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政府信任

存在于公民中的社会资本力量,依赖于政府、公民或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积极合作的态度,是治理理论的合法性基础.作为政府信任的概念基石,信任不仅仅是一种人格特质、对未来行为的一种期望,具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它更是一种道德价值判断.虽然政府信任与信任在基本特征方面具有一致性,但是,由"人际信任"到"政府信任"显然不仅仅是文字上的转换那么简单,如粟说信任(人际信任)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政府信任本质上则是一个"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关系范畴,体现的是一种信任区间的变化,它存在于"完全不信任-低信任-较低信任-信任-较高信任-高信任-完全信任"的区间变化中.     

略论当下社会信任缺失与重构

针对社会信任缺失现状,从传统道德约束能力弱化、规范性制度不健全、人际信任感培育环境不足、社会关系网络断裂等角度分析了导致这一问题的深层原因,建议从强化社会公共组织建设、强化法律制度建设、强化社会公共监督保障、强化社会公共道德建设、强化教育育人功能、强化文化产品导向功能等途径实现我国社会信任重构.     

基层社会治理视角下社会信任重塑研究

社会信任是重要的社会资本,是凝聚基层社会共识的重要保障,是建立基层社会规范的基本要求,是化解基层社会风险的关键所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质量和效果都与社会信任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前,基层社会信任缺失导致以信任为纽带的社会有机体出现一系列问题,社会规范形成滞后、社会组织发展缓慢、公民参与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重塑社会信任,需要全方位地建立基层社会信任的制度基础、物质保障、文化共识,形成社会信任体系的良性互动,让社会有机体健康有序运转。     

从控制型政府管理到回应型政府治理——重塑民众政治信任差序格局的改革探索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高度关注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建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诚信的缺失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流失成为制约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瓶颈性问题。本文基于对《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1-2019)》(CSMR)的民调数据,揭示了受访民众对政府官员及办事人员信任程度不高的现象,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的主客观因素。结合北京市2019年推出的"接诉即办"改革,探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重构民众政治信任差序格局的优化路径与策略举措。新时代加快政府治理思维转变,不断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对于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意义重大而深远。     

法治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正精彩导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意味着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结构性转变。目前,我国公权力"越位"现象严重,政府对微观事务的干涉较多,抑制了市场和社会创造力的发挥。"软法之治"在转变政府职能、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一场围绕着政府、社会、市场从配置的结构性变化引发现实的功能性变化、至最终的主体性变化的国家实验正悄然开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已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政府信任关系:概念、现状与重构

政府信任关系作为公众对政府各构成要素、环节及结果的合理预期以及政府的回应 ,既有行政文化的特征 ,又具有伦理关系的实质。我国政府信任关系的现状是不容乐观的 ,需要自觉地通过政府信任关系的建构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政府信任关系的建构需要基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需要关注行政人员的道德状况 ,需要努力追求普遍的人际信任。     

我国社会协同治理的主体障碍及解决路径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问题日益繁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已成为共识。社会协同治理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人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协作共治与责任共担,以维护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是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基本趋势。然而,在我国,社会协同治理的实现还存在着来自政府机构、市场组织、社会力量以及公民参与等主体方面的障碍。因此,加快政府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大力培养社会组织、积极培育政社信任关系和建设主体间信息交流平台,成为我国实现社会协同治理的重要途径。     

数据赋权、网络协同、信任支撑：数字政府建设中政企合作的路径优化

数字政府建设为进一步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有效发挥企业作用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数据要素市场化驱动政府治理和企业参与发生新变革，政企合作成为数字政府建设的新议题，随之引发对权责错配、路径依赖和信任缺失等困境的新反思。依据行动者网络理论，数据要素有望成为新的“核心行动者”，在权责界定、网络协同及信任提升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逐步形成新的政企合作行动者网络。从行动者选择、网络化协同与合约化机制切入，依据角色定位分配任务，重塑政府与企业依赖关系，建立信任支撑的转译机制等，则是数据要素驱动下政企合作的新路径。     

着力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基于公共治理视域

政府公信力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与支柱,是地方政府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实现社会良性运行与社会和谐的重保障。而实践中依然存在地方政府以民为本行政理念缺乏、行政行为不规范、价值取向有时背离公共利益等现象,究其原因主是受历史文化因素及政府自身因素的影响。公共治理视域下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必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优化公共政策制定程序,提高政策可信度;规范地方政府治理行为,推进依法行政;引导社会组织合理发展,促进多元主体合作共治。     

政治信任起源：文化论与制度论的解释路径及其超越

政治信任起源的解释路径可分为文化解释论和制度解释论两类。前者认为政治信任植根于文化规范,涉及政治文化、社会资本、人际信任等社会文化环境;后者主要从理性选择假设出发,认为政治信任来自于对政治制度可信性的理性评估。两者关于信任起源的解释都存在方法论上的不足,文化主义存在着目的论和解释有限性的问题,而制度解释论存在工具理性的局限性,两者表现出来的方法论上的缺陷都可能成为探究政治信任起源的障碍。要理解政治信任是如何加强、减弱或巩固的,就必须在研究方法上将制度解释论与文化解释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政治信任问题的价值判断和制度判断的要素加以分解并进行量化验证,以此为基础提出政治信任变迁或者形成的可能路径。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背景、挑战与举措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顺应了时代潮流,符合人类社会治理方式发展规律,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面临着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社会组织发展滞后、公众参与意识不强和能力不足、共同体精神缺失等挑战。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须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共建共治共享等原则,加强政府治理能力、发展完善社会组织、提升公众参与意识、培育共同体精神。     

重塑基层政府信任的路径选择

政府是社会治理的主要主体,政府的决策、行为无不对社会治理成效产生重要影响,而政府决策的可行性,政府行为的有效性都是以政府信任为基础的,一旦政府信任受损,便会失去应有的权威性,出现政府信任危机,而公众会更多的接受负面消息,甚至与政府对立、对社会失去信心。因此,要提升社会信任,在当今这个社会治理的大背景下,首先应从政府建设入手,严格约束和规范政府行为,增强政府信任度,进而带动社会信任的提升。     

浅论风险社会中信任秩序的模式重构

转型期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信任资本缺失导致的社会冲突和信任感的普遍匮乏，已经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进步。因此，必须改变以血缘家族关系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特殊主义人际信任模式，代之以制度信任为核心的普遍主义信任模式，才能使风险社会中的社会转型与政治秩序保持稳定。     

论儒家和谐治道观的内在精神

儒家和谐治道观是从维护现有秩序的角度出发,以人作为社会的主体,以个体的心性和谐为基点,以家庭和谐为治理的载体,通过家庭内部伦理秩序的调整,延伸出人与人相处的法则,建立人际信任的环境,致力于形成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各负其责的社会存在状态。     

论行动主义路径中的政务诚信建设

加强社会诚信建设,首先需要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蹈西方社会契约型信任的老路,找到能够推动信任体系改进和诚信文化型构的中间力量——政务诚信;同时需要找到使政务诚信建设和社会诚信提升的行动主义路径——政府及各类行动者作为诚信规则体系及信任社会文化的承载者、制造者和改革者,引导社会进程并改变诚信文化结构与信任规则体系及类型,完成以政务诚信建设带动社会诚信提升的目标。其中,政府作为最重要的行动者,在行动主义视角下聚集社会治理体系中各类行动者的资源,以"元治理"的定位鼓励、引导民众和社会组织在不同平台、用不同方式共同处理公共事务时,产生相互的信任与合作,建立起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市民社会与公民国家需要的良好关系,完成政府信任资源与政治文化相互的构造过程,以政务诚信建设引导、培育社会精神与文化。这就需要形塑具有公共精神的行动者,造就具有包容精神和行动能力的服务实践者。要在公共生活的健全中提升多元主体的治理能力,在行动主义的合作治理体系建设中"导(道)之以德",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信任资源。     

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基于CGSS2010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CGSS2010数据,从人际信任、社会参与、互惠规范三个维度探讨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发现:人际信任是政治信任的强有力来源,基层选举参与助推政治信任的生成,互惠规范对政治信任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因此,从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出发,提高整个社会的人际信任水平、鼓励公民有序的基层选举参与、培育广泛的互助文化与合作精神,是社会转型期提升公众政治信任水平的有效途径。     

转型期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碎片化治理之弊

正(一)社会治理价值理念的碎片化社会治理价值理念的碎片化主要是指在社会治理中的不同部门形成的各自的部门价值和文化,集中表现为"政府部门利益化"倾向。从制度设计上讲,政府各部门应该是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工具,但在实践中,各部门往往只顾本部门的工作和短期利益,只注重局部环节而缺乏整体协调,导致"部门利益追求"替代了"公共利益关怀"。(二)社会治理组织结构的碎片化政府往往按其功能角色划分为许多职能不同的部门,但由于组织间缺乏沟通协调、整     

正视乡村治理中的社会资本问题

社会资本是指一系列的人际互动网络、信任关系、非正式的规范及组织，可以划分为传统社会资本和现代社会资本。当前我国乡村社会总体上呈现出传统社会资本逐渐式微而现代社会资本又未完全建构起来的转型格局。传统社会资本的逐渐式微，体现为家族宗族社会资本的衰落、亲邻关系的弱化和传统习俗规范的逐渐消逝。现代社会资本的缺失，主要表现为现代组织资本欠缺和现代契约信任资本不完善。     

完善政府治理体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正>一、什么是政府治理体系政府治理体系从广义上讲,涉及到政府本身以及社会、市场三个主体,本质上是指政府如何有效地、合理地处理好与市场、社会在国家管理中的关系问题。它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以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并有效发挥市场体制的自主作用为关键,以发展和完善社会自治组织、培育公民社会为重要补充。狭义上讲,政府治理体系更多是相对政府系统内部而言的,是指政府有效履行其职能所依托的一系列制度体     

活跃在首都治理工作中的四支队伍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陈吉宁市长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提高城市精治共治法治水平。坚持社会共治,拓宽群众参与渠道,健全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