起学界反思的当下,法律与文学这一法理学运动在进入中国法学研究领域后,却转向了借助文学材料分析中国历史问题。本文试图以苏力和黄宗智的研究为例,从史料范围、研究方法和法学/社会理论的运用三方面探讨＂新法律史＂的概念。     

知识转型背景下的中国法律史——从中国法学院的立场出发

就其学术范式而言,当今中国法学院中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教学,仍然是传统的史学风格占据着主流地位,而未能在知识体系中真正融入法学的主流传统.这种状况,致使中国法律史往往被视为是"虚学",在注重实务取向的法学院中日趋边缘化.造成这种窘境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近代以来频繁的法律断裂性变革及其带来的"知识断裂",使得中国法律史研究丧失现实运用的可能性;而在普通法传统中,却存在着弥合"时空距离感"并因而赋予本国法律史以现实意义的机制.欲求超越目前的困境,传统的说教并无太多助益.可能因应之道在于,在注重法律人思维方式培养这一方向下,加强三个具体实域的探索与开拓,最终促成中国法律史在法学院中的知识转型.     

浅论中国法制史研究对象的范围

中国法制史的研究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研究对象的范围的确定问题。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对象范围不应当仅仅局限在法律制度史领域内,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救灾制度等强制性规则体系的发展历史也应当纳入中国法制史的研究视野之内。此外,由于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学史存在一定的交叉,所以在研究中国法制史时,还有必...     

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价值观

中国现有的法律价值观是以中国传统法律价值观作为历史底蕴,资本主义法律价值观不断渗透,马克思主义法律价值观尚未完全内化为社会自觉意识的庞杂综合体。重构适合于时代要求的现代法律价值观,需要我们对传统法律价值观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解剖,批判地吸收和借鉴西方法律价值观中的合理成分,以全面确立马克思主义法律价值观的主导地位。     

中共党史的资政育人功能和作用

任何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都必须面对现实、研究现实、回答现实。但这同时也是说,它必须面对历史、研究历史、回答历史。恩格斯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中国共产党人也同样如此看待自己的历史。江泽民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     

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既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得以发展的前提,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够不断取得成功和胜利的条件。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必须坚定信念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与时俱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必须立足国情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与时俱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法律的社会史与法治

历史是无法切断的,作为一种治理模式的法治来说也是一样,法治的建构不可能凭空而为.研究法律史途径有三:法律的制度史、法律的思想史、法律的社会史.法治可从价值、规范与社会三个方面来解释,其中的社会解释在淡化法治的价值与规范的同时,必然指向对法律的社会史研究.其中,客观与开放的态度是我们所欠缺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律的社会史...     

自然法的困境

自然法具有悠久的历史,其本质是被用来为某种既有的或者期望中的社会、经济和法律体系提供道德上的支撑,它对人们的政治和法律意识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自然法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所以一直以来,对自然法的表述众说纷纭,在这种不断思考、总结与实践中,人们对它的理解正不断进步和深化.然而,直到现在,自然法在理论上仍有很多难题没有解决.     

“中国法哲学”及其法治思维的形成

为平息在中国有没有“中国法哲学”的争辩,结束当今“西方法哲学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尴尬局面,中国法哲学需要展开对中国法治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中国法哲学是中国人独特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是对欧美“法治和平演变论”和中国“法治捍卫江山论”的理论超越;我们不仅要借鉴西方分析性文化对形式逻辑的重视以及实证主义思维的缜密,也要继承中国整体性文化的优势及其对方法的整合功能;既要把传统中国的和谐道德继承下来,也要吸取西方法哲学关于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中国法哲学的目标不在于有些学者所主张的西方化或中国化,因为这两种思想倾向都难以成就为中国法治建设服务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我们需要在历史时空中,立足全球视野,寻找确定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路径,从而避免过度西方化或中国化的可能性误导.     

百年中的中国民法华丽转身与曲折发展——中国民法一百年历史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民法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史,其中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和民国民法典在中华法系民法的基础上实现了一个华丽转身,走向了继受欧陆民法的不归路,适应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需要,实现了中国民法的现代化。1949年以来,当代中国民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终于迎来了21世纪民法的繁荣和发展。总结经验教训,21世纪的中国民法应当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创造中国民法的辉煌,造福于21世纪的中国人民。     

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实施推进我国反商业贿赂法治

在经济全球化与网络国际化迅猛发展的21世纪,控制商业贿赂必须采取综合性的法治措施。我国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我国推进反腐败领域的国际法治的积极行动,也是我国推进反商业贿赂领域法治的重要措施。作为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国家,按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采取综合性的措施推进我国反商业贿赂的法治,不仅是我国履行公约义务开展反商业贿赂的责任,也是高效而有力地预防和打击商业贿赂的必然要求。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实施开展我国反商业贿赂法治建设,将有力促进反商业贿赂领域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     

立足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中国在引进和借鉴西方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实现了重要的历史转型,但是由于受到传统法律思想观念和建国后左倾思潮的影响,在法治理念中存在一定问题与偏差,从而制约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发展;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立足于中国国情,是科学的、先进的理念。     

论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统一性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看，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具有一致性。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具有历史合理性、形式合法性、实质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党的执政权是一种国家权力，凡是国家权力都必须在法治轨道中运行；依法执政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路径；依纪依规治党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涵。     

西方犯罪论中的折衷主义及其与刑法现代价值的契合

折衷主义是西方刑法理论发达史上的一个学术流派，它相比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更能体现刑法理论的科学性；折衷主义观点本身与中国的刑法理论在价值取向上有很多契合之处，二者实际上是有一个动态的整合过程问题，而整合的素材恰恰是客观主义、主观主义在论战过程中各自的利弊呈现，整合的标准则是现代中国社会的法律现实和刑法科争陛的需求。     

中国行政法的传统之根与未来之路

作为一种法律制度,中国行政法的历史同中国的法律发展史一样源远流长。其中浸透的人文精神与文化理念一直影响到今天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方向。中国行政法是生长于中国的行政法,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有待于了解国情的中国人的努力。只有当我们超越了机械的法律移植阶段,构建起独具中国特色的行政法律体系,才能在与世界的交流中挺直腰杆。只有把握传统文化之根,才能开辟未来可行之路。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寻求行政法的可行之路,是行政法学者应当承担的使命。     

契合与悖反：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之比较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在物质条件、社会秩序结构、法律文化本位、法的人性基础以及对法本身的认识等方面存在着悖反与冲突，而在刑罚的谦抑性、对权力的限制以及人权保障等方面又有相契合之处，但冲突与悖反是二者关系的主要方面。应当在现代法治理念指引下，积极探索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现代化路径，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换，以适应中国现实制度建设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