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行政程序法》中的裁量基准制度——作为程序性正当性保障装置的内在构成

如何控制行政裁量,进而如何保障行政程序的正当性是立法和司法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通过介绍日本《行政程序法》中有关裁量基准制度在内容和过程方面的设置思路、表述方式、相关解释及其形成过程中学界和行政实务界的有关主张,为中国行政程序法制建设提供一个借鉴角度。     

论行政裁量的情节与适用

行政裁量涉及各种不同利益的博弈、协调和权衡,其实质是一个利益衡量的过程。作为裁量个案所涉各类利益的最直观表现,行政裁量中的情节对裁量最终处理决定具有直接的影响和作用,构成了行政裁量中利益衡量的事实基础。为了规范和指导行政主体的行政裁量行为,实现裁量实体内容的"均衡合理"与个案的实质正义,必须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对影响利益衡量的各种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进行充分的考虑和客观评判,并最终构建一套原则、规则与基准相得益彰、实现定量评价与定性权衡相结合的完善的情节适用模式。     

行政裁量基准的兴起与现实课题

行政裁量基准通过对基层行政执法经验的提炼、细化与量化等控制技术的运用,能够为行政机关具体的裁量活动提供相对统一的行动标准,对行政裁量权的膨胀与滥用具有积极的遏制功效。行政裁量基准的兴起契合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现实情境,彰显了行政规则之治的发展趋势。但为有效克服裁量基准制度可能的负面效应,应当妥善划分不同层级行政机关裁量基准的制定权限,赋予裁量基准更为灵活的拘束力,并倡导行政系统上下互动与行政相对人适度参与的模式,从而提升行政自我拘束模式在裁量控制中的地位与作用。     

行政决策的裁量性质及规制动因

为应对社会变迁中的治理困境,行政机关的决策活动越来越多地被赋予了广阔的裁量空间,形成裁量目的手段式的规制技术有别于传统行政裁量的要件效果模式,同时,行政决策与传统行政活动在功能任务类型、合法化逻辑、公共利益客观性等方面的差异也决定了两者迥异的裁量属性.但行政决策中形成裁量的法律规制要区别于传统的行政裁量,重点在于克服民主正当性缺失、实现利益衡量的公正、纠正系统性偏见以及裁量基准的创新.     

行政裁量的内在构造

认清行政裁量的内在构造是认知并统制行政裁量的前提。从法的规范构造论和适用过程论来看,无论是法律要件之中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和对案件事实的评价,还是法律效果中决定的作出和措施的选择等,均存在着裁量,其本质均包含着对法律要件的解释判断,只是在裁量的自由度上有所差别。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照应使得行政裁量成为一种可能,而规范与事实之间的不同使得行政裁量成为一种必要。行政裁量是行政主体在适用法律裁断个案时由于法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永恒张力而享有的由类推法律要件、补充法律要件进而确定法律效果的自由。     

行政规划裁量论

行政规划是给付行政下政府完成行政任务的重要手段之一，广泛的裁量权是其显著标志之一。以行政规划中的规划裁量为研究对象，从规划裁量的定义出发，通过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裁量进行比较，发掘规划裁量独具一格的特色及其成因，并最终确定其在传统裁量理论中的位置十分必要。     

论行政裁量的利益沟通方式

在现代社会，行政裁量涉及各种不同利益的博弈、协调和权衡，其实质是一个利益沟通的过程。为实现对行政裁量的法治化治理，有必要在行政正当原则的统领下，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参与、听证和公开的利益沟通方式，并构建新型的契约、磋商、和解、调解等实质性利益沟通方式。     

作为教义学概念的行政裁量——兼论行政裁量论的范式

行政裁量作为教义学概念,其发生、变迁与权力分立如影随形。从自由裁量行为到自由裁量再到受法律拘束的裁量,行政裁量观念的变迁对应着法秩序与法理念从法制到法治的变迁。所以,尽管行政裁量概念的主要功能场域在于行政诉讼,但其阐发与法治观乃至法律观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裁量论的基本范式是:以法律解释确定司法审查的边界与方式。这一范式反映了行政裁量概念的教义学特征。它虽不能完成行政裁量概念所能承载的所有任务,但对于其核心任务而言是必要的和充分的。为凝聚共识,我国行政裁量理论有必要回到法学的本原,明确行政裁量概念的工具性,并结合法治观、法律观对行政裁量的观念加以梳理和探究。     

行政裁量的运作与治理

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要求行政主体建立起新的与行政相对人交往的规则,行政裁量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重要的交往互动空间。行政裁量包括表象裁量、经验裁量与合理裁量等三个要素。通过对行政裁量运作过程以及实践的治理,祛除不必要的裁量,达到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正当交往与沟通,促进法律效果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行政裁量及其治理

行政裁量是行政法的核心概念。因此对于行政裁量及其治理进行研究可以为规范和正确运用行政权力提供理论性的保障,有利于推进行政法治化。本文着重分析了行政裁量存在的必要性以及行使行政裁量权过程中存在的弊端,最后结合当今现实提出了针对行政裁量的弊端进行治理的路径。     

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介入行政裁量权研究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是法治实践中的难题,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确立后,为检察权介入行政裁量权从而加强对其监控提供了契机,这是由公益的柔性化、行政与公益的复杂关系、公益诉讼中检察监督的深度、公益诉讼中诉权的广延性所决定的。目前检察机关可介入行政公益中的判断裁量权、选择裁量权、许可和处罚裁量权、行政处置裁量权、行政立法裁量权等。具体而言,检察机关可通过使行政裁量权得到规劝、使行政裁量权得到合理解释、使行政裁量权充实裁量依据、使行政裁量权得到合理建议、使行政裁量权得到拓展等路径介入。     

Bounded Discretion in EU Law: A Limited Judicial Paradigm in a Changing EU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inforcement of the EU executive pursuant to the post‐2008 economic and financial market regulatory reforms, this article deconstructs the prevailing distinction between an executive body's discretion to make policy choices and its discretion when conducting technical assessments. This distinction, which arises out of the current judicial paradigm for discretion, has contributed to the re‐allocation of executive authority within the EU (sanctioned in UK v Parliament and Council and Gauweiler v Deutscher Bundestag). The article traces the distinction's roots in legal conceptions that have shaped legal‐administrative thinking since the early days of the Etat de Droit or Rechstaat. It proposes a public‐interest‐regarding conception of discretion where, in an institutional context where courts’ reviewing role may be limited, discretion's relationship to law is a matter of how legal norms may operate in the spheres of discretion that they attribute to decision‐makers, rather than how courts may review an exercise of discretion.     

论中国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建立

我国《行政诉讼法》明文规定了“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并且对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和解也未作规定,然而实践中和解普遍存在。行政诉讼和解存在的有力依据为:现代公共行政已从权力中心走向服务中心和行政裁量权的广泛存在。和解是不同于判决和撤诉的一种独立的诉讼制度,与法治原则并不矛盾。它体现了当事人的主体性,并能够促使新的行政活动方式产生。在中国语境之下,未来《行政诉讼法》应建立和解而非调解制度才是最佳选择。     

论行政立法裁量中利益沟通的法治价值——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说起

亚里士多德法治观的精髓在于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必须是良法并且应当被普遍遵守。秉承此意,行政立法裁量中利益沟通的法治价值有二：一是利益沟通有助于行政立法裁量所立之法为良法;二是利益沟通有助于行政立法裁量所立之法获得普遍服从。     

审判中心视角下的行政诉讼制度构造

"以审判为中心"的政法政策同样适用于行政诉讼制度改革,它要求法院发挥自身司法能力和司法制度能力,有效地介入涉法行政争议之中,并藉此保护法益。在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是法律监督上的国家权力结构关系。法院优位于行政机关,法院作为独立裁判者指挥诉讼管理关系和裁判过程。以审判为中心的行政诉讼制度构造,应最大限度地发挥法院司法能力在解决行政争议上的优位角色,应完整地发挥行政诉讼法的制度能力,即发挥立法、司法解释、司法组织及指导性案例的制度功能。行政诉讼司法准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诉讼管辖、庭审制度等,是否体现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改革方向,主要看其是否有利于行政争议的实质解决和法益有效保护。"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政策和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为中心的行政诉讼制度,影响了法院的诉讼角色和功能。回归司法权和诉讼制度本质,宜在行政争议、行政行为和法益之间构造出一致性的诉讼结构关系;宜从组织和体制改革转向程序改革,发挥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在塑造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上的作用。     

公益行政诉讼及其在我国的构建

本文主张在本次修订《行政诉讼法》中引入公益行政诉讼制度,与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为宗旨的现行制度并行设置,划分为针对规范性行政规则和针对客观性行政决定两大类。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受到民事诉讼的极大影响,本文认为作为公法制度的行政诉讼需要独立的公法诉讼理论。参考大陆法系国家的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及其诉权理论,本文对行政公益诉讼及其嵌入式制度进行了分析。     

行政裁量基准的技术范式研究

"裁量基准运动"在实践中开展得如火如荼,理论研究也日渐深入,在防止裁量滥用、构建裁量治理模式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裁量基准能否在实践中真正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和效能,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其制定过程中能否合理地考量各种技术因素。因此,将客观的技术标准植入主观的裁量过程,对影响裁量基准制定的因素予以量化,规划研究它们对于合理估量裁量因素的正义层级,以求改进裁量基准制定技术、保证个案正义将大有裨益。     

行政裁量的本质论与运行论

行政裁量是现代行政任务和行政功能变化的产物,其目的在于追求个案的正当性,减少立法成本,促进行政效能。从本质上看,行政裁量是一种行政机关的单方意思表示,是行政机关对法律效果的自由选择行为,从而与作为判断权范畴的不确定性概念相区别。由于行政裁量所包含的“主观意志性”的非理性因素极容易导致行政裁量权被滥用,为此,现代国家设计了各种规则和制度将其纳入到一定的框架之中,以实现行政法治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