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以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化解为视角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提出了"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目标要求。这就要求我们深刻地领会并把握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在构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机制尤其是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方面的重要性。坚定目前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的价值目标,诊断目前群体性事件预防化解的现实困境,探寻新的社会治理方式,构建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新机制。     

基层矛盾纠纷摸排化解的创新实践及经验启示——以深圳市Y街道“三前移”模式为例

创新基层矛盾纠纷预防调处和多元化解是实现基层良善治理的重要手段。深圳市Y街道基于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实需求,立足地域特色和矛盾纠纷的特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开展了信息摸排前移、宣传引导前移、多元调解前移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三前移”工作法,形成了多层次、多维度、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的新模式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基层矛盾纠纷摸排化解需要须以党建为核心、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源头治理、坚持科技赋能,不断推进多元化解机制的发展和完善。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基层治理的意蕴、困境与优化路径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和价值目标。农村基层的有效治理有助于化解基层矛盾、修补基层生态、巩固基层政权。面对农村基层治理理念异化、基层治理与社会结构"脱嵌"、基层行政权力"势差"、治理效益递减的困境,应该从矫正治理理念价值偏差、创新基层治理方式、优化基层治理结构、健全基层治理机制层面入手,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的优化和乡村的善治。     

大调解机制的创新与完善--以郴州市X县大调解机制为考察对象

在创新有效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的社会治理目标下，重新审视大调解机制仍具有实践意义。目前，郴州市X县的大调解模式运行成效显著，但存在着行政色彩较浓，调解员保障机制不健全、监督机制缺位等问题。为了使大调解机制长效运行，应当将其纳入法治轨道、并且实现调解队伍的职业化与监督机制的一体化。     

深化社会组织改革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社会组织与政府、市场(企业)被公认为当今社会治理的"三大支柱"。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等。社会组织发展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深化社会组织改革,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社会组织发育,成为推进社会建设与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无讼社区”建设研究——以成都市大邑县为例

文章以大邑县"无讼社区"建设为例,从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视角通盘设计、谋篇布局,探索基层治理法治化内在规律,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强大合力,推动社会矛盾纠纷有效化解,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实现"无讼社区"建设的社会价值。     

行政与司法在纠纷多元化解中的双重面向

当下纠纷多元化解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呈现出双重面向:一方面在大量的常规性矛盾中行政机关与法院合作形式化;另一方面,针对少数非常规性矛盾,行政机关与法院以矛盾实质化解为目的形成了多中心协同治理的局面。其背后的机制在于,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行政机关与法院在应对常规性矛盾时各司其职,彼此合作需求弱化。但与此同时,面对非常规性矛盾,法院和行政机关具有协同治理的内在需求,在条块关系网络中二者又具备了合作的组织条件,当事人的策略行动推动常规性矛盾向非常规矛盾转化进一步固化了纠纷多元化解的双重面向。完善措施在于优化行政机关和法院各自纠纷化解职能的基础之上建立多元合作的长效机制。     

创新社会治理的思考

当前我国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而且有助于增强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创新社会治理,要从观念上完成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智治”与“联动”: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新形态——基于佛山市“1+3+X”的案例分析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并丰富"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亟需研究者从本土案例中形成更多具有中国话语价值的学理性思考。采用个案研究法,追踪佛山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1+3+X"的多元主体协作治理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历程,重点分析其过程演变和行为路径,并识别出"智治"与"联动"两个特征,进而发现市域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三组基本规律:矛盾化解目标的共识达成、政府治理职能的适应调整、技术赋权赋能的深度嵌入。"智治"与"联动"不仅是技术治理逻辑与官僚体制逻辑相互形塑的结果,也是基层政府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而主动创新的结果。"智治"与"联动"两种逻辑的适时调适并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差距,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政治优势。     

非讼程序:预防和化解社会纠纷的程序创新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是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上提出的重要观点,其中的关键在于创新。在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基础之上,引入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在通用的非讼程序,特别是结合我国现有的特别程序进行整合就是一种程序创新。借鉴大陆法系国家非讼程序理论,充分发挥非讼程序提前介入社会生活,从而起到预防纠纷、化解纠纷的作用,结合现有的特别程序规定,丰富我们解决纠纷的方式和途径,为中国的当事人提供一种更有弹性、更加灵活的纠纷处理方式,也为我国法院提供一种提前介入社会、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与途径。     

韩国政府委员会在公共冲突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启示

韩国政府委员会分为行政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自1945年以来,韩国历届政府为治理各个领域的公共冲突成立了多种形式的政府委员会,它们在化解土地纠纷、劳资纠纷、环境纠纷、政治、行政和社会冲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韩国顺利实现社会转型提供了组织保障。韩国政府委员会的组织形式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公共冲突治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行政、司法与个人：乡村矛盾纠纷化解的互嵌逻辑——以陕北富县“两说一联”为例

在推动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过程中,乡村作为基层治理格局中的重要单元形态存在,然而,矛盾纠纷的复杂演变却与乡村和谐稳定发展的需求相悖。对陕北富县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纠纷机制——"两说一联"的探究发现,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纠纷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综合考量多重力量的互嵌整合,构建合作利益链条。因此,通过复原矛盾纠纷事件及运用"两说一联"化解纠纷的具体过程,从角色定位、利益整合与观念转变角度来探讨互嵌逻辑的实现。     

司法机关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社会治理创新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法治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司法机关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司法机关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要明确自身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定位和职责,理清与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在法治层面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推进社会治理制度机制创新,探索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工作领域。司法机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司法体制改革为契机,以强化法律监督、延伸司法职能和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为重点,建构社会治理创新的法律制度体系和法治秩序。     

律师参与信访接待 化解涉法涉诉信访矛盾问题研究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律师参与信访接待、化解信访矛盾源自法治国家建设需要和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的现实必要。在当前司法公信力语境下,各地检察机关必须务实探索,在控告申诉检察工作中引入律师参与信访接待、化解涉法涉诉信访矛盾工作机制,将人民群众合理诉求纳入法治轨道。     

土地行政争议的国家治理——以化解机制的法治化建构为路径

土地行政争议是当前我国行政争议领域的重点和难点,立法的粗疏和滞后以及执法权的滥用导致此类争议不断涌现。在提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之下,土地行政争议的国家治理需要立足法治思维,坚持依法行政以打造服务型政府,崇尚尊重保障人权以实现有效的权利救济。在土地行政争议化解机制上,应当考虑建立以司法类机制为保障、行政司法类机制为主体、社会类机制为补充和行政类机制协调配合的法治化体系,整合有限的司法行政资源,实现各种解纷途径间的功能互济,同时降低办案门槛,引入简易程序,提高化解争议的效率。     

社区多元协同治理浅析——新时代基层社会矛盾源头治理的有效机制

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但新时代我国基层还呈现出矛盾主体多元化、矛盾客体复杂化、矛盾类型多样化、矛盾群体规模化、矛盾调处疑难化等问题。这需要我们通过建立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基层矛盾调处机制;主动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健全矛盾纠纷排查机制;用大数据搭建多元共治的社会矛盾纠纷预警管理系统;创新优化矛盾纠纷社区多元化解联调机制等方法实现源头治理,从而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     

后疫情时代社会组织矛盾纠纷化解效能分析

“后疫情时代”是新型城镇化和疫情时期国家治理制度逻辑经历变化的综合作用时期,在此阶段社会矛盾纠纷呈现成因复杂化、群体集中化、影响社会化等特性。由于行政力量在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中追求决策理性化和利益最大化,逐渐显现出社会性链接薄弱、情感性疏导缺乏和专业性嵌入欠缺的局限性。而社会组织因其具备民间性、组织性、专业性和志愿性,使得其在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中具备特殊优势,具体可从理念认知、制度建设和实践路径三个层面协同推进社会组织建设发展,以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在后疫情时代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中的效能,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团结。     

双网互嵌：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协同治理的逻辑理路和实践进路——以T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模式为例

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协同化解需要行政调解网络与社会调解网络的要素协作与功能耦合,双维网络的互嵌逻辑为破解矛盾纠纷调解障碍、实现协同治理增量提供新路径。矛盾纠纷协同治理的生成理路包括三大核心节点：重组协同治理理论要件,追踪挖掘矛盾纠纷化解多元模式的实践行动与运行机制,以及形成社会矛盾纠纷协同治理共同体。协同调解网络的互嵌融合有赖于共识塑造、制度设计、能力建构、条块结合等治理要素的共同作用,矛盾纠纷的多元调解机制及运行模式推动治理方式优化、网络关系重塑与多维空间缔结,激活并优化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协同调解体系。互嵌化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为重建协同秩序、畅通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与协同治理的融合通道提供了新的实践进路。     

地方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对策探索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之际,本文将从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及特征出发,讨论地方政府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存在的法律缺失、管理失当、角色错位等问题,进而提出从回应型政府构建以及提升政府公信力等角度出发改进地方政府在群体性事件上的处置对策。     

公安机关创新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刍议——借鉴公共卫生三级预防理论

借鉴公共卫生领域的"三级预防理论",公安警务室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中可建立符合实际工作需要的"一级预防、二级化解、三级评估"模式,创新排查化解相关工作,对矛盾纠纷这一社会之"疾"从源头上进行有效防治,促进依法有序表达诉求、及时有效解决问题的社会环境。