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打法律的文学

"他对任何事情都没有观点.他只是怀着无比的同情参与人类生活……"乔治·桑塔耶纳如此评价查尔斯·狄更斯.西班牙人桑塔耶纳在伦敦浪迹多年,彻底融入了狄更斯笔下的雾都风景,这句话算是说到了点子上,他从文学大师的嬉笑怒骂看出了本质的关怀.     

论环境法的价值

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具有双重性 ,即它不仅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在涉及环境保护时形成的社会关系 ,也调整人与自然之间利用与被利用 ,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这种调整对象的双重性使环境法学的价值内容也具有了双重的内容。这就是环境法具有正义和功利双重价值 ,而正义价值和功利价值又都具有双重的内容。其中正义价值包括人类正义价值和自然正义价值 ,功利价值包括物质功利价值和精神功利价值。这些价值考查 ,有着其哲学、伦理学、自然科学和经济学基础 ,它的内容和界定也是以这些知识为理论基础的。     

论西方契约论的两个传统:自利与非自利

西方契约论大体有两个传统:一是从霍布斯到洛克再到哥梯尔发展形成的自利契约论。这一理论认为,道德判断的依据是基于谈判各方立足自身利益经谈判所制定的契约或达成的共识,自利理性是唯一的理性原则。二是从卢梭到康德再到罗尔斯、斯坎伦发展形成的非自利契约论。这一理论认为,道德原则是由平等自由的个体基于某种共同的意志或理想达成的共识所决定,自利理性并非唯一的理性原则。应该说,这两种传统都试图证明或预设某种终极的价值,但每一种价值本身却又无法解释所有的道德问题。因而,二者都无法回答规范伦理学中"什么使一个行动成为道德的行动"的问题,而斯坎伦所指出的"他人无法合理的反驳"则为我们指出了未来道德共识的可能路向。     

中国法治的人文道路

现时代需要一种融合中西人文主义之精髓、兼济人的认知理性与道德理性的新人文主义。从人文主义的视角看,道德人文维度与民主政治维度是构建中国法治需要着力加强的两个方面。在法治发展道路上,中国需要协调好法治的道德、功利、政治与行政四个层面,沿着自身的文化传统,打造政治和社会的理性与道德基础,开拓一种具有厚重人文底蕴的"道德的民主法治",实现仁义道德与自然权利、民主法治在现代的历史衔接。     

道德情绪:厌恶、愤怒情绪在道德判断中的区分

道德判断中的情绪因素在近阶段成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研究早期,传统的理性主义模型占有主导地位,该理论认为道德判断是一系列理性模型的结果,道德判断需要一系列的推理,而道德推理者的表现就像是一个科学家,通过形成和检验假设来获得推理结论,但随着人们对认知双重过程论的逐渐认可,传统的道德判断理论受到了挑战,相关.研究者们提出了一系列道德判断的情绪模型,认为道德判断是由快速的道德直觉,情绪所导致和产生的,进入21世纪,西方道德心理学在社会直觉模型的基础上,Haidt等人结合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提出了道德的五基准理论这一新概念、为道德情绪与道德判断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道德人”与和谐社会

“道德人”是指作为有自己的目的并具有一种正义感能力的有理性的存在物的个人。它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础预设。“公平正义”是我国和谐社会观的道德价值诉求，“以人为本”是和谐社会观的哲学前提。道德人在和谐社会中有普遍实现的可能性，“道德人”对和谐社会的实现有重大促进作用。     

从一元到多元:一般预防论的流变

本文考察了一般预防论的历史演进过程 ,认为重刑威吓论是一般预防的初始形态 ,古典功利论是一般预防论的近代形态 ,多元遏制论是一般预防的当代形态。重刑威吓论相对于等害报复论是一种历史进步 ,但是 ,其因易于导致严刑苛罚、刑罚的盲目性与随意性以及不合效益观念而具有不合理性 ;古典功利论虽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重刑威吓论的某些缺陷 ,但其将所有犯罪均视为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则显然失之片面 ,且未能彻底消除严刑苛罚的危险以及刑罚的盲目性与随意性 ;多元遏制论因未将一般预防限于威吓而趋向于对一般预防作用的全面揭示 ,克服了古典功利论将所有犯罪都视为人之理性选择的结果的片面性 ,且因兼顾报应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来自报应论的责难     

现代转型社会机制下的法律和道德关系刍议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学上所探讨的现代社会转型期，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上都有着多种价值判断，人们在面对法律与道德的认知和处理现实问题之时出现了一种与原来价值判断相背离的趋向。鉴于此，本文试图寻找对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新的认知调整。     

“德—道”与“自然—自由”:庄子心性秩序理论的形上建构

在天人之辨这一主题中,局限于对庄子哲学作"客观自然义"理解,遮蔽了其心性理论及其道德哲学主旨,即如何合乎人性化生存这一存在论与价值论问题。理解庄子的心性秩序建构需要把握其双重规定性,即"德-道"理型与"自然-自由",前者构成心性秩序的本体性规定,后者则是庄子建构心性秩序的实践理性原则。在这样的理解中,自然与道德、个体性与普遍性、生命个体与伦理实体的关系及其内在张力获得伦理道德精神与心性秩序的精神还原。基于本体与现象的区分对自然与自由关系的探讨,庄子不仅深刻反思了人的道德存在本质从而呈现其存在论价值视阈,而且由对自然心性与现实人伦的深刻审察进一步敞开社会伦理向度这一重要的实践领域,探讨自然秩序与道德价值、自然心性与历史道义之间的关系,由此获得审视现代理性道德价值这一深刻的现代性论域。     

道德评价与法律干预的临界点

法和道德在终极意义上同样都是百姓伦理价值的体现，所以道德评价与法律干预具有社会价值的一致性。道德评价保障了私权利空间，而法律干预则是国家公权力介入私人空间。因此，应该把难以弥补的重大社会公共利益被侵犯作为道德评价与法律干预的界限。这一界限是在不侵犯私权利的情况下保障社会利益的最佳途径。     

道德阈限与道德教育的禁忌

传统观念认为：一个人“越道德越好”。事实并非如此，当道德行为超过一定的界限，会由于对他人理性自由的侵害而走向自己的反面，因而道德也有一定的阈限。道德教育，出于对人社会性需要的关怀，在现代已经不能仅由意图的“道德”而实现其初衷，所以，道德教育也有禁忌。道德教育的禁忌在不同的时代有所不同：传统表现为“自由”，现代则表现为“过多的干预”。     

自然与人性:孟子和庄子道德发生学之异同

孟子和庄子分别把道德之发生归之于自然和人性,承认道德的自然属性。在道德发生学问题上,二者的共同特点是"内在超越"。然而,孟子和庄子对于人性之自然属性有不同的判断,造成了儒、道两家道德发生学的根本分歧。孟子认为社会性的善也是内在于自然的,可以从本性中求得,同时又以人性与动物本性之不同论证人性在道德属性方面的优越性。庄子认为人之道德行为是自然而然的,一旦放在社会价值评价体系下就偏离了内在性而导致道德的外在化并进而伤害道德的真性。庄子推崇纯任自然的道德发生机制,因此不承认人在道德属性上具有优越性。     

宪法的道德之维——兼论宪法的普遍低度道德法则

道德是宪法的价值基础。作为一般性的普遍规则,宪法必须遵循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则,这些法则构成宪法的合法性标准。宪法的道德价值不可避免地与理性价值相结合,宪法的道德思维是助就这种结合的内在因素。作为规则,宪法必须被解读,任何宪法的解读都是人的解读,因而都是道德的解读,因为人都是道德的人。     

功利与公正之间:立功制度的价值取向及其改造

我国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立功是我国特有的一项量刑制度,究其本质可以说是一种国家和犯罪分子的双重功利主义.功利是立功制度的基本价值,这是由其立法目的决定的,然而,立功制度牺牲了被害人的利益,对违反社会最基本道德的行为进行褒扬,违反了立法最根本的道德基础.因此,需要在立功制度中强调公正原则对功利原则进行限制,并对二者的关系重新调整与定位.     

科学与信仰可以和谐发展

周文华、王公晓在《广东社会科学》撰文认为，科学和信仰是“影响人类的两股最强大的普遍力量”。这两股强大的普遍力量不是相互替代、相互争斗、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统一关系。首先，科学与信仰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人类一切文化都源自于社会实践，科学、信仰、道德、艺术等所有文化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其次，科学与信仰统一于人的本性。人有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求，     

道德与犯罪预防

道德在预防犯罪中的作用一直倍受关注 ,也颇多争议。一些人承认道德的预防功能 ,但因其收效缓慢而日渐失去信心 ;另一些人则彻底否认道德之作用 ,认为其无助于犯罪预防。事实上 ,无论从道德与犯罪关系的论证上 ,还是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 ,道德都可以 ,也必然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对犯罪可以进行道德预防 ,首先是因为 ,道德规范与犯罪之间存在一定联系 ,即由于道德缺失、道德衰退、道德危机等现象 ,引发了相关的一系列犯罪。从犯罪人的意识形态分析 ,尽管刑事犯罪复杂多样 ,但“缺德”是大多数故意犯罪共同的意识特征 ,而这种“缺德”正是道德…     

公证制度的价值取向

一、公证价值的基本定位 “价值”是一个抽象性极高的概念，含义十分复杂。即使我们小心翼翼地使用它．也可能有多种多样的用法。根据学者的归纳，从理论上说，人们至少在三大层面上使用“价值”这一概念：一是日常生活用语，其特定含义是指“有用”或功利、效用；二是经济学用语。特指劳动产品和商品的内在社会本质特征；三是哲学的最高抽象意义上所理解的“价值一般”，即包括功利、道德、审美等在内的所有具体价值的共同概括。     

论道德推理训练在罪犯矫治中的应用

道德判断与道德推理水平作为人类高级认知层面的表达，与越轨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犯罪人的道德认知发展处于较低水平的现实。使得通过道德推理训练而提高道德认知水平的途径与策略成为罪犯矫治的一种有积极效果的努力。道德判断与道德推理的理论与司法实践技术的研究证明，道德推理训练方法在罪犯矫治中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林语堂与徐訏关系探析

在林语堂与徐訏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们既是同事又是朋友，还有长辈与晚辈之别，而且数十年如一日彼此友谊不衰。重要的是，二人互相都有赞美和批评，这为后人理解他们的思想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系。另外，在人生道路、性格特点、学观念、化思想、审美情趣等多个方面，林语堂与徐訏关系密切而又区别明显。对此进行的细致梳理和比较研究，就具有个人和学史的双重意义。     

道德的自律与他律——以德治国漫谈之二

以德治国，关键是必须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平，而如何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平呢？由于道德对人们的强制力量较弱，人们对道德准则的遵从，更多地是依靠人们对道德准则的自觉遵守，而不是外在的强制力量，因而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提高道德水平的关键是依靠人自身的修养，唯心主义甚至认为是人先天的本能。也就是说，大多数人认为对道德的遵从与提高依靠的是道德的自律而不是他律，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道德标准，犹如挤在一起取暖的刺猬之间的距离，就是调剂好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的最佳关系：对群体利益过分张扬，影响个体的积极性，最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