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导语

<正>本期组建的"公共政策研究新视角"专栏,收录了本人的《政策实施研究模型的重构与再造:对综合模型的再综合》与李文钊老师的《叙事式政策框架:探究政策过程中的叙事效应》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的共同特点是为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型。虽然这两篇文章的侧重点存在差异,前一篇侧重于政策实施模型的综合开发,后一篇聚焦于政策过程中的叙事方法的解读。但是,这两篇文章都提出了政策研究的理论解释模型的构造,这一点对探     

叙事式政策框架:探究政策过程中的叙事效应

叙事式政策框架主要是由马克·麦克贝斯、迈克尔·琼斯和伊丽莎白·沙纳汉三位学者创立,他们为回应萨巴蒂尔对后现代公共政策分析的批评,将后现代公共政策分析的视角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试图提出一个主要讨论叙事在政策过程中作用的理论框架,进一步推动后现代政策分析学者与政策过程理论者对话,推进政策过程理论的发展。其理论来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叙事视角,另一类是政策过程理论中的倡导联盟框架。其哲学基础是解释主义,在本体论方面坚持主观本体论,同时在认识论上坚持客观主义。政策叙事是其核心概念,对政策叙事的测量包含形式和内容两个层面,微观、中观与宏观构成了分析的三个层次。在微观层面,叙事式政策框架研究叙事对个人信念和行为的影响;在中观层面,叙事式政策框架研究叙事对联盟的形成及其策略的影响,以及它对政策信念、公众意见的影响;在宏观层面,叙事式政策框架研究文化和制度式政策叙事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公众参与、专业知识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模式——探寻政府绩效评估模式的一个分析框架

政府绩效评价,本质上是对公共政策实施过程和效果的评价,是公共政策完整逻辑过程的一个环节;因此,关于公共政策分析的框架以及与此相关的知识论视角,同样可以适用于对政府绩效评价模式的分析。绩效评价有两个模型,即公众参与模型和技术理性模型。由于在公共行政过程中专家和大众具有不同的知识和政策评价标准,因此不论是公众参与模式的绩效评估模式还是技术理性模式,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而将公众和技术理性结合起来的复合型政府绩效评价模式,可以兼顾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技术理性,实现绩效评价实践对公共政策民主化和理性化的政策学习功能。     

政策实施研究模型的重构与再造：对综合模型的再综合北大核心CSSCI

第一代自上而下范式的政策实施研究与第二代自下而上范式的政策实施研究能否进行综合以及如何综合仍然是极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学术命题。在对已有的政策实施研究综合模型进行批评性讨论的基础上,重新构造了一个多重系统动态政策实施模型。政策实施的多重系统动态模型事实上包含了已有各个主要政策综合模型的基本特征,即不仅涵盖了各个已有综合模型所隐含的系统性,而且也突出了政策实施过程中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性。论文提出的综合的分析性政策实施模型的优点是将各种影响政策实施的因素变量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具体化、类型化与结构化,在该结构化关系图景中,可以更清晰地辨别出各种类型的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逻辑次序以及对最终政策实施效果的作用路径。     

政策实施研究模型的重构与再造:对综合模型的再综合

第一代自上而下范式的政策实施研究与第二代自下而上范式的政策实施研究能否进行综合以及如何综合仍然是极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学术命题。在对已有的政策实施研究综合模型进行批评性讨论的基础上,重新构造了一个多重系统动态政策实施模型。政策实施的多重系统动态模型事实上包含了已有各个主要政策综合模型的基本特征,即不仅涵盖了各个已有综合模型所隐含的系统性,而且也突出了政策实施过程中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性。论文提出的综合的分析性政策实施模型的优点是将各种影响政策实施的因素变量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具体化、类型化与结构化,在该结构化关系图景中,可以更清晰地辨别出各种类型的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逻辑次序以及对最终政策实施效果的作用路径。     

找回时间:一项新的公共政策研究议程

公共政策是一个时间现象,几乎所有的政策研究文献都会关注到时间及其重要性。时间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迄今为止的研究大致从语境、现象、结构、资源四个角度来认知时间,探讨了时间发生学与时间影响力两大主题,由此形成了一定的知识谱系。但总体来说,这一知识谱系是不完整的、碎片化的,至今尚未形成关于时间与公共政策的一般性理论分析框架。论文把时间当成公共政策的内生变量,提出要把时间重新带回到公共政策理论研究的中心,并从时间观念、时间规则和时间策略三个维度建立了一个概念性的框架。该分析框架虽然是初步的,但为研究时间与公共政策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过程模型视角下的"驮队改革奋斗史"

本文通过运用公共政策分析中的过程模型,从问题的确定、议程设置、政策形成、政策执行、政策合法化和政策评估六个方面对驮队改革奋斗史这一案例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高风险社会中的公共政策

我国已经进入了高风险社会,这给现行的公共政策体系带来了直接的挑战,它扩展了公共政策的传统边界,转换了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模式,改变了公共政策的评价标准.为应对这一挑战,现行的公共政策体系需要做出积极改变.应将私人领域的风险政策纳入公共政策的框架,尊重网络民意在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合法地位,以政策的可接受性为其好坏的评价标准.     

法理学与比较法学——法学的基石——兼评《法理学与比较法学论集》

<正> 艰难拔涉 走出误区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两厚册专著,是一部著作的上下卷。它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宗灵教授自选论文74篇,还有1篇沈先生的自序。沈宗灵教授自选的论文绝大部分发表于1978～1998年间国内主要学术刊物和《北京大学学报》、《中外法学》,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还有一少部分是参加国内外学术研讨会的交流论文。第二部分是从学界参加庆祝沈宗灵教授执教五十周年——“沈宗灵学术思想暨中国法理学的改革与发展研讨会”上交流的论文中遴选出的20篇论文和1篇纪念文章。第三部分为沈宗灵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提供的6篇毕业时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全书约126万字。抚今追昔,中国法理学走过四     

管窥汉代家族法中的孝

孝是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核心内容,汉代统治者提倡以＂孝＂为本,＂以孝治天下＂,使得原本只是一种道德规范上升为国家法律和公共政策,＂孝道＂的推行逐渐形成了汉代独特的孝治文化。汉代的＂孝道＂贯穿于其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于家族法中的体现尤为明显和突出。本文主要依据《汉书》、《后汉书》等基本史料,以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汉代的孝与法律的融合过程、特点,汉代法制中的孝及其实施状况和后果作了一番综合考察。     

强化我国知识产权导向政策问题研究

知识产权制度是政府公共政策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功能在于维护知识权利秩序并保证实现知识进步效益目标.从政府政策视角,探讨我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过程中的“知识产权导向”问题,并将我国部分省市对《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强化知识产权导向”的政策理解和细化措施进行比较分析,提出: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总政策的指导下,应全面调整和完善地方各级知识产权政策,构建科学合理、强调知识产权导向作用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体系.     

国际商事仲裁公共政策司法界定的实践与发展

公共政策是《纽约公约》第5条规定的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之一。由于各国政治、法律和社会观念不同,公共政策的学理内涵仍有争议。公共政策的司法实践倾向于区分国内公共政策和国际公共政策,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公共政策通常是指后者。考察《纽约公约》实施50多年来在各国的实践,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例非常少,严格慎用成为各国司法实践的共识。界定公共政策内涵的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实践正在经历从主观说到客观说,从道德观念到法律原则的转变;适用公共政策的说理过程从无到有、从笼统到具体。     

法学硕士学位论文的创新：内涵及其方法

法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的功利性与速成性特点,给指导教师如何指导法学硕士生写作一篇创新性学位论文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创新性的主观评价行为模式决定了法学硕士学位论文创新性评价的三个影响因素：选题的新颖感、文章形式的美感与内在逻辑的顺畅感。这就是法学硕士学位论文的＂理斯＂（NIS）创新性模型。这一模型将有助于法学硕士学位论文的指导与写作。     

乡村振兴中政策营销何以有效:基于框架效应的调查实验研究北大核心

在乡村振兴中广泛开展政策营销,对于落实好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至关重要。但面对异质性显著的政策受众,政策营销何以有效?论文不同于既有研究拘囿于程序和结构层面的策略设计,而是通过嵌入“心理学+”思维进行微观行为分析,这能够为完善政策营销策略提供新的思路。基于框架效应理论,选取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政策作为实验情境。通过在虞镇实施调查实验,探讨政策框架和社会规范在政策营销中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政策框架对提升村民政策遵从意愿有显著影响,且得益框架比损失框架的政策营销效果更好;社会规范在政策营销中具有调节作用,且相比于命令性规范,描述性规范能进一步强化政策框架的影响。因此,乡村振兴中的政策营销策略应是获得感优先的政策框架和注重他人影响的社会规范的紧密结合。这一结论对于提升政策营销有效性、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国内外对公共政策评估的研究综述

政府在进行国家管理活动时会利用政策来调整、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公共政策的实施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后果。有了政策就必然要对政策进行评估。政策制定者只有通过科学的政策评估活动,才能够准确判断某一项公共政策本身的价值,从而决定政策的延续,革新和终结。因此公共政策评估对国家的管理活动非常重要,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对公共政策评估的研究,希望能对以后的公共政策的评估工作有所帮助。     

关于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综述

政府作为权威性的社会公共权利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手段和方式是公共政策,如何有效的执行政策,使其作为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的杠杆作用得以成功的发挥,这不仅是发达国家政府都在探索的问题,更是像我国这种处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国家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本文通过对政策执行的研究缘起,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和解决政策执行阻滞问题的方法进行了整理和总结,希望能对该问题研究起到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好”政策的执行效果也好吗?——基于容错纠错政策的实证检验

容错纠错是鼓励干部担当、激励干部创新的重要政策设计。那么,"好"政策是否意味着执行效果也好呢?论文通过构建政策效果、政策质量和政策执行力三者间因果联系的理想分析框架,借助PMC指数模型对10项容错纠错政策样本质量进行评估,结合政策效果分析,尝试确定该政策在理想分析框架下的类型归属。研究发现,容错纠错政策整体质量较高,呈现出国家级—省市级—新区级"依次递增"的特征,兼具趋同性与趋异性;容错纠错政策属于理想状态下质量较高但执行效果一般、执行力较弱的政策。可见,容错纠错政策效果并非唯一取决于政策质量,而是受到政策质量和政策执行力的共同影响。该发现印证了完全理性模式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局限性,政策制定者应基于有限理性模式进行决策。研究丰富了公共政策理论,为容错纠错政策改进提供了具体的依据和方向。     

论政府利益与我国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偏离

当前我国公共政策过程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公共政策偏离公共性的问题,并有两个方面的突出表现。作为政策制定主体—中央政府以及政策执行主体—地方政府的利益是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构建有效的公共政策机制则是公共政策公共性的重要保证。     

隐藏在行政解释背后的政策裁量:概念、定位与功能

现有研究承认公共政策介入行政执法和司法职能的事实,但鲜少有研究关注公共政策在法律解释中的功能。“吐槽医院被拘案”为讨论政策裁量在行政解释中的功能角色提供了契机。学理研究显示,行政与政策之间的相似性与现代行政国家的行政效率诉求促使行政机关实施政策裁量。我国的行政解释过程背后蕴涵着复杂的利益纠纷,为政策裁量提供了合适的研究论域。政策裁量的实质是在行政解释过程中进行利益衡量,以便于解决行政解释过程中的各类争端,同时引导行政解释结果适应社会发展方向。政策裁量内容对于行政解释结论具有正反双重影响。     

试析公共政策执行链上的政策传递过程

本文从公共政策执行的本义出发,提出公共政策执行链的概念,并应用这一结构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策传递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