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世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交融、结合吗？——评“趋同论”、“交融论”

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自身内在的质的规定性,而同其他社会制度相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有自己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从而成为两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放弃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必然陷入资本主义泥坑。在基本制度层次上不问姓“社”姓“资”,客观上是会导致资本主义化的。赞同“趋同论”、“交融论”的人,往往只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在运行机制方面的某些共性,而抹杀了两种社会形态在基本制度方面的对立性。我们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参与经济全球化、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往来的,这与社会制度的趋同、交融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因素,不能说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多了。民主社会主义是进行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     

“惊奇”理论:艾伦·维尔达夫斯基论政治文化的变化

政治文化作为一整套政治态度、信念和情感的集合体,常常被视为维系社会稳定的软因素,社会科学家们一般认为它难以解释变化。维尔达夫斯基在批判"两分法"的基础上,归纳出五种政治文化模式,并进一步引入"惊奇"这一概念,为政治文化的变化提供了多种可能的路径,更重要的是,他将政治文化的变化与社会体制的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     

试析规范伦理学的当代困惑——从后果论与义务论的差异看

现代社会的转型,客观上导致了个体道德价值内在困境,用＂困惑＂来言说规范伦理学的现代情境已经成为某种言语习惯。无论在逻辑意义上还是在历史意义上＂,后果论＂和＂义务论＂都是规范伦理学理论形态中两条重要路线。然而现代规范伦理学的发展过程,其实是人性、个体与类、价值追求的再发现与不断的道德选择过程,因而＂后果论＂和＂义务论＂这两种互补性复合伦理制度在当代伦理发展中也逐步显示出其价值困惑。     

“告别革命论”辨析

本文拟就当代中国新文化保守主义的史学纲领——“告别革命论”做一番全面的审视和评判。作者认为,其所赖以支撑的两大理论观点——“激进主义产物说”与“革命只破不立说”均不符于历史的事实真相。通过质疑和辩驳可以发现,辛亥革命以及本世纪的一系列革命运动并非如“告别革命论”者所谓是“丧失理性”、“盲目鲁莽”、“破坏一切”,而是具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伟大的历史意义。至于“告别革命论”者缘何陷入认识上的某种误区,这恐怕不得不归咎于其方法论上那些值得检讨的诸多舛误。     

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研究述评

信任,是社会良性运行的"润滑剂",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20世纪70年代以来,针对中国社会的信任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较为系统的信任研究理论或流派,它们分别是:信任文化论、信任结构论、信任制度论和信任转型论。     

熊十力量论思想梳释

熊十力自中年时期便发愿撰作《量论》,但因世道乱离、疾病折磨、年老神衰以及西方学术文化造诣之欠缺,以致终未成就这一专著。熊十力虽未成就《量论》专著,但其量论思想却在他的其他著述中有着相当充分的展现。熊十力量论包括量智论与性智论两个方面,量智为性智之发用但又假借官能以自逞;量智辨物析理而成就科学,性智不废量智而冥契本体;量智必须提升为性智,才可能避免人生因逐物而堕于物化的后果。熊十力认为,西方文化主体上重在量智,东方文化如儒道佛诸家主体上则重在性智;近现代以来西方量智文化极度扩张,对于人生、社会和自然界造成极其严重的弊害,当今之世,欲救人类,非昌明东方性智文化不可。     

理性与社会发展秩序

在对待理性与社会发展秩序的关系问题上,西方哲学史上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唯理主义的建构论理性主义,另一种是进化论理性主义或渐进理性主义。前者认为,理性是一种绝对之物,理性能够成为其自身的主宰,可以控制自身和社会发展进程;理性是社会秩序生成的根源,社会秩序印规范、制度和社会组织,是人的理性设计的结果。而后者认为,理性不是万能的,理性不能超越经验理解自身,理性具有一种不及性,理性发挥作用的程度和范围有限,社会秩序不是人的理性设计和审慎思考的结果,而是人的行为的结果,是累积性进化的结果,是人在不断的试错中形成的,自生自发的而不是理性设计的社会秩序才是最好的秩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超越建构论理性主义与渐进理性主义的对立。     

论PPP模式的起源、价值及趋势

公私合作的起源因国家社会、经济背景不同而具有差异性。起源于经济危机的英国、基于减税需求的美国以及政府推动下的印度都是PPP起源的代表性国家。PPP构建有限政府、自由市场、以人为本,注重公共利益的巨大价值及效用推动社会发展前进。面对不断被泛化的PPP模式,应当以制度理性引领PPP发展,并探究其在中国的发展路径。     

“政策网络”理论与中国基层政治研究

一、"政策网络"理论的简要脉络 在西方政治学和政府研究中,有两个主要方法为我们所熟知:一是通过分析公共权力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配,明确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这属于一种宏观的结构研究方法,其方法论基础为整体主义;二是通过分析个人和单个组织在政治过程中的功能和行为机制.这是一种微观的研究方法,其基本的理论依据是理性选择,个人主义是其主要的方法论基础.研究当中的问题是,在理论基础和观察视角等方面,这两种宏观和微观的方法都存在很大的裂痕,我们很难协调和沟通两种研究方法,为政治和社会现象作出整体性的解释.     

评爱尔斯特对马克思主义“功能解释”方法的发现

美国马克思学家爱尔斯特“发现”马克思说明社会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功能解释”的方法。他认为这种方法不用事物本身，而是用事物对客观需要的满足来说明其存在和发展；这种方法是以整体论和目的论为前提的，而整体论排斥个体主义对问题的微观研究，目的论排斥主体能动的理性选择，所以用这种方法建立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这种批评直指马克思学说的方法论基础，又以新颖的理论形式出现。但我们经过分析后就会发现，只是由于爱尔斯特不能理解“功能解释”仅仅是唯物辩证法“客观性和普遍联系原则”的一种运用，才会把它看作是独立于辩证法之外的某种东西，这是一种范畴性错误。另外，马克思的辩证法与机械整体论和神秘目的论本质不同，这种方法不是排除了，而是以更为科学的方式抽象概括了对事物的个体和微观研究，概括了主体能动选择和主体间性的原则。     

马克思与技术中性论的关系

在技术价值观问题上,马克思并非如一些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是技术中性论的典型代表人物。在马克思那里,技术是中性与非中性的统一,技术既有作为工具和手段的一面,同时,也赋有深刻的社会价值,对社会与文化的建构,对人的生成和发展发挥实际的作用和影响。     

论中国海洋文化界定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长期以来,方法论研究一直是中国海洋文化界研究的弱项,其主要体现在: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没有明确提出"究竟何种方法才真正适合于研究和界定中国海洋文化?"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出发、通过自觉不自觉地沿用自己已经熟悉的方法论模式来进行研究,似乎中国海洋文化的研究和界定的方法论问题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但实际情况却根本不是如此!因为研究方法究竟是否适合于被研究对象,是从根本上决定研究成败的最重要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本文通过概略分析目前研究者们在界定海洋文化的过程中采用较多的西方哲学研究的唯理智主义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方法"和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在揭示其根本缺陷是彻底忽略人及其感情表达的基础上,充分强调只有通过系统全面地批评扬弃这些研究方法,才有可能确立真正适合于探讨和研究文化、乃至中国海洋文化的"社会个体生成论"的研究方法,从而使作为被研究对象的中国海洋文化,真正得到恰当的对待、研究和界定,最终得出既具有现实针对性、又具有理论解释力的科学结论。     

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

政治文化对一个政治系统的合法性的获得、对政局的稳定、对现实中政治角色的活动和行为都有重大影响；政治文化还对政治变革和变迁产生巨大的影响。历史地说，政治文化有两种形式：现实政治文化和传统政治文化。本文主要着眼于考察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一、权威主义和等级制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权威本身应该是一个中性词,权威本身无所谓好坏,在一个存在着社会分工和分层的社会,缺乏权威是不可想象的,取消权威也是不现实的，这一点恩格斯在他的《论权威》里表述得很明确。权威能够给社会带来组织和秩序、制度和结构。对于行政学来说，区分权威和…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论纲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论把教育对象视为被教育，即教育主体影响和塑造的对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则认为，教育和教育对象都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体，二是以教育资料为共同客体的一种双主体协同发展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利益论的学科厘定

思想政治教育利益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畴内,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理论和实践考察和探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从学科层面看,思想政治教育利益论的提出和研究,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核心内容,奠定了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二者之关系问题的学科论域和理论取向。提出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利益论,是从唯物主义立场解答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理论自觉,这一研究路径和研究视角,对研究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一系列挑战,深化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具有重要意义。     

论司法独立的相对性

司法作为一种法律运行机制,离不开与其他社会因素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我国司法独立的理念形成和制度建构不能脱离时下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下,司法独立并没有获得完全独立的基础和环境,司法必须理性面对既有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社会文化。司法独立从来不是绝对的独立,也不可能绝对独立。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中平等思想的萌芽

平等思想在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是深入研究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一块举足轻重的"敲门砖"。《论犹太人问题》这篇文章是马克思思想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研究马克思平等思想的重要依据。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所实现的作为公民的权利平等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马克思在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基础上认为,只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时,才能真正实现实质平等。     

“跨越”论与新民主主义理论比较研究

"跨越"论和新民主主义理论,都认同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就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二者都强调辩证看待、科学分析资本主义,"占有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允许"有利于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在实现"跨越"的前提条件上,"跨越"论提出"相互呼应",新民主主义理论则重视立足本国人民力量。     

基于知识图谱(Cite Space)的国内外政治信任研究主题与发展脉络分析

政治信任是一个国家维持政治稳定与推进社会变革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政治信任直接关系到政治发展、政治稳定、社会成长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运用知识图谱(Cite Space)对国内外政治信任经典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获取政治信任的研究主题和发展脉络,并在比较的基础上指出国内政治信任研究存在问题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经过分析发现,国内的政治信任研究还不太成熟,在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存在诸多问题,为此,我们可以从西方政治信任研究的进路中借鉴,厘清政治信任的前因后果,将政治信任作为政治学实证调查和理论探讨中的重要问题和重要领域,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演进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843年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到1886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发表,这个阶段主要是"合力论"内容的形成,即回答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从1886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发表到1890年写给约.布洛赫的信,这个阶段主要是对合力论的完善和发展。通过对恩格斯历史合力论演进的分析可以发现:恩格斯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地位;恩格斯科学主义倾向;恩格斯认为社会和自然一样都有其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